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fsQCA的配置分析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Influencing factors of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 among Chinese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a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based on fsQCA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探讨了中国女性大学生高身体活动行为的驱动因素，发现存在四种典型交互模式，强调多因素协同作用而非单一变量效应。

　　本研究旨在探讨影响中国女性大学生高身体活动水平的多种因素组合。随着全球健康意识的提升，身体活动已成为促进健康的重要手段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指南》明确指出，规律的身体活动不仅能改善心肺功能和代谢健康，还能有效缓解焦虑和抑郁症状，从而提高整体生活质量。然而，尽管身体活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全球范围内的参与率仍然不足，尤其是在女性群体中，这一现象尤为突出。根据2022年的全球研究数据，约有18亿成年人（占全球总人数的31.3%）身体活动不足，其中女性的比例（33.8%）比男性（28.7%）高出5.1个百分点，且这一差距在过去二十年中持续扩大。因此，提高女性身体活动水平成为公共卫生政策中的关键议题。

在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数据表明，2022年只有37.2%的中国人定期参与身体活动，远低于2030年设定的45%目标。虽然青少年群体中定期活动的比例达到55.9%，但随着年龄增长，这一比例显著下降。女性大学生的参与率更是低于男性，显示出这一群体在身体活动方面的特殊挑战。这些挑战源于多重社会、心理和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研究女性大学生身体活动行为的成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深入理解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不仅有助于激发女性大学生的内在动机，建立长期的身体活动习惯，改善健康结果，还能够缩小性别之间的健康差距。此外，该研究也契合高校体育教育的目标，为国家体育战略和全民健康计划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依据。

近年来，已有大量研究探讨影响女性大学生身体活动行为的因素，如锻炼自我效能感、性别角色、动机水平和社会支持等。然而，大多数研究仍然依赖传统的线性模型，即假设单一变量对行为的影响是直接且线性的。这种方法虽然有助于识别某些关键因素，却难以揭示多个变量之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以及不同变量组合如何在不同情境下导致相似的行为结果。因此，本研究采用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结合社会认知理论（SCT）中的“个体—行为—环境”三元互惠框架，从配置性视角出发，探索多种因素如何共同作用，形成高身体活动行为。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行为和环境三者之间存在动态、双向的互动关系，而非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这种理论强调，行为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单一变量的直接结果。基于这一理论，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将身体活动行为作为研究的最终变量，同时纳入六个前因条件，涵盖个体认知（如锻炼自我效能感和锻炼感知价值）、动机驱动（如锻炼动机和主观锻炼体验）以及环境互动（如朋友支持和社会焦虑）三个维度。这些变量的选择基于系统文献综述的结果，确保其在学术研究中的广泛适用性和文化适应性。

为了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本研究采用了严格的伦理标准。研究方案已获得江西师范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的基本原则。在数据收集前，研究人员向所有潜在参与者详细说明了研究的目的、程序、自愿参与的原则以及保密措施。所有问卷均为匿名形式，数据仅用于统计分析，不会涉及任何个人身份信息。在整个数据处理和分析过程中，均保持数据的匿名性，以保护参与者的隐私。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为全国12所全日制本科高校的非体育专业女性大学生，样本量为115人，有效回收率为82.1%。问卷调查于2025年5月6日至17日进行，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确保样本在地域分布（包括华东、华北、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地区）和学术领域（涵盖所有12个学科）上具有代表性。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排除了超过20%项目缺失、70%以上项目重复以及标准化Z值超出±3范围的问卷，以确保数据质量。此外，样本在不同年级中均匀分布，研究团队还进行了严格的数据核查，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了fsQCA这一方法论工具，它特别适用于小样本和中等样本的分析，能够揭示不同变量组合如何共同导致特定行为结果。通过将原始数据转换为模糊集（0到1之间的连续值），fsQCA能够识别出多种条件组合如何共同促成高身体活动行为。在变量校准过程中，研究团队根据数据特征和相关文献，设定了明确的校准阈值：95%为完全归属，50%为临界点，5%为完全不归属。这些阈值的设定有助于确保变量转换的客观性和可重复性。

研究结果表明，没有任何单一的前因条件是高身体活动行为的必要条件。相反，高身体活动水平的形成依赖于多个条件之间的协同作用。研究共识别出八种不同的配置路径，其中包含两个到五个核心或外围条件的组合，整体解决方案的一致性达到0.888，覆盖率达到0.722，显示出该模型具有较高的稳健性。这八种配置路径可以进一步归类为四种典型驱动模式：沉浸式享受、自主驱动、双核心强化和效能焦虑补偿。这些模式揭示了身体活动行为形成过程中多种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包括互补、替代和补偿机制。

沉浸式享受模式强调内在能力信念和即时情感回报的协同作用。当个体具备高自我效能感和积极的主观锻炼体验时，即使缺乏明确的锻炼动机或价值认知，也可能形成高身体活动行为。这一模式显示，个体的内在驱动力在缺乏外部支持的情况下仍能发挥重要作用。自主驱动模式则基于高自我效能感和高锻炼动机，形成一个以明确目标和强自信为核心的“自主引擎”。该模式表明，即使在缺乏外部支持或价值认知的情况下，个体的内在驱动力仍可作为替代因素，维持高身体活动水平。双核心强化模式则涉及朋友支持和自我效能感的共同作用，显示外部资源和内部信念如何相互强化，形成稳定的高身体活动行为。效能焦虑补偿模式则揭示了外部支持、内在驱动力和过程奖励之间的动态平衡，以及自我效能感如何缓冲社会焦虑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些发现不仅挑战了传统的单一因素决定论，还强调了行为形成过程中条件组合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例如，社会焦虑（SA）在传统线性模型中通常被视为负面因素，但本研究通过配置性分析发现，SA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情境依赖性。在某些条件下，如个体具备高自我效能感、强锻炼动机和积极的主观体验时，SA的负面影响可以被有效中和。这一现象被称为“负面因素的条件转化”，即某些被认为具有负面作用的因素，在特定的条件组合下可能不再成为行为的障碍，甚至可以被转化为促进因素。

此外，研究还揭示了多个补偿和替代机制。例如，内在补偿机制显示，自我效能感和积极的主观体验可以替代低动机，从而维持高身体活动水平。内在替代机制则表明，强自我效能感和锻炼动机可以替代外部支持和价值认知，形成稳定的高身体活动行为。内在-外在补偿机制则强调，朋友支持和自我效能感可以共同抵消内部障碍，如低感知价值、弱动机和负面体验。多资源补偿机制则进一步说明，朋友支持、锻炼动机、积极体验和低焦虑环境可以共同抵消低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形成强大的行为驱动。资源缓冲机制则显示，多种积极资源可以共同缓冲社会焦虑的负面影响，维持高身体活动水平。

这些发现为未来的健康行为干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传统的健康干预往往聚焦于减少风险因素，而本研究则提出了一种更为系统的方法——通过构建支持性配置来转化风险。这意味着，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应更加关注如何通过增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锻炼动机和社会支持，来改变那些被认为具有负面影响的因素所处的条件环境，从而实现更精准和有效的健康促进。同时，研究还强调了不同子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建议采用差异化的干预策略，以满足不同女性大学生群体的具体需求。

例如，针对沉浸式享受型群体，研究建议通过逐步实现目标和多情境设计来增强自我效能感和主观体验。在体育教学中，可以采用渐进式技能提升模型，如将有氧运动分解为基本步骤、组合动作和完整表演等阶段，利用阶段性“视觉认证”系统来系统性地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在课外活动中，可以创建主题沉浸式场景，如结合灯光和声音效果的“星光荧光夜跑”或以动漫为主题健身派对，通过多感官刺激来提升锻炼的趣味性。教师应帮助学生逐步增加锻炼量并掌握运动技能，同时提供及时的积极反馈，以强化自我效能感。此外，应优化大学体育设施，发展数字基础设施，以提供即时的视觉反馈和动态跟踪，从而显著改善主观体验。

针对自主驱动型群体，研究建议采取多利益相关者的策略，以强化其内在驱动力。在制度层面，应推动心理学与运动科学的跨学科合作，优化课程设计，提高锻炼目标的清晰度和自我管理能力。同时，应设立专门的体育心理咨询站，为有社会焦虑的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支持空间。体育教师应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制定个性化的锻炼目标，并在课程中融入成功分享环节，以强化能力信念。此外，可以通过视觉反馈增强锻炼感知价值，同时在课外活动中提供多样化的自主选择，创造无观众区域，以减轻社会压力。对于缺乏朋友支持的学生，可以引导他们加入虚拟运动社区，从而形成虚拟锻炼伙伴，增强外部支持。

针对双核心强化型群体，研究建议构建一个以朋友支持和自我效能感为核心的补偿系统。在制度层面，高校可以实施基于锻炼伙伴的激励政策，如鼓励学生以小组形式报名课程并共享学分奖励。在教学设计中，教师应围绕渐进式协作任务进行课程安排，突出锻炼伙伴在过程中的重要性。对于报告出负面体验的学生，应采用积极强化策略，提升课程的趣味性。学生应积极利用同伴鼓励，共同构建锻炼信心，增强锻炼感知价值，并放大朋友支持和自我效能感的协同效应。

针对效能焦虑补偿型群体，研究建议设立专门的锻炼焦虑缓冲区，为不同焦虑水平的学生提供安全、舒适的参与环境。实际操作中，可以采用分时安排，将高强度课程（如有氧搏击、散打）与低压力选项（如太极）分开，以帮助学生根据自身的焦虑水平选择合适的锻炼情境。体育教师应系统性地整合课程资源，将朋友支持系统、动机维持策略和主观体验提升方法融入教学过程。例如，可以设计固定伙伴的练习任务（如配对阻力带训练），以促进支持性同伴关系；采用已有的目标设定框架，将锻炼任务分解为可管理的序列；并实施多阶段评估模型，对学生的体育表现进行持续反馈，以培养其进步。这些措施旨在确保效能焦虑补偿型学生群体的持续参与和行为维持。

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研究仅分析了高身体活动行为的配置路径，而未对低身体活动行为进行平行分析。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低身体活动行为的机制，以更全面地理解行为的形成过程。其次，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设计，样本量较小（N=115），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因果推断和结果的普遍适用性。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纵向或干预性设计，以验证这些模式的稳定性并建立更明确的因果关系。此外，扩大样本的地理和文化多样性，并引入更多环境变量（如学校体育政策、设施可及性等），有助于构建更全面的配置模型，推动健康行为研究从相关性向因果性转变。

总之，本研究通过将社会认知理论与配置性分析相结合，实证验证了中国女性大学生高身体活动行为的多种路径。研究强调，理解复杂的健康行为需要超越单一决定因素或线性关系，关注多种条件的组合效应。这一配置性视角不仅为女性大学生的身体活动行为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也为其他领域的健康行为促进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制定更加精准和有效的健康促进策略，推动国家体育教育融合战略的实施，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以及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