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面对面对面交谈中听力困难时的应对策略：主要证据的系统性回顾

《APHASIOLOGY》：Responses to listening difficulty in in-person conversation: a scoping review of primary evidence

听力损失人群及正常听力者对对话中听力困难的反应类型及影响因素研究。通过系统检索和主题合成分析81项研究，发现行为反应包括信号优化、修复策略、关系调整等五大主题，情绪反应涵盖疲劳、挫败等11类。比较显示正常听力者与听力损失者在行为策略上存在部分重叠，但缺乏直接比较研究。沟通伙伴的反应与听力损失者相似，需更多跨群体研究。

　　在日常面对面交流中，听力损失对人们的影响早已引起广泛关注。这项研究回顾了大量关于听力损失者（PHL）如何应对听力困难的现有文献，同时关注了正常听力者（PNH）和交流伙伴（CPs）的行为与情感反应。通过系统梳理和分析这些数据，我们发现人们在面对听力困难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且这些反应不仅限于PHL群体，PNH和CPs同样表现出类似的应对行为，只是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以下是对该研究的详细解读。

### 听力损失对日常交流的影响

听力损失在成年人的生活中具有显著的影响，长期以来一直是研究的重点。相关研究表明，听力损失不仅影响个体的听觉能力，还与一系列负面的身心和社交后果密切相关。例如，听力损失可能对认知功能、身体状态、行为表现以及心理社会适应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研究发现，许多听力损失者在与他人交谈时，会感受到较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不仅体现在理解语言信息上，还可能影响他们的社交互动质量。因此，听力损失对个体交流体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且往往成为他们最困扰的问题之一。

### 行为反应的多样性

在面对听力困难时，人们的行为反应呈现出高度的多样性。这些反应既包括具体的行动，也包括一些隐性的认知策略。例如，听力损失者可能会通过调整自身位置来改善听觉信号的接收，如靠近说话者、将耳朵转向说话方向等。此外，他们也可能依赖视觉线索，比如通过观察对方的面部表情、口型来辅助理解。这些行为在研究中被归类为“信号优化”类别。

另一方面，听力损失者可能会采取一些依赖他人的方式，如要求他人重复或澄清信息，或者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假装理解来维持对话的进行。这些行为反映了他们在社交互动中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然而，这种行为也可能导致沟通效率的降低，甚至影响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维护。

在一些情境下，听力损失者可能会选择主动回避某些交流环境，例如嘈杂的场所或涉及复杂话题的对话。这种行为在研究中被归类为“回避”类别。此外，他们还可能在交流过程中主动采取一些策略，如计划在会议前选择合适的座位，或在对话结束后休息一段时间以恢复精力。这些行为则被归入“准备与恢复”类别。

值得注意的是，听力损失者在对话中的角色分配也可能发生变化。例如，他们可能会在对话中占据主导地位，主动选择话题并打断对方，这种行为被称为“主导对话”。此外，听力损失者还可能通过重复对方的话语或使用幽默来缓解交流中的尴尬，这些行为分别被归入“验证信息”和“使用幽默”类别。

在这些行为反应中，某些策略被频繁提及，例如请求重复或澄清信息、改善听觉信号接收、以及回避某些对话情境。相比之下，一些较为少见的行为，如休息恢复或使用幽默，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有效，但并未被广泛记录。这表明，尽管人们在面对听力困难时会采取多种策略，但某些行为可能因情境、个体差异或社会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

对于正常听力者而言，他们的行为反应同样丰富。研究发现，他们也会采取一些策略来应对听力困难，如通过调整自己的说话方式、选择更安静的环境，或者通过重复和澄清来帮助听力损失者更好地理解。尽管PNH的反应数量较少，但他们的行为模式与PHL存在一定的重叠，尤其是在改善听觉信号接收方面。这说明，听力困难不仅影响PHL，也会影响正常听力者在交流中的行为表现。

交流伙伴在面对PHL的听力困难时，通常会采取一系列行为策略来协助沟通。这些策略包括重复信息、调整交流环境、提供支持性的反馈，以及通过语言或非语言方式引导对话。例如，交流伙伴可能会通过调整自己的说话方式或语速，使PHL更容易理解。此外，他们也可能在对话中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如解释复杂的概念或提醒对方注意某些信息。这些行为在研究中被归类为“修复”类别，表明交流伙伴在应对听力困难时，倾向于采取积极的策略来维持对话的流畅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交流伙伴的行为策略往往受到他们与PHL关系的影响。例如，与PHL关系密切的交流伙伴（如家人、朋友）可能会采取更主动的策略，如提前规划活动或调整交流环境。而在与陌生人交流时，他们可能更倾向于使用一些基本的策略，如重复或澄清信息。这种差异反映了个体在不同社会关系中的行为适应性。

### 情感反应的复杂性

除了行为反应，人们在面对听力困难时也会产生复杂的情感反应。这些反应包括疲劳、沮丧、焦虑、压力、孤独、低自尊、自我责备、接受和放弃等。研究发现，PHL群体中，最常见的负面情绪是沮丧和焦虑，这可能与他们对交流的担忧以及对他人理解能力的不信任有关。此外，疲劳也是一个重要的情感反应，尤其是在长时间的交流后，PHL可能会感到身心俱疲。

对于交流伙伴而言，他们的情感反应主要集中在沮丧、焦虑和压力上。这些情绪可能源于对PHL交流困难的担忧，以及他们为帮助PHL所付出的努力。相比之下，PNH群体的情感反应数据较为有限，这表明目前的研究较少关注他们如何应对自身的听力困难。

情感反应的多样性反映了人们在面对听力困难时的心理体验。某些情绪可能与具体的交流情境有关，例如，在嘈杂的环境中交流时，PHL可能会感到更加焦虑，而在熟悉的环境中，他们可能更容易接受自己的听力状况。此外，个体的性格、社会支持系统以及对听力损失的认知也会影响他们的情感反应。

### 不同群体之间的比较

通过对PHL、PNH和CPs的比较，研究发现三者在行为反应和情感反应上存在一定的重叠，但也存在显著的差异。例如，PHL群体在面对听力困难时，更倾向于采取一些主动的策略，如请求重复、改善听觉信号接收或使用幽默。而PNH群体虽然也会采取类似的策略，但他们的行为模式更多是出于对PHL的关心，而非自身的需求。此外，CPs在应对PHL的听力困难时，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如调整交流环境、重复信息或提供支持性的反馈。

然而，这种比较也暴露出一些研究上的不足。目前，关于PNH如何应对自身听力困难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使得我们难以准确判断某些行为是否是PHL的特有反应，还是所有人在面对听力困难时都会采取的普遍策略。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多地关注PNH群体，以揭示他们在交流中的行为和情感反应。

### 方法与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了一种系统性的文献综述方法，遵循PRISMA-ScR指南进行。研究者通过五个主要的学术数据库（Medline、Embase、PsycInfo、Web of Science和Applied Social Sciences Index and Abstracts）进行了系统的文献检索，并通过参考文献检查补充了相关研究。最终，从8503篇文献中筛选出81篇符合研究标准的文章，涵盖了PHL、PNH和CPs的反应。

研究采用了主题综合法，对文献进行分类和归纳。首先，研究者对文本进行了逐行编码，然后发展出初步的“描述性主题”（即“类别”），并进一步将其归纳为五个“分析性主题”（即“核心主题”）。这些主题包括“信号”、“流程”、“关系”、“修复”和“准备与恢复”。通过这种方式，研究者能够将不同研究中的数据进行整合，形成一个全面的框架，用于理解人们在面对听力困难时的行为和情感反应。

### 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但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大多数研究依赖于自我报告的方法，这可能导致数据的偏差。例如，个体可能无法准确回忆自己在交流中的行为，或者可能低估某些策略的使用频率。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结合其他方法，如实时观察或他人报告，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

其次，关于PNH群体的研究仍然不足，这使得我们难以全面了解他们在面对听力困难时的反应。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关注PNH群体，以揭示他们在交流中的行为和情感反应。此外，关于听力辅助设备（HA）的使用情况，目前的研究较少涉及。尽管HA是许多听力损失者的重要工具，但在文献中提及较少，这可能是因为其使用较为普遍，不需要特别强调。然而，对于偶尔使用HA的个体而言，他们的行为反应可能与长期使用者有所不同，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

### 研究的意义与贡献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它首次全面回顾了关于成年人在面对面交流中应对听力困难的现有文献，涵盖了PHL、PNH和CPs的视角。通过整理和分析这些数据，研究者能够识别出行为反应和情感反应的多样性，并将其归纳为五个核心主题。这不仅有助于理解人们在面对听力困难时的应对策略，还为未来的理论构建和干预措施提供了基础。

此外，本研究还强调了交流伙伴在应对听力困难中的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是PHL的辅助者，也在对话中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因此，未来的干预措施应更多地考虑交流伙伴的需求和行为，以提高整体的交流效果。

总之，本研究为理解听力损失者在面对面交流中的行为和情感反应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并指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通过进一步探索PNH和CPs的反应，以及结合更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我们有望更全面地了解人们在面对听力困难时的应对策略，从而为改善交流体验和设计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