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信任对严重精神疾病发病风险的双刃剑效应：一项基于瑞典人群的队列研究

《Nature Mental Health》：Longitudinal association between neighborhood-level social capital and incidence of maj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a cohort of 1.4?million people in Sweden

本研究针对社会资本与严重精神疾病（SMI）风险关联的不确定性，开展了一项基于瑞典全国登记数据的大规模纵向队列研究。研究发现，邻里层面的个人信任（一种关系性社会资本）对非情感性精神病和无非精神病性双相情感障碍的发病风险具有保护作用，但这种保护效应因父母原籍地不同而异，对非洲和中东裔人群甚至可能增加风险。该研究揭示了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复杂性，强调了促进跨群体“桥接型”社会资本以推动精神健康公平的重要性。

　　

严重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等非情感性精神病和双相情感障碍，给全球公共卫生带来了巨大负担。长期以来，流行病学家观察到，这些疾病的发病率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在城市地区、社会经济弱势社区以及移民和少数族裔群体中更高。这提示我们，除了个体因素，人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可能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社会资本”——即一个社区中社会网络、信任和互惠规范的总体水平——被认为可能是影响精神健康的关键环境因素。然而，社会资本是否真的能降低严重精神疾病的发病风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保护作用是否对所有人都一样？这些问题至今尚无定论，特别是缺乏来自大规模人群的长期追踪证据。

为了回答这些关键问题，一项发表在《Nature Mental Health》上的新研究进行了一项深入的调查。研究人员设想，邻里层面紧密的社会联系（即“关系性社会资本”）或许能像一张安全网，缓冲压力，提供支持，从而降低患病风险。但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假设：这种“安全网”可能主要惠及主流社会群体，而对于移民等少数群体，如果无法融入当地紧密的社会网络，甚至可能因为被视为“局外人”而感受到排斥和压力，从而增加患病风险。换句话说，社会资本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为了验证这些想法，研究团队在瑞典进行了一项设计严谨的大规模队列研究。他们利用了覆盖全国的高质量登记数据，追踪了超过146万名在2002年时居住在斯德哥尔摩省、年龄在14至64岁之间且无精神疾病史的瑞典出生居民，随访时间长达15年（2002-2016年）。研究的重点是观察这些参与者首次被诊断出三种严重精神疾病的情况：非情感性精神病（ICD-10编码F20-F29）、情感性精神病（如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双相情感障碍或抑郁症）以及无非精神病性症状的双相情感障碍。

研究的核心暴露——邻里社会资本——的测量颇具巧思。研究人员没有主观臆断，而是使用了2002年“斯德哥尔摩公共卫生队列（SPHC）”调查中超过2.3万名居民对13个关于信任（如对邻居、政治家、社会福利系统的信任）和投票行为问题的回答。通过先进的统计方法（多分格因子分析），他们从这些回答中提炼出三个维度的社会资本：“个人信任”（类似于“粘合型社会资本”，衡量对邻里、朋友等身边人的信任）、“政治信任”和“福利信任”（后两者更接近“连接型社会资本”，衡量对政府、制度等的信任）。然后，他们计算了斯德哥尔摩省890个小型区域市场统计（SAMS）邻里单元中这些信任水平的平均值，并在随访期间，根据参与者居住地的变化，动态地评估他们接触到的社会资本水平。

在分析过程中，研究团队还精心考虑了可能混淆结果的多种因素，包括参与者的年龄、性别、家庭收入、父母是否有精神疾病史、父母的原籍地（如瑞典、其他欧洲国家、亚洲、北非和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等），以及邻里本身的社会经济剥夺程度和人口密度。他们采用了复杂的多水平统计模型（参数生存模型）来同时考察个体和邻里层面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主要运用了基于大规模行政登记数据的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关键方法包括利用多分格因子分析从社区调查数据中构建社会资本维度，以及应用多水平参数生存模型（威布尔分布）进行纵向数据分析，并辅以工具变量分析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队列源自瑞典多个国家登记册的链接数据。

样本特征与邻里信任的地理差异

研究最终纳入了1,467,128名参与者，随访超过1458万人年，共记录了17,760例首发严重精神疾病。分析显示，非情感性精神病的粗发病率为每10万人年49.78例。不同SAMS邻里之间的发病率存在明显差异，非情感性精神病和无非精神病性双相情感障碍的发病率在斯德哥尔摩市区的邻里中似乎更高。初步分析发现，所有三种疾病的发病率均与邻里水平的个人信任呈负相关，其中与非情感性精神病的负相关最强（Spearman's ρ = -0.32）。

个人信任对SMI发病风险的主要影响

在多变量调整模型中，接触较高水平的邻里个人信任（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与较低的非情感性精神病（风险比HR 0.89）和无非精神病性双相情感障碍（HR 0.88）的发病风险显著相关。对于情感性精神病，也观察到了类似的保护趋势，但统计学证据较弱（HR 0.91）。而政治信任和福利信任则与三种疾病的发病风险均无显著关联。

父母原籍地的效应修饰作用：社会资本的“双刃剑”效应

研究最关键的发现是，个人信任的保护作用强烈依赖于个体的父母原籍地。对于父母均为瑞典裔的个体或其他欧洲裔的个体，较高的邻里个人信任是保护因素。然而，对于父母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或北非及中东的个体，情况截然相反——接触较高水平的邻里个人信任，反而显著增加了他们罹患非情感性精神病风险（HR分别为1.76和1.46）。对于情感性精神病，未发现这种交互作用。这种差异模式表明，由主流群体（本研究中的瑞典裔居民）所感知和报告的邻里凝聚力，对少数族裔群体而言，可能并非支持性资源，反而可能反映了社会排斥或压力。

敏感性分析支持主要发现的稳健性

一系列敏感性分析增强了结果的可信度。例如，在工具变量分析中，使用2002年县级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作为个人信任的工具变量，所得结果与主要发现基本一致，提示了可能的因果关联。此外，分析还发现个人信任对无非精神病性双相情感障碍的保护作用随随访时间而变化，短期内风险略有升高，长期则呈现保护效应，这可能反映了社区凝聚力在促进早期求助和长期保护方面的不同作用。

本研究得出结论，邻里层面的个人信任（关系性社会资本）对严重精神疾病的发病风险具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一概而论，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双刃剑”效应。对于瑞典裔主流群体，更高的邻里信任是一个保护因素；然而，对于非洲和中东裔的少数族裔群体，同样的高信任环境却与其精神疾病风险升高相关。这一发现深刻地揭示了社会资本的健康效应具有群体特异性，其积极作用的发挥依赖于个体在特定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和归属感。

该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理论层面，它强有力地支持了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光明面”和“阴暗面”的复杂观点，并表明基于主流群体视角测量的社会资本可能无法惠及甚至可能损害少数族裔的健康，这为理解移民“精神病悖论”（即某些移民群体精神疾病风险更高）提供了新的环境解释视角。在实践层面，研究结果对公共政策制定提出了重要启示：单纯地促进社区内部的“粘合”（如增强主流群体内部的信任和联系）不足以解决精神健康不平等问题，甚至可能加剧差距。未来的公共健康干预应优先考虑促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桥接”，例如通过支持移民与本地居民共同参与的社区活动、建立跨文化“伙伴制度”、共同设计包容性公共服务等策略，来构建真正包容、对所有人都有益的社会环境，从而推动精神健康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