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保障如何影响平均消费倾向？——来自中国的证据

《Habitat International》：How does housing security affect the average consumption propensity? - Evidence from China

住房保障支出（HSE）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和提升公共服务及就业可达性显著增强平均消费倾向（APC），其效果在租赁型保障和低收入群体及欠发达地区更为突出，政府规模呈现倒U型调节，研究为发展中国家住房政策提供优化参考。

　　本研究探讨了住房保障支出（HSE）对平均消费倾向（APC）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同时分析了政府规模（GS）在这一关系中的非线性调节作用。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旨在揭示住房保障政策如何通过缓解居民的流动性约束、改善公共资源配置以及增强就业机会的可及性，从而促进消费行为。此外，研究还强调了HSE在促进消费方面的差异性表现，特别是在低收入群体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作用更为显著。同时，政府规模对HSE与APC之间的关系具有“倒U型”调节效应，这种效应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尤为明显。

平均消费倾向（APC）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表现的重要指标，它反映了居民在总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已有研究表明，APC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关键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较高的APC可以刺激企业投资和进出口贸易，从而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其次，消费在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APC上升时，可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促使生产向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向转变，从而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最后，消费过程本身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较高的APC有助于扩大发展性消费，从而改善劳动力质量，推动长期经济增长。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引入一系列“消费刺激”政策，通过提升APC来实现经济发展的效益。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缺乏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因此对建立完善的消费刺激政策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在中国，近年来投资和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持续下降，这使得依靠消费推动经济增长成为必然选择。然而，中国面临着高储蓄率的问题，APC持续下降，严重制约了消费潜力的释放。图1展示了中国自1978年以来APC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自1989年以来，APC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从1988年的0.901下降到2019年的0.701，降幅达到22.198%。这一趋势的解释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学者们采用了Leland（1968）的预防性储蓄理论框架，该理论假设当收入波动加剧时，家庭会积累预防性储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收入不确定性持续上升，这种趋势被认为是家庭储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共存的关键机制。

然而，预防性储蓄理论主要建立在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在这些经济体中，居民的未来支出大多是可以预测的，政府建立了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显著降低了居民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中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市场化改革使得从“高就业和铁饭碗”向社会保障体系快速演变的场景发生转变。这些变化增加了居民对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释放消费潜力、解决高储蓄困境的关键路径。此外，自2020年以来，中国APC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随后经历了波动调整，这与新冠疫情的四个阶段密切相关：爆发、控制、反弹和放松管制以促进经济复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2023年的APC有所回升，但仍远低于2019年的水平。这表明，新冠疫情对居民的收入和支出预期产生了显著影响，进一步凸显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经过二十多年快速扩张后，出现了无序发展和投机泡沫等问题，导致房价和租金持续上涨，住房成本居高不下，进而对APC产生了越来越强的抑制作用。鉴于这一情况，中国政府将住房问题作为重点，明确提出加快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策略。住房保障通过加快提供保障性住房的供应，不仅缓解了居民的住房负担，促进了区域住房公平，还加剧了住房市场的竞争，推动房价和租金回归合理水平，从而释放消费潜力。图2展示了中国中央、地方和国家政府住房保障支出（HSE）从2010年到2023年的变化情况。数据显示，这一时期中央、地方和国家政府的HSE人均支出显著增长，增长幅度分别为52.96%、262.83%和228.705%。值得注意的是，相比2019年，2020年中央、地方和国家政府的HSE均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旨在缓解新冠疫情对居民消费的负面影响。然而，2022年中央政府的HSE有所下降，并在2023年维持在这一水平。相比之下，地方和国家政府的HSE继续快速增长。这一变化与2022年1月5日由财政部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的《中央财政城市保障性住房项目补贴资金管理办法》（财综〔2022〕37号）密切相关。该办法明确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HSE方面的责任，减少了地方政府本应承担但因行政权力界定不清而最终由中央政府承担的模糊责任。这一措施赋予地方政府制定灵活、有针对性的政策的能力，以适应本地发展、居民需求和市场条件。它增强了地方政府在住房保障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利用其基层洞察力和对本地情况的理解。通过明确地方责任和实施路径，住房保障项目能够更有效地解决居民的住房需求，稳定住房市场，从而促进居民的消费意愿。

基于上述背景和现有研究，本研究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首先，研究拓展了分析视角，从APC的角度探讨HSE的影响。不同于以往研究主要关注HSE对人口流动、农民工过度劳动、健康状况和生育意愿等方面的影响，本研究丰富了公共政策和房地产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其次，在机制分析方面，本研究不仅关注住房困难带来的家庭经济问题，还深入探讨了住房问题背后的社会空间嵌入性因素。在此基础上，研究从三个维度详细分析了HSE如何影响APC：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提升公共服务的地理可及性以及增强就业机会的地理可及性。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HSE与APC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发展中国家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以促进消费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第三，本研究创新性地将政府规模纳入“HSE—APC”的分析框架，以考察在不同政府规模水平下HSE对APC的影响差异。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HSE与APC之间更为复杂和动态的关系，还为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完善支持财政体系和制度安排，以提升政府的住房保障能力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本研究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了一个平衡的面板数据集，涵盖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2010年至2022年的数据。通过这一数据集，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HSE对APC的影响。宏观层面的分析显示，HSE对APC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表明增加住房保障支出有助于提升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了排除因考虑住房支出可能带来的反向因果关系，研究采用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人口、经济指标和政策环境等，以确保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同时，研究还采用工具变量法，以进一步验证HSE对APC的因果关系。

在微观层面的机制分析中，研究关注了HSE如何通过改善家庭的流动性约束、提升公共服务的地理可及性以及增强就业机会的地理可及性来影响APC。研究发现，HSE在提供租赁型保障性住房方面，对APC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这表明，租赁型保障性住房在缓解居民住房负担、提高住房可及性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外，研究还发现，HSE在促进消费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亲贫”特性，对低收入家庭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APC提升效果更为显著。这表明，HSE在缩小消费差距、提升弱势群体的消费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政府规模对HSE与APC之间的关系具有“倒U型”调节作用，这种作用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尤为明显。研究发现，当政府规模较小时，HSE对APC的促进作用有限，因为地方政府在资源分配和政策执行方面存在不足。然而，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HSE对APC的促进作用增强，但当政府规模进一步扩大时，其调节作用开始减弱，甚至可能产生抑制效应。这种“倒U型”关系的出现，可能是由于在政府规模较小的情况下，政策执行效率较低，而在政府规模较大的情况下，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资源过度集中或分配不均的问题。因此，研究建议在制定住房保障政策时，需要根据政府规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政策设计和执行策略，以最大化HSE对APC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的结论不仅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HSE、GS和APC之间的关系，还为发展中国家优化住房保障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的实证依据。特别是在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重点的背景下，HSE可以作为促进消费的重要手段。研究还指出，住房保障政策的实施需要结合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制定灵活、有针对性的政策，以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此外，研究强调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提高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就业机会的可及性，可以有效缓解居民的不确定性，从而提升APC。

从政策背景来看，自1998年中国启动住房市场改革以来，住房供应显著增加，但住房分配不均的问题日益突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变得更加严峻。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通过实施集中化的住房保障体系，投入大量财政资金以缓解住房矛盾。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不仅有助于改善居民的住房条件，还能够促进区域住房公平，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住房保障体系的完善也有助于稳定住房市场，推动房价和租金回归合理水平，从而释放消费潜力。

从数据来源来看，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平衡的面板数据集，涵盖了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2010年至2022年的数据。该数据集不仅包括宏观经济指标，还涵盖了家庭层面的数据，以确保分析的全面性和准确性。通过结合宏观和微观数据，研究能够更深入地探讨HSE对APC的影响，以及政府规模在这一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此外，研究还采用了CFPS数据，以获取更详细的居民消费行为信息，从而更准确地衡量HSE对APC的促进作用。

从宏观层面的分析来看，HSE对APC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增加住房保障支出可以有效提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研究发现，HSE的增加不仅缓解了居民的流动性约束，还提高了居民对公共服务和就业机会的可及性，从而增强了居民的消费意愿。此外，研究还发现，HSE在促进消费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亲贫”特性，对低收入家庭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APC提升效果更为显著。这表明，HSE在缩小消费差距、提升弱势群体的消费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从微观层面的机制分析来看，HSE对APC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提升公共服务的地理可及性以及增强就业机会的地理可及性。研究发现，HSE在提供租赁型保障性住房方面，对APC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这表明，租赁型保障性住房在缓解居民住房负担、提高住房可及性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外，研究还发现，HSE在促进消费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亲贫”特性，对低收入家庭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APC提升效果更为显著。这表明，HSE在缩小消费差距、提升弱势群体的消费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政府规模对HSE与APC之间的关系具有“倒U型”调节作用，这种作用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尤为明显。研究发现，当政府规模较小时，HSE对APC的促进作用有限，因为地方政府在资源分配和政策执行方面存在不足。然而，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HSE对APC的促进作用增强，但当政府规模进一步扩大时，其调节作用开始减弱，甚至可能产生抑制效应。这种“倒U型”关系的出现，可能是由于在政府规模较小的情况下，政策执行效率较低，而在政府规模较大的情况下，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资源过度集中或分配不均的问题。因此，研究建议在制定住房保障政策时，需要根据政府规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政策设计和执行策略，以最大化HSE对APC的促进作用。

此外，本研究还探讨了HSE在促进消费方面的独特优势。与其他关键的消费刺激手段相比，如个人所得税减免和消费券发放，HSE在缓解居民住房负担、提升住房可及性方面具有独特作用。这表明，HSE不仅可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还能够通过改善住房条件，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HSE的实施还能够促进区域住房公平，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消费差距。因此，HSE在促进消费方面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HSE的分配和执行需要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地方政府在资源分配和政策执行方面的能力，直接影响HSE对APC的促进效果。因此，研究建议在制定HSE政策时，需要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本地的发展需求、居民的实际情况和市场条件，制定灵活、有针对性的政策。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还能够增强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推动住房保障政策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本研究的结论为发展中国家优化住房保障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特别是在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重点的背景下，HSE可以作为促进消费的重要手段。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就业机会的可及性，可以有效缓解居民的不确定性，从而提升APC。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制定住房保障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居民的实际情况，结合政府规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政策设计和执行策略，以实现住房保障政策的最大效益。同时，研究还强调了住房保障政策在促进消费方面的“亲贫”特性，对低收入群体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消费提升效果更为显著。这表明，住房保障政策在缩小消费差距、提升弱势群体的消费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制定住房保障政策时，需要重点关注低收入群体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住房问题，以实现更公平的政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