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的绝望感与强迫性购物行为：情感表达障碍（Alexithymia）的中介作用

《Acta Psychologica》：Hopelessness and compulsive buying in young people: The mediating role of alexithymia

本研究通过横断面定量调查493名年轻人，探讨强迫性购物（CB）与情感识别困难（alexithymia）及绝望感（hopelessness）的关系。结果显示，绝望感通过alexithymia中介显著影响CB风险，不同CB群体在alexithymia和hopelessness水平上存在差异，验证了情感调节机制在CB形成中的作用。

　　在当代社会中，随着消费文化的不断发展以及信息获取方式的多样化，购物行为在年轻人中的普遍性显著上升。尤其是在数字技术高度普及的背景下，线上购物的便捷性使得个体更容易受到冲动购物的影响。冲动购物（Compulsive Buying, CB）作为一种反复、过度且难以控制的消费行为，尽管其对经济、心理、社会和个体层面都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但目前尚未被主流心理学分类体系明确列为一种成瘾行为。这一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和临床领域的广泛讨论，关于CB究竟是冲动障碍还是成瘾行为的界定仍存在争议。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CB与其它行为成瘾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如高冲动性、无法控制的消费倾向以及对负面情绪的调节需求等。因此，深入探讨CB与相关心理特质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理解其形成机制，也为预防和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研究聚焦于CB与两种关键心理特质之间的关系：情绪识别障碍（Alexithymia）和绝望感（Hopelessness）。情绪识别障碍是指个体在识别和表达自身情绪方面的困难，这种能力的缺失可能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从而增加对不健康行为的依赖。而绝望感则是一种对未来缺乏希望的心理状态，常常与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相关联。这两者在心理机制上存在一定的交集，尤其是在情绪调节能力受限的情况下，个体可能更倾向于通过购物来缓解情绪困扰。因此，研究CB是否与这些变量存在显著关联，并探讨其在CB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了493名18至35岁年轻人的数据，其中女性占78.5%。研究使用了三种标准化工具：贝克绝望量表（Beck Hopelessness Scale）、情绪识别障碍量表（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 TAS-20）以及MULTICAGE-CAD-4问卷的购物成瘾子量表。这些工具分别用于评估个体的绝望感、情绪识别能力以及购物行为的频率和严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CB与情绪识别障碍和绝望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这支持了研究假设。此外，研究还发现，情绪识别障碍在绝望感与CB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即绝望感通过影响情绪识别能力，间接增加了CB的风险。

从研究的总体结果来看，CB群体在情绪识别障碍和绝望感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无CB群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CB群体中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概率性CB和高度概率性CB之间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这表明，在CB的严重程度上，情绪识别障碍和绝望感可能对个体的影响是相对稳定的，而不是随着CB的加剧而显著变化。这一发现对于制定针对CB的干预策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因为它提示我们可能需要关注情绪识别障碍和绝望感的整体水平，而不是仅仅关注CB的严重程度。

此外，研究还揭示了CB在不同群体中的表现特征。例如，部分CB个体表现出较高的情绪识别障碍和绝望感，而另一些个体则可能表现出较低的水平。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CB的多样性，也说明了其在不同人群中的表现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环境因素（如消费文化、物质主义倾向）和个体因素（如情绪调节能力、冲动性、压力敏感性等）。因此，CB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消费行为，而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涉及多个维度的心理特质和行为模式。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以及路径分析等多种统计手段。这些方法不仅帮助研究者了解CB、情绪识别障碍和绝望感之间的关系，还能够揭示变量之间的中介效应。路径分析的结果显示，绝望感对CB的影响主要通过情绪识别障碍这一中介变量实现。这意味着，当个体缺乏有效的情绪识别能力时，他们更容易因绝望感而转向购物行为作为情绪调节的替代方式。这种机制在其它行为成瘾（如赌博、物质滥用）中也有所体现，进一步支持了CB可能属于行为成瘾范畴的理论观点。

研究还指出，CB与情绪调节能力的不足密切相关。情绪调节能力的缺乏可能导致个体在面对负面情绪时，无法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从而转向购物行为。购物行为在此过程中不仅是一种消费行为，更是一种情绪调节手段。这种行为可能与个体的冲动性、对即时满足的追求以及对负面情绪的回避倾向有关。因此，CB可以被视为一种情绪调节失败的表现，而非单纯的消费冲动。

在实际应用中，研究结果对CB的预防和治疗具有重要价值。首先，研究强调了情绪识别障碍和绝望感作为CB的潜在风险因素，提示我们在临床干预中应关注这些心理特质。例如，针对情绪识别障碍，可以通过心理教育、情绪调节训练等方式帮助个体提高对自身情绪的识别和表达能力，从而减少对购物行为的依赖。对于绝望感，则可以通过认知行为疗法、正向情绪训练等手段，帮助个体建立更积极的情绪认知和应对策略。其次，研究还表明，CB在不同群体中可能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这要求我们在干预过程中采取个性化的策略，以适应不同个体的需求。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样本主要来自于非临床群体，因此无法直接评估CB的临床特征或严重程度。尽管这一设计有助于了解CB在一般人群中的普遍性和潜在风险，但若要进一步探讨其作为成瘾行为的临床特征，仍需在临床样本中进行验证。其次，研究使用的问卷工具（如MULTICAGE-CAD-4）虽然已被广泛应用于其他成瘾行为的研究，但在CB方面的内部一致性较低，这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此外，问卷的在线收集方式虽然便于数据获取，但也可能受到社会期望偏差的影响，导致部分个体在回答时存在一定的倾向性。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结合其他评估工具或采用混合研究方法，以提高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从研究的理论意义来看，CB与情绪识别障碍和绝望感之间的关系，为理解行为成瘾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CB与其它成瘾行为（如赌博、物质滥用）之间的相似性，而本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CB在情绪调节方面的特殊性。这不仅有助于丰富CB的理论框架，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例如，可以进一步探讨CB与情绪调节策略之间的关系，或者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CB的表现差异。

此外，研究还指出，CB在年轻女性中的发生率显著高于男性，这可能与女性在情绪调节方面的不同策略有关。女性可能更倾向于使用被动的情绪调节方式，而这些方式在面对负面情绪时可能不够有效，从而增加了CB的风险。因此，在制定CB的干预措施时，应特别关注性别差异，尤其是女性群体的情绪调节需求和心理特征。

最后，研究的结论强调了CB作为行为成瘾的潜在可能性。尽管CB尚未被主流心理学分类体系明确列为一种成瘾行为，但其与其它成瘾行为在心理特质和行为模式上的相似性，使得它在理论上具备成为一种成瘾行为的条件。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CB是否符合成瘾行为的诊断标准，并尝试将其纳入现有的成瘾分类体系中。

总之，本研究为理解CB的形成机制和心理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同时也揭示了情绪识别障碍和绝望感在CB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丰富CB的理论研究，也为预防和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然而，由于研究的局限性，未来仍需进一步探讨CB的临床特征、性别差异以及情绪调节策略的多样性，以期更全面地理解这一现象，并为其有效的干预提供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