保障性收入:促进重返社会过渡期青年干预的新方向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Guaranteed Income: A promising direction for intervention with transition age youth in re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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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0月25日
来源: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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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当前重返社会干预过度关注个体风险修复而忽视结构性障碍的问题,探讨了保障性收入(Guaranteed Income)作为支持刑满释放过渡期青年(Transition Age Youth)的新干预模式。研究通过文献综述,从理论上论证了保障性收入如何通过提供稳定性、自主性、探索机会和促进再融合来支持青年的发展脱轨(Desistance)进程。该研究为革新重返社会干预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具有显著的实践意义。
当21岁的泰(化名)在离开监狱五周后接受访谈时,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谈论心理健康只有这么多帮助,一旦我离开这里,这能真正帮我什么?我会成为一个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房子的快乐的人吗?” 泰的反思揭示了许多重返社会干预措施的一个主要局限性:它们旨在改变个人,却往往没有解决重返社会过程中面临的物质和结构性挑战。
对于经历长期监禁后重返社区的过渡期青年(通常指17至26岁的年轻人)而言,他们面临着双重过渡的复杂挑战:一是从监禁状态重返社会的再适应过程,二是从青春期向成年期的发展过渡。然而,当前主流的重返社会干预模式往往狭隘地聚焦于个体的康复和风险因素降低,如提供职业培训以增加就业能力,或提供咨询以解决人际冲突、心理健康或决策问题。这些干预措施通常较少关注住房、就业机会和贫困等同样塑造重返社会轨迹的物质和结构性挑战。
这种过度关注风险降低和康复的模式在少年和刑事司法系统中普遍存在,但对于经历长期监禁后重返社区的过渡期青年来说,对更全面、响应物质需求的干预措施的需求尤为迫切。研究表明,在释放后的第一年,24岁以下的年轻成年人平均收入为16,180美元,而无犯罪历史的同龄人平均收入为26,931美元。过渡期青年重返社区后的失业率是其同龄人的两倍(20%对10%),并且经历高比例的住房不安全(每10,000人中有274人,而普通公众中每10,000人仅有13人)。这些经济困难进一步阻碍了年轻人建立财富和长期财务轨迹的能力。
在此背景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福利系的Julia Lesnick在《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上发表研究,探讨了一种更具整体性、响应物质需求的干预方向——保障性收入计划,作为帮助年轻人应对重返社会过程中相互交织的物质、结构和个体挑战的潜在解决方案。
为开展本研究,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叙事性文献综述(Narrative Review)方法,这一方法适用于评估新兴主题和概念化新的研究方向。研究综合分析了关于过渡期青年重返社会挑战、脱轨(Desistance)过程以及当前政治经济背景下重返社会环境的文献,同时考察了关于保障性收入模式的辩论和证据。通过整合这两个领域的发现,研究提出了四个理论命题,解释了保障性收入如何能够减轻重返社会的结构和物质障碍,并创造支持重返社会和向成年过渡的机会。
研究首先回顾了关于犯罪脱轨和当前重返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的文献。脱轨研究揭示了年轻人走向无犯罪生活的独特、非线性的途径,这一过程涉及行为、身份和归属感的转变。然而,年轻人在实现脱轨目标过程中遇到诸多障碍,包括持续的刑事定罪化、污名化、难以满足基本需求以及追求个人和专业目标面临的巨大障碍。政治经济学分析则表明,新自由主义治理下的国家重构创造了一个退步的系统,通过削减社会公共产品供应同时扩大刑罚措施,加深了社会不平等。这种背景与全球经济通胀、经济和社会流动性下降以及生活成本上升相结合,对所有新兴成年人构成了巨大困难,但对重返社区的年轻人尤其不利。
保障性收入计划旨在通过无条件的现金支付来减少贫困和物质困难。该模式遵循五个原则:定期支付、现金形式、面向个人、无条件性和在目标人群内的普遍性。支持者认为该模式作为一种社会保护形式具有优势,提供了一种更“解放性”的方法,为人们退出有辱人格或危险的工作或环境提供了安全网,并赋予追求个人目标的自由。批评者则提出了意识形态和实践上的担忧,包括可能削弱工作积极性、可持续性问题以及可能维持而非减少收入差距。现有评估显示,保障性收入与贫困、健康和教育的积极结果相关,并且似乎不会抑制劳动力市场参与。针对年轻人或曾经被监禁成年人的试点项目评估也显示出积极结果,如住房和财务稳定性提高、压力减轻、家庭关系改善以及更大的尊严感。
研究提出了四个理论命题,解释了保障性收入如何改变过渡期青年的重返社会轨迹:
保障性收入可以通过提供可预测的财务支持,帮助年轻人在充满不确定性和突然变化的时期站稳脚跟。它可以提供一个直接的安全网,保护年轻人免受经济剥夺,并提高住房、食品和财务稳定性。通过解决年轻人重返社会期间的不稳定状况,保障性收入可以减轻一些限制个人选择的物质和结构性障碍。
通过以现金形式直接向个人提供支付,保障性收入可以赋予年轻人更大的生活决策权。无条件的现金支付可以扩大自决的机会,这对于经历长期监禁后重返社会、继续面临限制和家长式监督的过渡期青年尤为重要。现金支付的灵活性也适应了脱轨的个性化、非线性过程。
保障性收入可以为过渡期青年提供更多手段来投资于他们的教育和职业发展。它还为年轻人提供了财务缓冲和资源,以考虑不同的职业道路和个人成长机会,如旅行、娱乐或爱好。这种个人和专业探索是年轻人了解自己、弄清楚自己想成为谁、发现什么给生活带来意义的重要发展经验。
现金援助计划有助于挑战过渡期青年在重返社会后立即自给自足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并反对对那些难以做到这一点的年轻人污名化和惩罚的文化。该计划可以展示社会对帮助重返社会的年轻人的承诺,并肯定他们值得保护免于贫困。
这些命题为保障性收入作为过渡期青年的重返社会干预措施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它们展示了保障性收入如何能够合理地减轻当今政治经济中脱轨和新兴成年期的一些结构和物质挑战。与许多重返社会计划侧重于改变行为、认知或家庭风险因素不同,保障性收入可以解决学术研究中确定的多层次脱轨障碍,包括经济剥夺和重返社会期间的结构性障碍。通过提供一个经济基础,使年轻人能够按照其改变的动机行事并保持一致,保障性收入可以干预内部和外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然而,保障性收入作为重返社会干预措施也存在局限性。现金援助可能鼓励但不会“导致”脱轨或确保顺利过渡到成年期。这些是复杂的过程,需要保障性收入以外的改变,例如支持性关系和动机,并提出保障性收入可能无法解决的挑战,例如警察侧写和同伴压力。一些潜在的实施挑战和意外后果也值得提及,包括行政效率可能无法实现,以及可能强化有害的种族化叙事。此外,保障性收入可以被视为一种权宜之计,掩盖了更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研究结论指出,保障性收入为过渡期青年提供了一种有前途的重返社会干预方向。通过综合发展、犯罪学和社会学研究,证明了保障性收入提供了一个有希望的方向,以减轻重返社会的一些物质和结构性障碍,并在当前政治经济中支持脱轨过程和向成年期的过渡。保障性收入提供了一种更加物质化和情境化的干预模式,解决了专注于康复和个体或家庭风险降低的传统重返社会方法的一些局限性。
在实践意义方面,保障性收入支付必须足够丰厚,以满足生活成本和该人群面临的额外财务负担。保障性收入计划应与其他支持独立性、自主性和探索的规划和服务一起提供(但不以参与为条件)。计划应尽量减少典型的官僚障碍,并应与相应的法律援助和倡导相结合,以降低重返社会和再融合的障碍。
未来研究应考察保障性收入如何影响新兴成年期的发展过程和与脱轨相关的犯罪学过程,并检验本文概述的命题。随机对照试验可以帮助分离保障性收入的因果效应,但应仔细平衡方法严谨性与对弱势群体的伦理考虑。研究应纳入累犯以外的指标,以捕捉保障性收入的整体效果,并检查干预效果在不同亚组中的差异。纵向研究对于探索现金援助在整个重返社会、脱轨和新兴成年期持续复杂过程中的影响非常重要。定性研究可以探索年轻人如何感知和体验干预,以及在此过渡期它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成本效益分析对于政策制定者比较保障性收入与传统重返社会服务的成本和长期节省至关重要。最后,研究应检查计划实施情况,包括可能解释干预效果的干预设计特征和干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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