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COVID-19认知可疑信念的人口调查：认知、社会与人口因素的关联机制

本综述基于芬兰代表性人群样本（N=1077），系统探讨了COVID-19认知可疑信念（包括错误信息与阴谋论）的流行特征及其认知、社会与人口学预测因素。研究发现，伪科学信念、开放性思维缺失（AOT）、对轶事信息的偏好以及低制度信任与科学信任显著正向预测信念采纳，而教育通过提升认知能力与社会信任间接降低信念易感性。研究强调了教育在培养批判性思维（AOT）和构建制度信任中的核心作用，为公共卫生危机中 misinformation 的防控提供了理论依据。

　　

研究背景与意义

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如COVID-19大流行已成为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和阴谋论滋生的温床。芬兰作为高信任度社会（信任科学、政府机构与传统媒体），为研究认知可疑信念（epistemically suspect beliefs）的形成机制提供了独特背景。本研究于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期间，通过对1077名18-75岁芬兰居民的问卷调查，系统分析了COVID-19相关错误信息与阴谋论的熟悉度、认可度及其认知、社会与人口学预测因子。

认知可疑信念的定义与分类

研究采用“认知可疑信念”统称COVID-19相关的错误信息与阴谋论。错误信息指非恶意传播的不准确信息（如“疫苗导致不孕”），而阴谋论则强调恶意行为者的秘密策划（如“病毒为实验室故意释放”）。两者均体现对官方叙事的质疑，且常共存于同一信念体系（monological belief system）。芬兰样本中，最熟悉的声称包括“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故意释放”（86%）和“疫苗用于植入微芯片”（81%），但总体认可度极低（中位数1-2分，7分量表）。认可度较高的声称涉及病毒人为起源（均值3.42）和疫苗危害掩盖（均值2.51），而“5G传播病毒”等声称几乎无人认可（均值1.21）。

认知因素的核心作用

伪科学信念（如相信心灵感应或未经验证的健康主张）是COVID-19认知可疑信念的最强预测因子（β=0.55）。这表明对非实证主张的普遍接受度直接影响疫情相关错误信息的易感性。主动性开放思维（Actively Open-Minded Thinking, AOT）体现为愿意根据证据调整观点，与认知可疑信念呈负相关（β=-0.08）。低AOT个体更可能同时接受相互矛盾的阴谋论（如“疫情是骗局”与“病毒被故意制造”）。此外，偏好轶事信息而非统计数据的个体更易采纳错误主张（β=0.20），反映直觉性思维模式与分析性思维的缺失。

社会信任与媒体环境的影响

制度信任（政府、医疗机构等）与科学信任（科学家诚信性）显著负向预测认知可疑信念（β=-0.21和-0.12）。低信任度个体更倾向于认为权威机构存在隐瞒或恶意动机。媒体使用类型而非频率起关键作用：替代媒体（alternative media）使用与信念认可正相关（β=0.10），而传统媒体与数字媒体使用无显著影响。这表明内容质量（如误导性信息的存在）比媒体形式更重要，与“主流媒体保护性假说”一致。

人口学变量的间接效应

男性、年轻群体与低教育水平者表现出更高的认知可疑信念认可度。教育的影响完全由认知与社会因素中介：高教育水平通过提升AOT（β=0.36）、降低伪科学信念（β=-0.31）和轶事偏好（β=-0.35）、增强制度信任（β=0.27）与科学信任（β=0.35）间接减少错误信息采纳。年龄效应可能与媒体使用差异相关：年轻人更多接触数字平台（潜在错误信息源），而年长者依赖传统媒体。

讨论与启示

本研究揭示了认知可疑信念的多因素本质，强调伪科学信念、思维风格与社会信任的交互作用。芬兰的低信念认可度反映其高信任社会特性，但机制仍具普适性。教育的核心作用提示，通过培养批判性思维（如AOT训练）和构建制度信任，可有效提升公众对错误信息的抵抗力。未来研究需关注年轻群体与少数语言人群，并采用纵向设计验证因果关系。

研究局限性

横断面数据无法推断因果关系，且样本中非芬兰语者与年轻人代表性不足。尽管涵盖多类预测因子，可能遗漏其他相关变量（如人格特质或社会身份需求）。结论基于芬兰语境，外推需谨慎，但理论框架为跨文化比较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