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受害对大学生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自尊与特质愤怒的作用

《Acta Psychologica》：The impact of cybervictimization on cyberbully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roles of self-esteem and trait anger

本研究基于一般攻击模型和脚本理论，探讨大学生网络受害经历如何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及特质愤怒的调节作用影响网络欺凌行为。通过847名大学生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网络受害经历正向预测网络欺凌；自我效能感在两者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特质愤怒既调节网络受害经历直接导致网络欺凌的路径，也调节自我效能感在此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研究为多维度干预网络欺凌提供了理论依据。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网络欺凌和网络受害现象在青少年群体中日益突出。特别是在大学校园中，由于学生正处于一个新环境，社交关系、学业压力以及对自我认同的探索，使得他们更容易受到网络攻击的影响。网络欺凌不仅对个体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损害，还可能引发一系列负面后果，如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甚至极端行为。因此，研究网络受害如何影响网络欺凌行为，并探讨其中的心理机制，对于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基于一般攻击模型（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GAM）和脚本理论，旨在探讨大学生群体中，个体心理因素如自我价值感和特质愤怒如何在网络受害与网络欺凌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中介和调节作用。通过分析847名大学生的数据，研究揭示了网络受害对网络欺凌行为的积极预测作用，同时指出自我价值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效应，而特质愤怒则对这一过程的直接和间接路径产生了调节作用。这些发现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网络欺凌行为背后心理机制的理解，也为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人员以及相关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科学依据，以更有效地预防和干预网络欺凌行为。

在自我价值感方面，研究发现其在个体面对网络受害时，能够显著影响其后续的网络欺凌行为。具体而言，自我价值感较低的个体在遭受网络欺凌后，更容易表现出攻击性行为，这可能是为了通过控制他人来重建自我价值。同时，研究还表明，特质愤怒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调节作用。对于特质愤怒水平较高的个体，网络受害对其自我价值感的负面影响会减弱，他们更倾向于将网络受害视为外部挑战而非自身缺陷，从而减少自我价值感的损害。然而，这种情绪调节能力的不足也使得他们更可能将愤怒转化为攻击行为，从而增加网络欺凌的可能性。

此外，研究还指出，特质愤怒不仅影响网络受害与自我价值感之间的关系，还对自我价值感如何影响网络欺凌行为产生了调节作用。在特质愤怒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自我价值感对网络欺凌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这意味着，对于那些具有较高特质愤怒的个体，即使他们的自我价值感较低，也更可能通过攻击行为来释放负面情绪，从而形成一种“受害者变加害者”的恶性循环。因此，针对特质愤怒较高的学生，需要特别关注其情绪管理和心理支持，以减少其参与网络欺凌的风险。

基于这些发现，本研究提出了一些实际的干预建议。首先，学校应建立快速响应的危机干预机制，确保遭受网络欺凌的学生能够及时获得支持和帮助。由于大学生正处于心理发展的关键阶段，他们对社会评价极为敏感，因此需要一种既迅速又具发展适应性的干预方式，以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防止负面情绪进一步恶化。此外，持续的心理辅导和长期支持措施同样重要，可以帮助受害者从创伤中恢复，重建健康的自我认同，并培养适应性的应对策略。

其次，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自我概念和自我价值感是预防网络欺凌的重要途径。研究表明，自我价值感是一个多维度的心理资源，涵盖了认知、情感和社交等多个方面。高自我价值感通常与更强的心理韧性、更高的同理心以及更有效的应对策略相关，而低自我价值感则可能导致个体对排斥更为敏感，从而更容易采取退缩或补偿性的攻击行为。因此，学校可以通过组织合作学习、同伴指导以及团队项目等集体活动，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和归属感，从而降低其参与网络欺凌的可能性。

最后，对于那些表现出较高特质愤怒的学生，学校和家庭应给予更多关注。特质愤怒是一种稳定的个性特征，通常表现为对负面情境的高度敏感和易怒反应。这种特质不仅增加了个体参与网络欺凌的可能性，还可能影响其对网络受害事件的认知和情绪处理方式。因此，培养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如正念练习、认知重构和问题解决技巧，对于减少网络欺凌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家庭支持、社交联结和积极的校园氛围也能起到缓冲作用，减少特质愤怒向攻击行为的转化。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采用了横断面设计，这使得我们难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纵向或实验设计，以更准确地追踪网络受害和网络欺凌行为的发展轨迹。其次，所有变量均通过自我报告问卷进行测量，这可能受到社会期望偏差和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为了提高研究的效度，未来可以引入多源评估方法，如同伴报告或教师评估，以及行为数据的收集。此外，本研究主要关注个体心理因素，而忽略了重要的环境变量，如家庭功能、教育环境和同伴影响等。这些因素可能在网络受害与网络欺凌之间起到关键作用，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更加全面地考虑这些变量。

综上所述，本研究不仅揭示了自我价值感和特质愤怒在大学生网络受害与网络欺凌之间的复杂作用，还为制定有效的干预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通过综合考虑个体心理和环境因素，教育机构可以更有效地减少网络欺凌的发生，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同时，进一步的研究应继续探索这些心理机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以及在不同年龄和性别群体中的表现，以实现更广泛的应用和更精准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