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东南部自杀意念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经济学相关因素分析：一项基于Bam医科大学覆盖人群的横断面研究

《BMC Psychology》：Understanding suicidal ideation in southeastern Iran: 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correlates

本研究针对伊朗东南部自杀意念的区域性相关因素不明的问题，开展了一项基于2008名参与者的横断面调查。结果显示，5.9%的参与者报告有自杀意念，多变量线性回归表明更高教育程度(B=-0.270, p=0.001)和已婚状态(B=-1.155, p<0.001)与较低的Beck自杀意念量表(BSSI)得分独立相关，但模型解释方差有限(R2=0.028)，提示需整合心理社会变量以提升风险分层能力。

　　

在全球范围内，自杀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每年有数十万人因此丧生，对家庭和社区造成深远影响。这一问题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尤为突出，这些国家占据了全球自杀总数的75%。伊朗作为一个中东伊斯兰国家，自杀行为不仅受到心理健康资源有限的制约，还深受宗教信念、传统规范带来的社会污名影响。尽管伊朗全国的自杀死亡率相对较低，但尝试自杀的发生率，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呈现出令人担忧的上升趋势。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自杀死亡和自杀尝试，对于自杀意念——即产生自杀想法这一更早期、更普遍的现象——在伊朗特定区域，尤其是东南部地区的研究尚不充分。理解自杀意念的区域性相关因素，对于制定有效的预防策略至关重要。

为了填补这一知识空白，由Sajad Khosravi、Nadia Oroomiei等研究人员领导团队，在Bam医科大学覆盖的东南伊朗地区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的横断面研究，研究成果发表在《BMC Psychology》上。该研究旨在评估该地区15岁及以上人群自杀意念的普遍程度，并深入探讨其与一系列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经济学因素（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就业状况和居住地）之间的关联。

研究人员采用定量、横断面的研究设计。研究人群为Bam医科大学管辖下五个县（Bam、Rigan、Fahraj、Narmashir、Gonbaki）的24万多名15岁及以上居民。通过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各地的公共卫生中心（包括卫生站、卫生所、综合城乡卫生服务中心）招募参与者。样本量使用Cochran公式计算，最终共招募2008名参与者。数据收集采用经过波斯语验证的贝克自杀意念量表（Beck Scale for Suicidal Ideation, BSSI），该量表包含19个项目，用于评估自杀想法、自杀计划、对死亡的恐惧等多方面的强度，总分范围0-38分，分数越高表示自杀意念越严重。数据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t检验、方差分析（ANOVA）以及多变量线性回归等方法。

结果

参与者的基本特征

最终共有2008名参与者被纳入分析，其中120人（占5.9%）报告存在自杀意念（基于BSSI第5项筛查得分≥1）。在有自杀意念的参与者中，平均年龄为32.9岁，26-40岁年龄组占比最高（48.3%）。女性略多于男性（57.5% vs. 42.5%）。大多数人的教育水平在高中及以下，已婚者占54.2%，单身者占40.8%。从就业状况看，在职者和家庭主妇占多数。58.3%的参与者居住在城市地区。

单变量分析结果

单变量分析显示，自杀意念的严重程度（BSSI得分）在婚姻状况和就业状况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事后比较（Tukey HSD）表明，单身和离异参与者的BSSI得分显著高于已婚参与者（p<0.001）。在学生和失业参与者中观察到的BSSI得分显著高于在职者和家庭主妇（p<0.05）。然而，在性别、居住地（城乡）或教育水平上，未发现BSSI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

为了综合考察各因素的独立影响，研究人员进行了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模型整体具有统计学意义（F=9.560, p<0.001），但解释的方差比例较小（R²=0.028）。分析结果显示，更高的教育水平（B=-0.270, p=0.001）和已婚状态（B=-1.155, p<0.001）与较低的BSSI得分独立相关，即与较低的自杀意念严重程度相关。而年龄、性别、居住地和就业状况在调整其他变量后，未显示出独立的显著关联。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首次系统性地报告了伊朗东南部Bam地区人群自杀意念的流行率（5.9%）及其相关因素。核心发现是，在考虑了其他因素后，更高的教育水平和已婚状态显示出保护性关联。教育与自杀意念的负相关可能与教育带来的认知行为应对资源、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以及健康素养改善有关。已婚状态的保护作用则可能源于社会支持、家庭角色认同感和社会网络整合度的增强，这些因素有助于缓冲心理压力。这与许多国际研究结果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和城乡居住地在本研究的调整模型中并未显示出显著关联，这与一些报告女性自杀意念更普遍或存在城乡差异的研究发现不同。可能的解释包括本地文化背景下自我报告行为的差异（如女性可能因污名化而更不愿透露），或简单的城乡二分法未能捕捉到区域内更复杂的社会经济梯度（例如，小城镇的困境与农村地区的亲缘网络支持并存）。此外，单变量分析中学生和失业者得分较高，但在多变量分析中关联不显著，提示这些差异可能被教育、年龄结构或婚姻状况等因素所解释，或者简单的就业状态分类未能反映工作质量或安全性的差异。

最关键的一点是，回归模型极低的解释方差（R²=0.028）强烈表明，本研究纳入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经济学变量本身只能解释自杀意念变异性的很小一部分。这提示，在伊朗东南部这样的特定区域，自杀意念受到远比基本人口学特征更复杂的因素驱动。心理因素（如抑郁症状、绝望感）、近期应激事件、人际关系动态（如社会隔离、家庭暴力）、物质使用以及当地特有的环境压力源（如经济波动、干旱相关生计压力）可能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因此，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为伊朗东南部地区提供了基线数据，指出已婚和低教育水平人群可能是需要优先关注的目标群体。在实践层面，建议在初级卫生保健、大学和就业服务机构中加强保密、去污名化的筛查和转介服务。然而，由于横断面设计的局限性，无法推断因果关系。未来研究需要纳入更丰富的心理社会测量指标，采用多层次或纵向设计，并考虑当地特有的压力源，才能更全面地理解该地区自杀意念的风险因素，从而为制定真正有效的、符合当地文化背景的预防干预措施提供坚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