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岁后的离婚：瑞典不同年龄段的离婚趋势变化

《Inclusion》：Divorce After Age 60: Changing Patterns Across Cohorts in Sweden

离婚率上升与婚姻持续时间、再婚稳定性及教育关联性变化有关。

　　近年来，西方国家中老年人离婚的现象逐渐增多，而年轻人群的离婚率则趋于稳定或下降。这一趋势的变化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瑞典这样的国家，其家庭生活和婚姻稳定性经历了显著的演变。本研究聚焦于瑞典1940年至1960年间出生的60岁及以上人群，分析他们在2000年至2022年间的离婚趋势。通过使用瑞典的注册数据，我们能够全面了解这一群体的婚姻状况，而无需依赖样本数据，从而保证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代表性。

在瑞典，婚姻的稳定性和离婚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婚姻持续时间、再婚情况以及教育水平等。本研究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方法，以可视化不同性别和年龄群体的离婚趋势。同时，我们运用事件历史模型，探讨婚姻持续时间、再婚状况以及教育水平如何影响不同出生队列的离婚风险。研究结果表明，60岁及以上人群的离婚率在近几十年中呈现适度上升的趋势。婚姻持续时间较短的人群，尤其是再婚者，离婚的风险相对较高。此外，教育水平的变化也对离婚风险产生了影响，早期出生的群体中，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反而面临更高的离婚风险，而近年来出生的群体中，教育水平较低的个体离婚风险有所上升。

这些发现表明，瑞典晚龄离婚率的上升趋势部分归因于婚姻持续时间的缩短、再婚婚姻的不稳定性增加以及教育水平与离婚风险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离婚，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婚姻观念的变化，也揭示了社会结构和经济条件的演变。例如，瑞典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显著提高，使得她们在经济上更加独立，这可能影响了她们在婚姻中的选择和行为。女性在1940年代出生的群体率先实现了与男性接近的就业水平，到1970年代中期已达到就业率的平衡。尽管许多女性仍然从事兼职工作或收入较低的职业，但整体上，女性的经济独立性得到了显著增强，这可能影响了她们在婚姻中的自主权和稳定性。

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出生队列的个体在婚姻中的行为存在差异。在较早出生的群体中，离婚风险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而在近年来出生的群体中，教育水平较低的个体离婚风险反而更高。这种变化可能与社会观念的转变有关，例如，随着社会对婚姻的期望发生变化，教育水平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成为婚姻稳定的保障。同时，婚姻的持续时间与离婚风险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关联，较长的婚姻往往更稳定，而较短的婚姻则面临更高的离婚风险。这一趋势在不同出生队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尤其是最近出生的群体中，离婚风险随婚姻持续时间的缩短而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还探讨了不同年龄组的离婚风险变化。结果显示，60岁至69岁之间的离婚风险相对较高，而70岁及以上的离婚风险则较低。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离婚率仍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最近出生的群体中。这种趋势可能与婚姻形成时间的推后有关，因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较晚的年龄才进入婚姻，导致他们的婚姻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从而增加了离婚的可能性。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平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的婚姻稳定性可能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健康状况、经济压力和社交支持等。

瑞典作为一个社会福利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其婚姻制度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首先，瑞典的婚姻模式经历了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向双职工家庭的转变，这一变化使得婚姻关系更加平等，但也可能带来新的挑战。其次，随着社会观念的开放，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认为婚姻并不局限于年轻时的承诺，而是可以随着人生阶段的变化而调整。这种观念的转变可能促使更多老年人选择离婚，以追求个人幸福和生活质量。

在方法上，本研究利用了瑞典的全国注册数据，涵盖了从1989年开始的婚姻和离婚记录，以及1968年的婚姻历史数据。这些数据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婚姻持续时间、再婚情况以及教育水平的详细信息。通过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Cox比例风险模型，我们能够更准确地评估不同因素对离婚风险的影响。此外，研究还发现，尽管教育水平对离婚风险的影响较小，但在某些情况下，如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时，离婚风险仍然存在一定的增加趋势。

本研究的结果对于理解晚龄离婚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晚龄离婚现象的增加反映了社会对婚姻和家庭关系的重新定义，尤其是在经济独立性和个人选择方面。其次，晚龄离婚可能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产生深远影响，包括经济状况、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等方面。因此，政府和社会机构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以应对这一趋势带来的挑战，例如提供更多的心理支持、法律咨询和社会服务。

研究还指出了一些局限性。首先，由于数据限制，我们排除了那些在59岁之前去世的个体，这可能影响了结果的全面性。其次，瑞典在2011年之前没有正式的同居登记系统，因此本研究仅限于正式婚姻和离婚的情况，而未包括同居关系的变动。尽管同居在瑞典社会中越来越普遍，但这一现象在60岁及以上的群体中仍较为罕见，因此对研究结果的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瑞典晚龄离婚率的变化趋势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平均寿命的延长，晚龄离婚现象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变得更加普遍。因此，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需要进一步关注这一趋势，以更好地理解其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此外，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展到其他高收入国家，以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晚龄离婚的变化趋势。这将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晚龄离婚的全球模式，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多的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