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部成都平原龙湖村遗址(距今3200–2600年)陶窑的燃料使用模式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Fuel use pattern of pottery kilns in Longhucun site (3200–2600 cal BP), the Chengdu Plain, sou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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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0月02日
来源: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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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蜀文化遗存中制陶燃料来源研究不足的问题,本文以龙回顾遗址18座陶窑为例,结合植硅体分析和木炭解剖技术,系统揭示了陶窑燃料的植物组成及影响因素,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空白。
在西南中国的成都平原,商周时期(约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700年)的石桥子文化(Shierqiao culture)以其发达的陶器制造技术而著称。陶器的生产不仅是这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古代手工业经济的核心议题之一。在这一时期,成都平原的陶器制造呈现出高度的专业化特征,特别是在金沙遗址,作为石桥子文化的重要中心,陶器生产已经发展出专门的作坊和工艺体系。然而,尽管对陶器本身的研究取得了诸多进展,关于陶器烧制过程中所使用的燃料类型及其来源的研究却相对匮乏。因此,探索这一时期陶器烧制燃料的组成,不仅有助于理解古代社会的生产技术,也为研究当时人们的资源利用策略和环境适应能力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对石桥子文化遗址的考古研究中,龙虎村遗址因其丰富的陶器烧制遗迹而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该遗址中发现的一组19座陶窑,为探讨古代陶器烧制燃料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其中,18座陶窑具有水平结构,这一结构的陶窑在当时已经较为普遍,表明陶器生产在这一时期已经进入了一个较为成熟和系统的阶段。而剩下的1座陶窑则采用的是坑式烧制方式,结构上缺乏典型的陶窑特征,因此未被纳入本次研究。这些陶窑的集中分布,结合遗址中发现的专门用于标识陶工身份或作坊的印章,表明龙虎村遗址很可能是一个专门用于陶器制造的中心。这一发现为研究古代陶器生产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信息。
为了深入分析这些陶窑中使用的燃料类型,研究人员对陶窑内的黑灰层以及同时期的灰坑土壤样本进行了系统的采集。这些样本随后通过植物硅质体(phytolith)分析和木炭解剖(charcoal anatomy)等考古植物学方法进行了研究。植物硅质体是一种由植物细胞分泌形成的无定形二氧化硅结构,能够在土壤中长期保存,成为研究古代植物利用的重要证据。木炭解剖则通过显微镜观察木炭的结构特征,从而判断其来源植物的种类。这两种方法的结合,使得研究人员能够较为准确地识别出陶窑燃料的植物成分,并进一步探讨其选择背后的环境和文化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龙虎村遗址陶窑使用的燃料来源具有显著的多样性。植物硅质体分析显示,草本植物在燃料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禾本科(Poaceae)植物尤为常见。这可能与当时人们在陶器烧制过程中对快速点燃和高温维持的需求有关。禾本科植物通常具有较高的挥发性,燃烧迅速且能够提供充足的热量,因此在需要快速升温的陶窑烧制中具有优势。此外,一些作物加工的副产品,如稻叶等,也被用作燃料,尽管其比例相对较小。这种对植物资源的综合利用,反映了古代社会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巧妙的利用方式来满足生产需求。
另一方面,木炭解剖的结果显示,主要的木质燃料来源于竹类植物(Bambusoideae)。竹类植物因其生长迅速、分布广泛以及易于获取的特性,成为当时人们重要的燃料来源之一。此外,研究还发现了其他一些植物的木炭残余,如 Ehretia 属、Prunus 属、Ligustrum 属、Pteroceltis 属、Ilex 属和Rhododendron 属等。这些植物的木炭残余表明,陶窑燃料不仅限于竹类,还可能包括其他类型的树木。这进一步说明了当时人们在选择燃料时,会根据当地的植被资源和燃烧特性进行灵活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燃料的选择不仅受到植物资源的可用性影响,还与陶窑的设计密切相关。例如,早期的露天窑(bonfire kiln)和薄壁窑(thin-walled kiln)由于其开放式的窑室结构,需要燃料能够迅速点燃并快速达到高温。这种需求使得人们倾向于使用结构松散、富含纤维素的草本植物作为燃料。而水平窑(horizontal kiln)则具有更为复杂的结构,包括火箱和窑室的并列布局,以及通过火道引导火焰进入窑室的系统。这种结构设计使得燃料的使用更加高效和可控,从而允许人们使用更稳定的木质燃料,如竹类植物。竹类植物不仅燃烧稳定,而且能够在长时间内维持较高的温度,适合于需要长时间高温烧制的陶器生产。
此外,研究还揭示了燃料选择与环境条件之间的关系。在植被资源丰富的地区,人们通常会优先选择草本植物作为燃料,因为它们更容易获取且燃烧效率较高。而在植被稀少的干旱地区,古代居民则可能选择动物粪便作为替代能源。例如,在伊拉克北部的Logardan遗址,研究发现牛和羊的粪便在陶器生产中被广泛使用,这可能是由于当地植被资源有限,而动物粪便作为一种可再生的能源,能够满足生产需求。这种适应性策略表明,古代社会在面对不同的自然环境时,能够灵活调整其资源利用方式,以适应生产和生活的需求。
在龙虎村遗址的背景下,成都平原的自然环境为其陶器生产提供了丰富的植物资源。该地区拥有适宜的气候条件,包括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以及充足的降水量,这些都为多种植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成都平原的地形相对平坦,有利于大规模的农业活动和资源采集。因此,古代居民在选择燃料时,可能更倾向于利用当地丰富的草本植物和竹类资源。这种选择不仅反映了对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也体现了当时社会对生产技术的适应与优化。
然而,研究也发现,燃料的选择并非单一的,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例如,燃料的燃烧特性、获取的便利性以及生产需求的差异,都可能影响燃料的种类和比例。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会根据特定的生产需求,选择不同类型的燃料进行组合使用。这种灵活的燃料选择策略,使得陶器生产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保持较高的效率和质量。此外,研究还表明,一些作物加工的副产品,如稻叶等,也可能被用于燃料,这不仅体现了对资源的综合利用,也反映了古代社会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通过对龙虎村遗址陶窑燃料的分析,研究人员不仅揭示了当时人们在陶器烧制过程中所使用的植物资源,还进一步探讨了这些资源选择背后的文化和社会因素。例如,燃料的来源可能与当时的农业活动密切相关,而燃料的使用方式也可能受到社会分工和生产组织的影响。在一些专门化的陶器生产中心,如金沙遗址,可能存在专门的燃料采集和处理流程,以确保生产过程的高效和稳定。这种专门化的生产体系,可能反映了当时社会在手工业领域的高度组织化和专业化。
此外,研究还指出,燃料的选择和使用方式可能与当时的环境变化和资源管理策略有关。例如,在气候变化或植被资源减少的情况下,古代居民可能会调整燃料的种类,以适应新的环境条件。这种适应性策略不仅有助于维持陶器生产的连续性,也可能对当地生态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研究这些燃料的来源和使用方式,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社会如何与自然环境互动,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寻找可持续的生产方式。
总之,龙虎村遗址的陶窑燃料研究为理解石桥子文化时期的陶器生产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植物硅质体和木炭解剖等方法,研究人员能够较为准确地识别出燃料的植物成分,并进一步探讨其选择背后的环境和文化因素。这一研究不仅揭示了古代社会对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也为探索古代手工业经济和生产技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同时,它还为未来的考古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参考,尤其是在如何利用植物学方法分析古代燃料方面。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资源利用策略,也为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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