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政治优先性：一项探索性混合方法研究

《Public Health》：Political priority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in Mexico: An exploratory mixed-methods study

本研究针对墨西哥青少年心理健康(AMH)长期被忽视的问题，采用混合方法探索政策优先性障碍。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政策德尔菲法，揭示自杀预防、抑郁焦虑干预、物质滥用治理等核心议题缺乏跨部门协作与明确领导机制。研究为构建AMH政策联盟提供实证依据，对改善拉丁美洲青少年心理健康治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墨西哥，自杀已成为15-24岁人群的第三大死因，但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却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心理健康问题占全球10-19岁青少年疾病负担的16%，而在拉丁美洲，自杀是15-29岁人群的第三大死亡原因。更令人担忧的是，墨西哥近25%的成年人患有一种或多种心理健康问题，2021年有6.6%的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状。2018至2021年间，15-29岁人群的自杀率从每10万人8.3例上升到10.4例，增幅达25%，这一趋势与COVID-19大流行密切相关。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年轻人抑郁和焦虑患病率是较高社会经济背景群体的2.5倍。在墨西哥最贫困的恰帕斯州，14-20岁农村青少年中，超过20%报告有焦虑症状，30%有抑郁症状。

尽管存在如此严峻的形势，墨西哥的青少年心理健康(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MH)仍然缺乏政治优先性和足够的资源投入。虽然国家政策通过《儿童和青少年保护总法》为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提供法律保护，最近修订的《卫生总法》也强调了以社区为基础、以康复为中心的心理健康护理的重要性，但实际执行却面临重重障碍。公共卫生心理健康预算在2021年比2013年降低了9.6%，且历史上80%的资源主要分配给精神病院，这可能限制了社区心理健康行动。

研究人员采用探索性序贯混合方法设计，结合半结构化访谈和两轮政策德尔菲法。通过对24名政策制定者、公民社会代表、学者和青年倡导者的访谈，运用Shiffman全球卫生网络框架进行主题分析，随后通过德尔菲调查评估共识程度。研究在2022-2023年间进行，参与者包括在国际、国家或地方层面有经验的多部门利益相关者。

3.1. 问题界定

研究发现需要与不同青春期观念相一致的定制化心理健康干预措施。访谈数据揭示了利益相关者对青春期的不同概念化，这使制定有针对性的有效AMH政策变得复杂。尽管观点不同，所有参与者都同意存在护理障碍，需要专门的AMH服务。参与者确定了青少年中紧迫的心理健康问题，包括自杀、自残、物质滥用、焦虑和抑郁，这些问题在农村地区日益普遍。环境因素如家庭动态、贫困、政治不稳定和暴力暴露被强调，使在国家层面优先处理AMH的努力复杂化。政策德尔菲中，"自杀和自残"、"抑郁和焦虑"以及"物质滥用"被参与者强调为紧迫问题。

3.2. 定位

研究发现解决心理健康污名化和确保青少年的感受和需求被听到对AMH定位至关重要。恰帕斯农村的参与者强调需要特定情境的语言，如融入宗教或农业隐喻，以"在他们的水平上"接触人们。总体方法侧重于预防、减少污名化，并将AMH框架为影响每个人的更广泛健康问题，而不仅仅是青少年或已经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社交媒体是最常用的沟通渠道，学校也被多次提及作为向青少年、教师和家长传播信息的重要盟友。参与者同意AMH现在在政府话语和更广泛人群中更为普遍，COVID-19大流行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增加是推动这一趋势的最常被引用的因素。

3.3. 联盟建设

关于合作和联盟的回答因参与者所属部门而异。学术界或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者通常表示不知道有强大的网络或与外部机构的合作，而政府参与者提到他们机构内部有强有力的合作，并积极与这些行动者接触。许多参与者，无论部门如何，都提到与学校、大学或教育机构的密切合作，主要是进行研讨会或讲座。数据中没有发现与非常规盟友建立联盟以争取AMH优先化的策略。参与者中共同的热情和奉献精神可能成为增强合作的潜在催化剂。

3.4. 治理

公共部门外的许多参与者承认不知道谁在领导该国的AMH行动，而公共部门的参与者指出，他们使AMH意识行动与总统府、卫生部或国家禁毒委员会(CONADIC)的愿景保持一致，这些机构设定了大多数行动的方向。政策德尔菲显示在责任分配上存在分歧，如教育青少年情绪和资助治疗。参与者同意公共心理健康政策由于预算和结构问题缺乏实际实施。大多数参与者积极看待《卫生总法》改革，但担心法律包容可能无法确保真正改变。

研究结论表明，自杀、自残、抑郁、焦虑和物质滥用是最突出的问题。虽然发现对AMH优先性的认识有所提高，但缺乏在国家层面传达解决AMH紧迫性的策略。政府机构内部存在合作，但与非政府组织缺乏跨部门合作。非公共部门参与者难以识别明确的AMH领导力，也不知道最近的政府倡议。因此，加强联盟和巩固领导力是墨西哥优先处理AMH的关键挑战。

讨论部分强调，问题界定的变化与现有文献一致。农村恰帕斯和城市地区在青春期年龄跨度和社会暴露产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方面存在差异，这对墨西哥的公共政策构成挑战。定位问题聚焦于预防、减少污名化和将AMH框架为公共卫生问题，这与文献中呼吁理解AMH的范式转变相一致。联盟建设方面，专家没有识别出明确的共同工作的网络来定位或解决AMH，而先前的研究强调其重要性。治理方面，墨西哥公共卫生系统分散且自2018年以来不断变化，这种碎片化创造了影响所有领域的弱卫生治理，包括青少年心理健康。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制定针对焦虑、抑郁、物质滥用和自杀等疾病的优先行动提供了实证基础，同时解决了更广泛的问题。政策制定者必须制定情境特定的策略，例如在不同州实施共同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监测系统，实现国家层面统一的问题特征描述，促进更有效的优先排序和全国协调的政策响应。明确的领导力和问责结构对于改善治理和联盟建设至关重要，确保政府机构内的明确角色和跨部门合作的目标问责。应定期让广泛利益相关者参与，包括心理健康专业人员、教育工作者、社区领袖和家庭，确保政策 informed by 不同观点并以社区需求为基础。最后，培养社区倡议可以显著增强地方层面的AMH服务提供，提高心理健康倡议的覆盖范围和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