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胁与剥夺经历与青少年内化及外化症状之间的关联：情绪调节与身份问题的作用

《Child Abuse & Neglect》：Associations between threat and deprivation experiences and adolescent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symptoms: The roles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identity problems

童年逆境（威胁与剥夺）通过情绪调节困难与身份问题影响青少年心理症状，威胁和剥夺与内部化症状存在完全中介效应，但对外部化症状无中介效应，剥夺存在直接效应。

　　本研究探讨了童年威胁和剥夺经历如何通过情绪调节困难和身份问题这一中介路径，影响青少年时期内部化症状（如焦虑和抑郁）和外部化症状（如攻击行为、冲动行为和行为问题）的发展。研究团队由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四位学者组成，包括Jin Young Shin、Jessica Rocha、Carla Sharp和Francesca Penner。他们基于“维度模型”（Dimensional Model of Adversity and Psychopathology, DMAP）框架，将童年 adversity 分为两个维度：威胁（threat）和剥夺（deprivation），并分析这两个维度如何通过不同的心理机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童年 adversity 通常被理解为对个体成长过程中的不利影响，包括身体、情感或性虐待，以及忽视、物质匮乏和父母缺席等。这些经历可能对个体的生理、行为和心理健康造成长期后果。已有大量研究表明，童年 adversity 与青少年时期的心理问题密切相关，尤其是内部化和外部化症状。然而，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关键问题，例如不同类型的童年 adversity 是否对不同类型的心理问题具有不同的预测作用，以及这些心理问题是否是 adversity 与心理病理之间的中介因素。

情绪调节困难被认为是童年 adversity 导致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机制。情绪调节困难指的是个体在面对情绪波动时，难以有效管理自己的情绪反应，表现为情绪控制能力不足、情绪反应过强或情绪波动频繁。研究发现，经历过虐待或忽视的儿童往往表现出更明显的情绪调节困难，并且这些困难可能在与照顾者的关系中形成，例如，不安全的依恋关系和照顾者自身的情绪调节能力不足，都会影响儿童对情绪的理解和管理能力。因此，情绪调节困难可能是童年 adversity 与心理问题之间的重要桥梁，特别是在内部化症状的形成过程中。

除了情绪调节困难，身份问题也被认为是童年 adversity 的另一个潜在后果。身份发展是指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与理解的过程，这一过程在青春期尤为重要，因为青春期是自我探索和个体化的重要阶段。童年 adversity 可能通过影响个体对自身价值的认知和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从而导致身份问题。例如，遭受虐待或忽视的儿童可能更容易产生低自尊、归属感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又可能进一步引发内部化和外部化症状。因此，身份问题可能也是童年 adversity 导致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中介因素。

基于这些理论背景，研究团队提出假设，认为童年威胁和剥夺经历可能通过情绪调节困难和身份问题的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时期的内部化和外部化症状。他们设计了四个中介模型，分别测试威胁与内部化症状、剥夺与内部化症状、威胁与外部化症状、剥夺与外部化症状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情绪调节困难和身份问题的影响。研究样本来自美国西南部一家私立精神病医院的青少年住院部，共有125名青少年（平均年龄15.33岁，其中77.6%为女性）参与。所有符合条件的连续住院患者均被邀请参与研究，确保样本的代表性。

研究采用了横断面观察研究设计，参与者在入院时完成了包括青少年自我报告量表（Youth Self Report）、童年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和青少年身份发展评估量表（Assessment of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Adolescence）在内的多项问卷调查。通过这些工具，研究团队收集了有关童年 adversity、情绪调节困难、身份问题以及当前心理症状的数据。

研究结果表明，情绪调节困难和身份问题在威胁与内部化症状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同样也在剥夺与内部化症状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这意味着，威胁和剥夺经历对内部化症状的影响，可能主要是通过增加个体的情绪调节困难和身份问题来实现的。然而，在测试外部化症状时，这些间接效应并未显现。具体而言，剥夺与外部化症状之间存在直接关联，但威胁与外部化症状之间既没有直接也没有间接关联。这一发现表明，威胁和剥夺经历可能通过不同的机制影响内部化和外部化症状，而情绪调节困难和身份问题在影响外部化症状方面的作用有限。

这一研究结果对理解童年 adversity 与青少年心理问题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支持了情绪调节困难和身份问题作为中介变量的理论假设，特别是在内部化症状的形成过程中。其次，它揭示了威胁和剥夺经历在影响内部化和外部化症状方面的不同作用，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例如，威胁经历可能更倾向于影响内部化症状，而剥夺经历则更可能影响外部化症状，这可能与两种经历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方式不同有关。此外，研究还指出，尽管情绪调节困难和身份问题在内部化症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外部化症状中，它们的作用并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外部化症状的形成还涉及其他心理机制。

研究的局限性也值得考虑。首先，数据是横断面的，无法确定情绪调节困难和身份问题是否在童年 adversity 之后出现，还是同时存在。虽然研究团队基于理论假设将情绪调节困难视为身份问题的前因，但这一顺序仍需进一步验证。其次，样本主要来自住院青少年，可能无法代表普通人群，因此研究结果可能受到样本选择偏差的影响。此外，研究并未探讨其他可能的心理机制，例如认知功能、社会支持或遗传因素，这些因素也可能在童年 adversity 与心理问题之间起到重要作用。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本研究仍为理解童年 adversity 与青少年心理问题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它强调了情绪调节困难和身份问题在心理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并揭示了不同类型的童年 adversity 可能通过不同的机制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童年 adversity 影响机制的理解，也为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针对情绪调节困难和身份问题的干预措施，可能对缓解由童年威胁经历导致的内部化症状更为有效。而针对剥夺经历的干预，则可能需要更关注外部化症状的预防和治疗。

此外，本研究还为“维度模型”（DMAP）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支持。DMAP 模型将童年 adversity 分为威胁和剥夺两个维度，认为这两个维度可能通过不同的心理机制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威胁和剥夺经历在影响内部化症状时，可能通过相似的中介路径，即情绪调节困难和身份问题，而它们对外部化症状的影响则可能不同。这说明，DMAP 模型不仅能够区分不同类型的童年 adversity，还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它们对心理问题的不同影响机制。

从临床实践的角度来看，本研究的结果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对于那些经历过童年 adversity 的青少年，尤其是那些面临威胁或剥夺经历的个体，心理干预可能需要同时关注情绪调节困难和身份问题。例如，情绪调节训练和认知行为疗法可能有助于改善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从而减少内部化症状的发生。同时，帮助青少年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和归属感，可能有助于缓解身份问题，进一步预防心理问题的发展。此外，针对外部化症状的干预可能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因为这些症状似乎更多地受到剥夺经历的直接影响，而与情绪调节困难和身份问题的关系较弱。

本研究的发现也引发了对童年 adversity 影响机制的进一步思考。一方面，情绪调节困难和身份问题可能在威胁和剥夺经历导致内部化症状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但它们对外部化症状的影响则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外部化症状的形成涉及其他心理机制，例如冲动控制能力、社会适应能力或家庭环境因素。另一方面，威胁和剥夺经历可能通过不同的路径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例如威胁经历可能更倾向于影响个体的自我认知和情绪体验，而剥夺经历则可能更多地影响个体的行为表现和社会功能。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些心理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在不同类型的童年 adversity 中发挥不同的作用。此外，研究还可以考虑其他潜在的中介变量，例如社会支持、家庭功能、同伴关系等，以更全面地理解童年 adversity 与心理问题之间的关系。同时，纵向研究的设计将有助于更准确地确定情绪调节困难和身份问题的出现顺序，以及它们在心理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变化。

总的来说，本研究为理解童年 adversity 如何通过心理机制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它不仅支持了情绪调节困难和身份问题作为中介变量的理论假设，还揭示了威胁和剥夺经历在影响内部化和外部化症状方面的不同作用。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童年 adversity 的复杂影响，并为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