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gen购物成瘾量表》中文版本的验证：用于评估线上和线下问题性购物行为

《Acta Psychologica》：Validation of the Mandarin version of the Bergen Shopping Addiction Scale for assessing online and offline problematic shopping behaviors

本研究通过横断面设计，探讨了童年创伤（情感虐待、身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身体忽视）与心理 distress的关系，发现情绪失调部分中介了情感虐待、性虐待和情感忽视与心理 distress的关联，其中情感忽视完全中介这一关系。感知情绪无效（PEI）在情感虐待与情绪失调间起调节作用，低PEI时中介效应最强。研究支持生物社会理论，强调invalidating环境对情绪调节的影响。

　　童年创伤（CTs）与心理困扰之间的关系是心理学领域的重要议题，尤其在当今社会中，心理困扰的普遍性日益受到关注。近年来，尽管研究者们对CTs如何影响心理健康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关于感知情绪无效（PEI）在特定CT类型与情绪调节障碍（ED）之间起调节作用的研究仍较为有限。本研究旨在探讨PEI在CTs、情绪调节障碍与心理困扰三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为理解这些复杂心理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可能为干预措施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 研究背景与意义

心理困扰通常指个体在情绪、认知和行为层面出现的非特异性症状，如焦虑、抑郁和压力。这些症状不仅影响个体的日常生活功能，还可能引发长期的身心健康问题。研究发现，心理困扰的患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等社会事件的影响下，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突出。童年创伤作为心理困扰的重要诱因，其影响机制复杂多样，涉及情绪调节障碍等中间变量。然而，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讨CTs与心理困扰之间的关系，但关于PEI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仍然缺乏系统性的分析。

感知情绪无效是指个体在社交互动中感到自己的情绪或经历被他人否定、误解或忽视，这种情绪上的“无效感”可能加剧情绪调节障碍，并进一步导致心理困扰。Linehan的生物社会理论认为，情绪调节障碍的形成与情绪无效的环境密切相关，尤其是在童年时期，情绪无效可能影响个体对自身情绪的认知和处理能力，从而引发心理问题。因此，探讨PEI在CTs与心理困扰之间的调节作用，有助于揭示个体差异如何影响创伤对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

###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混合方法，结合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以了解CTs、情绪调节障碍与心理困扰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为来自伊朗五个地区的1613名大学生，包括中央、北部、南部、西部和东部地区。参与者通过网络链接进入研究网站，完成《童年创伤问卷-简版》（CTQ-SF）、《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ERS）、《感知情绪无效量表》（PIES）以及《抑郁、焦虑和压力量表》（DASS）等标准化量表。研究使用PROCESS宏进行中介-调节分析，以评估情绪调节障碍在CTs与心理困扰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PEI在其中的调节效应。

为了确保研究的严谨性，研究人员首先对数据的正态性进行了检验，发现所有变量的偏度和峰度均在正常范围内，表明数据分布较为合理。此外，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IF）和容忍度（Tolerance）评估了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结果表明研究中未发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进一步分析性别差异，研究采用了多元方差分析（MANOVA）方法。

###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情绪调节障碍在CTs与心理困扰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而言，情绪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身体忽视均通过情绪调节障碍对心理困扰产生影响，其中情绪忽视的中介作用为完全中介。这意味着，情绪忽视对心理困扰的影响完全依赖于情绪调节障碍的中介作用。此外，研究还发现，PEI仅在情绪虐待与情绪调节障碍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即在情绪虐待较低的环境中，低水平的PEI预测了较低的情绪调节障碍和心理困扰水平。这一结果表明，情绪无效在情绪虐待对情绪调节障碍的影响中起到了一定的减弱作用，尤其是在情绪虐待水平较低的个体中更为明显。

进一步的简单中介分析显示，情绪调节障碍在情绪虐待、身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身体忽视对心理困扰的影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身体虐待对情绪调节障碍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文化因素有关。在伊朗社会中，身体虐待往往与长期的情感忽视和冷漠并存，导致情绪调节障碍的长期影响更为明显。此外，研究发现，情绪调节障碍对心理困扰的中介作用在不同PEI水平下有所变化，尤其是在情绪虐待水平较低的个体中，情绪调节障碍对心理困扰的预测作用更强。

### 讨论与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情绪调节障碍在CTs与心理困扰之间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尤其是在情绪虐待和情感忽视方面。这与之前的研究结论一致，即情绪调节障碍是心理困扰的重要预测因子。同时，PEI作为调节变量，仅在情绪虐待与情绪调节障碍之间表现出显著的调节效应。这说明，在情绪虐待较为严重的个体中，情绪无效可能进一步加剧情绪调节障碍，从而增加心理困扰的风险。

从理论角度来看，这些结果支持了生物社会理论，即情绪调节障碍的形成与童年时期的情绪无效环境密切相关。此外，研究还指出，情绪调节障碍可能完全解释了情感忽视对心理困扰的影响，这意味着情感忽视的个体若缺乏有效的情绪调节能力，更容易出现心理困扰。这为心理干预提供了新的方向，即在治疗过程中，应重点关注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及其与情绪无效环境的互动。

### 临床意义与建议

从临床角度来看，本研究的结果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首先，研究强调了情绪无效环境在心理困扰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在情绪虐待的背景下。因此，在心理评估过程中，应关注个体所处的环境是否对其情绪调节产生负面影响。其次，研究指出，情绪调节障碍是心理困扰的重要中介变量，这意味着在治疗过程中，应帮助个体发展更有效的调节策略，以减少心理困扰的发生。

研究还建议，未来应探索更具体的干预措施，如辩证行为疗法（DBT）和情绪模式治疗（EST），这些疗法可以帮助个体识别和调节自身情绪，减少情绪无效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研究指出，情绪调节障碍的中介作用在不同PEI水平下存在差异，这提示我们在制定干预方案时，应根据个体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以提高治疗效果。

###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因此未来应采用纵向研究方法，以更好地理解CTs与心理困扰之间的动态关系。其次，研究样本主要为女性大学生，这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未来应纳入更多样化的样本，包括不同性别、年龄和文化背景的个体。此外，研究仅分析了感知情绪无效，而未探讨情绪无效行为的具体影响，这可能影响对情绪调节障碍形成机制的理解。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分析情绪无效行为，以更全面地了解其对情绪调节障碍的作用。

最后，研究指出，CTs的回顾性报告可能存在偏差，因为个体当前的情绪状态可能影响其对过去经历的回忆。因此，未来研究应采用更客观的评估方法，以减少回忆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童年创伤与心理困扰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指出情绪调节障碍在这一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感知情绪无效仅在情绪虐待与情绪调节障碍之间表现出调节作用，这表明情绪无效在特定CT类型中对情绪调节障碍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对童年创伤影响机制的理解，还为心理干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策略。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情绪无效行为的具体影响，并在更广泛的样本中验证这些发现，以推动相关领域的理论发展和临床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