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逆境与亲密伴侣暴力:一项关于累积效应、类型差异及性别影响的20年纵向研究
《Child Abuse & Neglect》:Childhood adversity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 20-year longitudinal study of cumulative, typological, and sex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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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0月03日
来源:Child Abuse & Neglect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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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基于全国青少年到中年的纵向健康调查(Add Health),采用潜在类分析和托布伊特模型,探讨童年逆境经历(ACEs)对亲密伴侣暴力(IPV)受害与施暴的累积效应、类型效应及时间效应,并检验性别差异。结果显示,累积ACEs显著增加IPV受害(b=0.206)和施暴风险(b=0.220),其中身体忽视(b=0.808)和虐待(b=0.707)最强预测因子;潜在类分析显示父母虐待类个体IPV风险最高(b=0.552);青春期ACEs暴露对IPV影响最大;男性受害风险显著高于女性(b=0.286)。
本文探讨了童年不良经历(ACEs)与成年后亲密伴侣暴力(IPV)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关注了这些经历的累积效应、类型差异以及暴露时间对IPV风险的影响,同时分析了性别差异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基于美国国家青少年至成年健康纵向研究(Add Health)的数据,样本量为2078人,数据涵盖了从青少年到成年的多个生命阶段,为理解ACEs如何塑造个体在成年后的暴力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
童年不良经历通常包括家庭内的虐待、忽视以及家庭功能失调等事件,这些经历被认为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社会行为以及人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已有大量研究表明,ACEs的累积数量与成年后的IPV风险呈正相关,即ACEs越多,IPV的发生率越高。然而,这一研究领域仍然存在诸多未解之谜。首先,尽管累积效应已被广泛证实,但具体哪些类型的ACEs对IPV的影响更为显著,尚未达成一致。其次,ACEs的暴露时间对IPV风险的影响也存在争议,例如是否是早期童年、青春期还是其他阶段的暴露更具决定性。此外,性别差异在ACEs与IPV关系中的作用也鲜有深入探讨,尽管一些初步证据表明,男性和女性在面对类似童年经历时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反应模式。
本研究采用了一种综合性的分析方法,结合了潜在类别分析(LCA)和Tobit模型,以更全面地捕捉ACEs的复杂性。潜在类别分析是一种基于个体行为模式的统计方法,能够识别出具有相似ACEs暴露特征的群体。这种方法突破了传统研究中将ACEs简单地视为累积指标的局限,从而揭示了不同类型ACEs的组合如何影响IPV的风险。通过LCA,研究发现ACEs可以分为三个潜在类别,其中“父母虐待”类别的个体面临最高的IPV风险。这一发现强调了家庭内部暴力对个体成年后暴力行为的影响,尤其是在情感和身体虐待方面。
与此同时,Tobit模型被用来评估不同ACEs编码方式对IPV结果的影响。Tobit模型适用于处理截断数据的情况,即某些数据点可能无法被完全观察到。在本研究中,这种模型被用来分析IPV的发生率,因为并非所有个体都会经历IPV,而研究者希望了解ACEs暴露如何影响IPV的可能性。结果显示,身体忽视和身体虐待是预测IPV风险最强的两个因素,这表明在童年时期遭受身体伤害可能对成年后的暴力行为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
研究还特别关注了ACEs暴露的时间点。生命周期视角认为,个体在不同发展阶段受到的不良经历可能对成年后的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早期童年(4-5岁)和青春期(8-9岁)被认为是ACEs暴露的敏感期,因为这些阶段的个体正处于心理和社交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在这些阶段经历严重的忽视或虐待,可能会对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社交技能以及冲突解决策略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从而增加未来IPV的风险。然而,目前的研究尚未明确指出哪一个生命阶段的ACEs暴露对IPV的影响最为显著,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分析Add Health数据,填补这一知识空白。
在性别差异方面,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在ACEs与IPV的关系中表现出不同的模式。例如,女性在经历多重ACEs时更可能成为IPV的受害者,而男性则更可能成为施暴者。这一性别差异可能与社会文化因素、性别角色期望以及个体应对创伤的方式有关。女性可能更倾向于将童年创伤转化为对亲密关系的不安全感,而男性则可能通过暴力行为来表达控制欲或情绪爆发。此外,研究还指出,女性更容易经历情感虐待和性虐待,而男性则更常遭遇身体虐待和家庭暴力。这些差异可能进一步影响个体在成年后的暴力倾向和行为模式。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些差异,研究采用了多种分析方法,包括潜在类别分析和Tobit模型,以评估不同ACEs类型、累积效应以及暴露时间对IPV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身体忽视和身体虐待是预测IPV风险最强的两个因素,这可能是因为这些经历直接损害了个体的身体安全和自我价值感,从而更容易在成年后的亲密关系中表现出攻击性行为。此外,研究还发现,男性在经历高ACEs暴露时,其IPV受害风险高于女性,这可能与社会支持系统的不同、心理应对机制的差异以及对暴力行为的容忍度有关。
在分析ACEs暴露的时间点时,研究发现青春期的虐待经历对IPV风险的影响尤为显著。青春期是个体形成自我认同、建立独立性和发展社交技能的重要时期,如果在此阶段经历家庭暴力或忽视,可能会对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产生深远影响。因此,青春期的ACEs暴露可能成为IPV风险的重要预测因素。然而,研究也指出,目前关于ACEs暴露时间点与IPV风险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争议,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验证这一假设。
本研究的发现对于制定针对IPV的预防和干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研究强调了ACEs的累积效应,这意味着在预防IPV时,应关注个体在童年时期经历的不良事件的总量,而不仅仅是单一事件。其次,研究揭示了不同类型ACEs的组合对IPV风险的影响,这提示我们在干预措施中应考虑个体的ACEs类型,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此外,研究还指出,ACEs暴露的时间点对IPV风险具有重要影响,这表明在制定干预策略时,应特别关注那些处于敏感期的个体。最后,研究强调了性别差异的重要性,这意味着针对男性和女性的IPV预防措施应有所不同,以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总体而言,本研究为理解ACEs与IPV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采用潜在类别分析和Tobit模型,研究不仅揭示了ACEs的累积效应,还进一步探讨了ACEs的类型差异、暴露时间以及性别差异对IPV风险的影响。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童年不良经历如何塑造个体在成年后的暴力行为,并为制定更有效的IPV预防和干预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ACEs暴露的具体机制,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ACEs与IPV关系的异同,从而为全球范围内的IPV预防工作提供更广泛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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