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平抗议活动中，积极情绪是否有一席之地？情感的触动与愤怒会促使第三方参与者产生不同的和平行动目标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Is There a Place for Positive Emotions in Peace Protests? Being Moved and Anger Predict Different Goals of Peace Activism Among Third Parties

集体行动研究中，情绪尤其是积极情绪如“被感动”对和平抗议的影响在德国和土耳其存在差异。通过对比两国样本发现，愤怒通过感知不公间接促进针对俄罗斯的报复性集体行动，而“被感动”在德国有效中介集体效能与支持乌克兰的意图，但在土耳其因高抗议风险未显著预测行为。研究强调政治语境和风险感知调节情绪与行动的关系，为理解多元文化下的社会运动提供新视角。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引发了欧洲多个国家的和平抗议活动，这些国家并未直接参与冲突。这项研究聚焦于第三方群体，探讨他们参与抗议的动机，不仅限于负面情绪，还包括正面情绪的作用。研究假设人们可以通过“共同改善局势”的信念而受到正面情绪的驱动，这种信念能够激发集体行动的意愿。研究在德国（N=339）和土耳其（N=321）两个不同的政治背景下进行，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机会结构和公民自由程度。结果表明，愤怒在两个国家的背景下都作为中介变量，影响了对俄罗斯的集体行动。而在德国，被感动的感觉则在支持乌克兰的集体行动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这表明情绪驱动机制可能因政治环境而异。

研究团队提出，和平抗议不仅仅是愤怒的产物，被感动的情绪也可以成为行动的驱动力，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的集体行动目标下。在德国，人们更倾向于通过和平抗议来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而在土耳其，由于政治环境的特殊性，被感动的情绪并未显著影响行动意愿。这种差异可能与两个国家对和平抗议的不同风险评估有关，也反映了社会规范和政治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尽管土耳其的抗议者在情感上可能更强烈，但这些情感并未转化为实际的行动意愿，这或许与土耳其社会对和平抗议的法律限制有关。

研究还发现，愤怒与惩罚那些被认为对冲突负有责任的一方的行动目标密切相关，而被感动的情绪则与参与和平运动和帮助乌克兰的意愿更相关。这一结果表明，情绪对集体行动的驱动作用可能因行动的目标不同而有所变化。例如，当集体行动的目标是支持受害者时，被感动的情绪可能更具影响力；而当目标是惩罚加害者时，愤怒则更为关键。这种区分在以往的研究中较少涉及，尤其是在和平抗议的背景下。

此外，研究团队还探讨了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目标，包括对乌克兰受害者的援助、对俄罗斯的谴责、停止武器供应以及避免冲突扩大。在德国，支持乌克兰的意愿更为强烈，而在土耳其，由于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的不同，部分参与者更倾向于通过抗议表达对武器供应的担忧。这表明，尽管被感动的情绪在德国的集体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土耳其则未能成为行动意愿的显著预测因素。

研究团队在分析中考虑了政治环境对情绪和行动之间的关系的影响。他们发现，虽然愤怒在两个国家都与惩罚责任方的行动目标有关，但被感动的情绪在德国的和平运动中确实影响了行动意愿，而在土耳其则没有。这可能是因为土耳其的政治环境对和平抗议的限制更为严格，导致即使有强烈的被感动情绪，也难以转化为实际的集体行动。相比之下，德国的和平抗议具有较低的个人风险，这使得被感动的情绪更容易被转化为行动意愿。

研究还揭示了集体行动的动机可能受到社会认同、道德信念以及对局势的感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德国，参与者更倾向于通过实际行动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如提供援助、参与集会等；而在土耳其，尽管参与者也表现出对乌克兰的同情和对俄罗斯的愤怒，但这些情绪并未转化为强烈的集体行动意愿。这可能与土耳其社会对和平抗议的接受度、法律环境以及社会对个人行动风险的认知有关。

研究还强调了被感动情绪在和平抗议中的作用。被感动不仅仅是对他人苦难的同情，还可能涉及对共同目标的认同和对社会变革的希望。这种情绪可能促使人们更愿意参与集体行动，尤其是在他们相信集体努力能够带来积极变化的情况下。然而，研究也指出，这种情绪的作用可能受到政治环境的制约，尤其是在风险较高的社会中，人们可能更倾向于避免因抗议而带来的潜在后果。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它主要基于自我报告数据，无法直接证明因果关系。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通过实验方法来进一步验证这些发现。此外，研究样本可能未能充分代表各自国家的和平抗议者，这限制了比较结果的普遍性。研究团队还提到，不同语言的翻译可能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尤其是在“被感动”这一情绪的测量上，需要进一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该情绪的表达和感知是否存在差异。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揭示了和平抗议中情绪驱动机制的复杂性。它不仅强调了愤怒在推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还指出被感动的情绪同样可以成为行动的驱动力，但这种作用可能因政治环境、社会规范以及个体对风险的感知而有所不同。研究结果为理解和平抗议的动机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尤其是在不同政治背景下情绪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