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露于道德伤害事件对以色列作战退伍军人创伤后应激症状的影响：一个关于道德伤害后果与宽容倾向的纵向调节中介模型

《Psychiatry Research》：The impact of exposure to morally injurious events on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among Israeli combat veterans: A longitudinal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moral injury outcomes and dispositional forgiveness

潜在道德伤害事件（PMIEs）对以色列现役士兵PTSS的影响及宽恕倾向的调节作用研究。采用六年纵向设计，跟踪169名士兵从入伍前（T1）至退伍后两年（T4），发现36.4%士兵暴露于PMIEs，其中11.3%达到PTSS临床阈值。羞耻感中介效应受宽恕水平调节：低宽恕组PMIE-背叛导致羞耻感增强，PTSS更严重；高宽恕组则呈现相反效应。研究证实宽恕作为保护因子，可缓冲PMIEs通过羞耻感引发PTSS的路径。

　　在现代战争和军事行动的背景下，士兵在服役期间可能会经历各种具有潜在道德伤害性质的事件（PMIEs），这些经历不仅影响其心理状态，还可能引发更深远的道德创伤（MI）以及创伤后应激症状（PTSS）。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否存在某种保护性因素能够缓解其影响，本研究对以色列的退伍军人进行了为期六年的纵向追踪调查。研究通过四个测量点，分别对应服役前、服役初期（预部署）、服役后期（后部署）以及服役结束后的第一年，分析了PMIEs的暴露情况与MI结果、PTSS之间的联系，并探讨了个人的“特质宽恕”是否在这些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

士兵在军事服务中可能面临的PMIEs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由于自身的行为或不作为而引发的道德困境，二是由于直接或间接接触到他人违反道德的行为，例如信任的人背叛自己。这些事件对士兵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导致长期的心理问题，如PTSD。根据现有研究，PMIEs的暴露率在不同军队分支、作战环境和时间段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但总体来看，有10%至40%的士兵在服役期间经历过某种形式的PMIEs。这种现象不仅与个体的心理状态有关，还可能影响其社会功能和人际关系。

本研究关注的是士兵在服役期间的道德创伤及其后续影响。道德创伤通常表现为内化的痛苦，如羞耻感，以及外化的反应，如愤怒或信任的破裂。这些结果可能进一步导致PTSS的出现，而PTSS通常表现为焦虑、抑郁、闪回和回避行为等症状。因此，理解PMIEs如何影响道德创伤，以及道德创伤如何进一步导致PTSS，对于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

在这一背景下，研究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并非所有经历过PMIEs的士兵都会出现PTSS？这一问题引出了对“特质宽恕”的研究。特质宽恕指的是个体在面对伤害或道德困境时，倾向于宽恕自己、他人或不可控的情境（如自然灾害）的倾向。这种宽恕不仅是一种心理机制，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使个体能够克服因伤害他人或被他人伤害而产生的负面心理后果。研究表明，宽恕与多种积极的心理健康结果相关，包括增强的心理幸福感和改善的整体心理健康状态。此外，宽恕在士兵经历道德创伤后也起到重要作用，有助于减少自我谴责、内疚和羞耻感，同时促进矫正行为。

本研究通过纵向追踪设计，分析了士兵在服役期间的PMIEs暴露情况，以及这些暴露如何影响其后续的MI结果和PTSS。研究假设，PMIEs的暴露会对MI结果和PTSS产生正向影响，而MI结果则会作为中介变量，连接PMIEs与PTSS之间的关系。此外，研究还假设，个体的特质宽恕水平可能会调节这种关系，即在宽恕水平较低的士兵中，PMIEs的暴露与PTSS之间的关系可能更为显著，而在宽恕水平较高的士兵中，这种关系可能被削弱。

研究样本包括169名以色列的战斗人员，他们来自以色列国防军（IDF）的一个战斗旅。该旅因其在以色列边境和西岸地区进行的高强度作战任务而被选中，包括传统的武装冲突以及在西岸地区执行的安全和执法任务，如设卡、巡逻、逮捕和伏击行动。这些任务通常涉及与平民的密切接触，特别是在不同冲突水平的环境下。因此，研究对象所处的军事环境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这为分析PMIEs的影响提供了独特的背景。

在数据收集方面，研究采用了多阶段的前瞻性方法，通过四个测量点追踪士兵的服役情况。第一个测量点（T1）是在服役前的12个月内，通过计算机化的档案资料收集了士兵的基本信息，包括教育指数和服役表现预测。第二个测量点（T2）是在服役后的六个月，此时士兵已完成基础训练，研究团队在基地收集了有关士兵人格风险因素以及基线抑郁和焦虑症状的信息。第三个测量点（T3）是在服役后的18个月，即完成部署任务后，研究团队收集了有关战斗暴露、PMIEs的暴露情况以及部署后的抑郁和焦虑症状数据。第四个测量点（T4）是在服役结束后28个月，研究团队收集了有关MI结果以及抑郁和焦虑症状的信息。

研究结果表明，大约36%的参与者在服役期间经历了PMIEs，其中13%在服役结束后的第一年超过了PTSS的临床阈值。PMIEs中的“背叛”类型在服役后的18个月（T3）与服役结束后的第一年（T4）的MI结果中的羞耻感和信任破裂之间存在正向关联。研究进一步发现，PMIEs对PTSS的影响可能是间接的，即通过MI结果中的羞耻感这一中介变量来实现。对于那些具有较低宽恕水平的士兵，更高的PMIEs暴露（尤其是涉及自我或他人的背叛）与更高的羞耻感相关，而更高的羞耻感则与更严重的PTSS有关。相反，对于那些具有较高宽恕水平的士兵，更高的PMIEs暴露（包括自我和他人的行为）与更低的羞耻感相关，从而减少了PTSS的严重程度。

这些结果表明，特质宽恕在PMIEs暴露与MI结果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尤其是在羞耻感这一中介变量中。这进一步说明，宽恕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干预目标，用于治疗道德创伤并预防PTSS的发生。研究还强调，士兵在服役期间的经历可能对其退伍后的心理状态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在从军事生活过渡到平民生活的过程中，这一时期往往伴随着高度的心理压力和适应挑战。

此外，研究发现，PMIEs的暴露不仅影响士兵的道德创伤，还可能影响其后续的抑郁和焦虑症状。对于那些在服役初期（T2）和服役期间（T3）经历过较高PMIEs暴露的士兵，他们在服役结束后的第一年（T4）表现出更高的抑郁和焦虑水平。这一发现进一步支持了PMIEs与PTSS之间存在间接关系的观点，即通过MI结果的中介作用，PMIEs的暴露可能影响士兵的长期心理健康状况。

在讨论部分，研究指出，PMIEs的暴露可能通过道德创伤的结果，如羞耻感和信任破裂，进一步导致PTSS的出现。而特质宽恕则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缓冲作用，即在宽恕水平较高的士兵中，PMIEs的暴露对PTSS的影响可能被减弱。这一发现为未来的干预措施提供了新的视角，即通过培养士兵的宽恕能力，可能有助于缓解其心理创伤并促进心理恢复。

研究还提到，士兵在服役期间的经历可能对其退伍后的社会功能和人际关系产生影响。例如，在服役期间经历道德创伤的士兵，可能在退伍后表现出更高的社交焦虑和人际关系问题。这些影响可能与士兵在服役期间的适应能力以及其对道德困境的处理方式有关。因此，研究不仅关注士兵的个体心理状态，还关注其社会适应能力，这为理解道德创伤的复杂性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主要来自一个特定的战斗旅，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此外，研究采用的是自我报告的方法，这可能受到回忆偏差或社会期望的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扩大样本范围，并采用多种方法来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同时，研究还发现，士兵在服役期间的宽恕水平可能与其后续的PTSS水平存在显著关联，这一发现为开发针对宽恕能力的干预措施提供了依据。

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道德创伤与PTSS之间的潜在联系，并指出宽恕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干预因素。这一发现对于军事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面对现代战争带来的复杂道德困境时。通过理解宽恕如何影响士兵的心理健康，研究为制定有效的心理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此外，研究还强调了在士兵服役期间和退伍后的心理支持的重要性，这可能有助于减少PTSS的发生并促进士兵的心理恢复。

研究的未来方向包括进一步探讨宽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用，以及不同类型的PMIEs对MI结果和PTSS的影响。此外，研究还建议，未来的干预措施应考虑士兵的宽恕能力，并将其作为治疗道德创伤和PTSS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综合考虑士兵的个体差异和军事环境的影响，研究为制定更加个性化的心理干预措施提供了可能。

总体而言，本研究为理解PMIEs对士兵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并指出宽恕可能是一个关键的保护性因素。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改善士兵的心理健康状况，还可能为军事心理健康政策的制定提供新的思路。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宽恕的培养可能成为预防PTSS和促进士兵心理恢复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