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职业教育学生吸烟、危险饮酒行为以及同时吸烟和危险饮酒行为相关的因素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Hypnosis》：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obacco use, risky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concurrent tobacco and risky alcohol use among vocational education students

澳大利亚职业技术教育学生烟草与危险酒精使用及共病行为影响因素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法，对1057名新南威尔士州TAFE学院学生进行在线问卷调查，分析职业培训类型、社会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就业状态、原住民身份）及心理因素（焦虑、抑郁）与烟草使用、危险酒精消费及共病行为的关系。结果显示：职业培训类型与三种健康行为均无显著关联；已婚/同居、失业群体烟草使用风险降低（AOR分别为0.69、0.60）；原住民及抑郁症状者风险升高（AOR分别为1.82、1.69）；25岁以上、女性、失业群体危险酒精消费风险降低（AOR分别为0.59、0.42、0.57）；失业群体共病风险降低（AOR：0.53），焦虑症状者共病风险升高（AOR：1.55）。建议针对高风险群体（如16-20岁男性、原住民、抑郁焦虑患者）制定文化适配的干预措施，并优化职场健康管理。

　　本研究旨在探讨职业培训学生中哪些子群体更容易使用烟草和/或酒精，以及这些健康行为是否与职业培训类型及其它未被充分研究的社经和心理社会因素相关。研究结果对于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职业培训教育机构中，可以针对高风险学生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干预，以预防与烟草和酒精使用相关的疾病。

### 背景与重要性

烟草使用、高风险酒精消费以及同时使用烟草和酒精的行为是全球范围内导致可预防疾病、残疾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行为不仅对个人健康造成严重影响，还会对社会整体产生负面效应。在澳大利亚，职业培训学生中烟草使用和高风险酒精消费的比例显著高于普通人群，这使得职业培训教育机构成为实施健康干预的重要场所。然而，目前的研究尚未充分探讨职业培训类型与这些健康行为之间的关系，也缺乏对重要社经和心理社会因素的系统分析。因此，明确哪些子群体更容易受到这些健康行为的影响，有助于设计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从而有效降低相关健康风险。

### 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探索性研究，通过一项横断面在线调查，收集了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14所技术与进一步教育（TAFE）学院的1057名职业培训学生的数据。这些学生包括16岁及以上、正在接受至少6个月职业培训课程的个体，且能够阅读英语。调查内容涵盖学生的社经特征、心理状态（如焦虑和抑郁）、烟草使用情况、酒精消费行为以及所接受的职业培训类型。研究采用混合逻辑回归模型，通过调整TAFE学院作为随机截距，分析职业培训类型、婚姻状况、就业状态、原住民身份、焦虑和抑郁症状等变量与烟草使用、高风险酒精消费和同时使用之间的关系。

### 主要研究发现

研究结果显示，职业培训类型与烟草使用、高风险酒精消费和同时使用之间没有显著关联。这表明不同职业培训课程的学生在这些健康行为上的差异并不明显。然而，一些社经和心理社会因素被发现与这些健康行为密切相关。

#### 与烟草使用相关的因素

首先，已婚或与伴侣同居的学生比单身或从未结婚的学生更少使用烟草，调整后的比值比（AOR）为0.69（95%置信区间为0.48至0.99），具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是因为婚姻关系提供了情感支持，有助于减少吸烟行为。其次，失业的学生比就业的学生更少使用烟草，AOR为0.60（95%置信区间为0.36至0.99），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失业可能限制了经济能力，从而降低了购买烟草的可能性。此外，原住民身份与烟草使用显著相关，AOR为1.82（95%置信区间为1.19至2.80），这表明原住民学生更有可能使用烟草。这一现象可能与原住民群体所面临的创伤、歧视、压力、贫困和种族主义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可能促使他们通过烟草使用来缓解心理压力。最后，体验抑郁症状的学生比没有抑郁症状的学生更有可能使用烟草，AOR为1.69（95%置信区间为1.12至2.55），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抑郁可能是烟草使用的一个重要诱因，个体可能通过吸烟来寻求情绪上的安慰。

#### 与高风险酒精消费相关的因素

研究发现，年龄≥25岁的学生比16–20岁的学生更少出现高风险酒精消费，AOR为0.59（95%置信区间为0.40至0.88），具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个体对健康风险的认知逐渐增强，从而更倾向于避免高风险饮酒行为。女性学生比男性学生更少出现高风险酒精消费，AOR为0.42（95%置信区间为0.29至0.62），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女性在酒精消费行为上更为谨慎。此外，失业的学生也比就业的学生更少出现高风险酒精消费，AOR为0.57（95%置信区间为0.37至0.88），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可能与失业者经济状况较差有关，从而限制了他们购买酒精的能力。

#### 与同时使用烟草和酒精相关的因素

同时使用烟草和酒精的行为在失业者中出现的频率较低，AOR为0.53（95%置信区间为0.30至0.95），具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是因为失业者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源来支持这种双重消费行为。另一方面，体验焦虑症状的学生比没有焦虑症状的学生更有可能同时使用烟草和酒精，AOR为1.55（95%置信区间为1.02至2.37），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焦虑可能是导致这种双重行为的重要心理因素，个体可能通过同时使用烟草和酒精来缓解焦虑情绪。

### 研究意义与应用

本研究的结果对职业培训教育机构的健康干预设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首先，研究发现原住民学生、体验抑郁或焦虑症状的学生以及已婚或与伴侣同居的学生在烟草使用和高风险酒精消费方面存在较高的风险。因此，针对这些高风险子群体，职业培训教育机构可以设计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例如与原住民社区合作开发文化适应性强的戒烟项目，或在职业培训课程中增加心理健康支持服务，以帮助那些面临抑郁和焦虑问题的学生。

其次，研究发现年轻男性学生更有可能出现高风险酒精消费行为，这提示职业培训教育机构应特别关注这一群体。针对年轻男性的干预措施可以包括同伴支持计划或数字化平台，这些方式更符合他们的社交习惯和偏好。此外，研究还发现，就业状态与健康行为密切相关。就业的学生在所有三种健康行为（烟草使用、高风险酒精消费和同时使用）上都表现出更高的风险。因此，职业培训教育机构可以与雇主合作，制定促进健康行为的职场政策，例如在工作场所提供健康教育、资源支持和戒烟戒酒服务。

### 研究局限性

尽管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其方法学上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因此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烟草使用和酒精消费行为是自我报告的，可能存在社会期望偏差，导致数据低估。第三，本研究使用的高风险酒精消费评估标准基于澳大利亚当时的指南，这可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标准有所不同。第四，研究仅关注可燃烟草的使用，未包括无烟烟草产品（如嚼烟、鼻烟等），而这些产品在澳大利亚的使用率相对较低，因此对整体结果的影响有限。第五，部分职业培训类型的学生样本量较小，例如服务与销售类（如美发）和专业类（如艺术）学生，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统计效力。第六，研究样本中男性占66%，女性比例较低，这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第七，部分职业培训类型在ISCO-08分类系统中仅包含单一课程，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在其他服务或专业领域的推广。最后，研究仅在新南威尔士州的TAFE学院进行，因此其结果可能无法推广至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 研究启示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职业培训学生的健康行为受到多种社经和心理社会因素的影响，而职业培训类型本身似乎并不构成显著的预测因素。因此，未来的干预措施应更加关注个体层面的因素，而非仅仅依赖于职业培训类型。例如，针对原住民学生，可以设计文化敏感性的戒烟项目；针对体验抑郁或焦虑的学生，可以将心理健康支持服务纳入职业培训课程；针对年轻男性学生，可以开发符合其社交习惯的干预方式，如同伴支持计划或数字健康平台。

此外，研究也强调了职场环境对健康行为的重要影响。由于就业的学生在所有三种健康行为上都表现出更高的风险，因此，职业培训教育机构应与雇主合作，推动健康友好的工作文化。这包括提供健康教育资源、支持服务以及戒烟戒酒的政策。同时，应鼓励企业为员工提供心理支持，帮助他们应对工作压力和情绪困扰。

最后，研究建议未来的研究应扩大样本规模，特别是增加女性样本的数量，以便更全面地了解不同性别在健康行为上的差异。此外，应考虑使用更广泛的国际标准分类系统，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比性和适用性。研究还应关注无烟烟草产品的使用情况，因为这些产品在某些地区可能更为普遍。总之，本研究为职业培训教育机构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支持其在健康干预设计中采取更细致、更个性化的策略，以满足不同学生群体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