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阿尔茨海默氏症的性别差异

一项人类研究的结果表明，一个人是否从母亲或父亲那里遗传了患阿尔茨海默病(AD)的风险，会影响他们自身大脑淀粉样蛋白水平升高的风险，淀粉样蛋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生物学标志物。研究小组评估了4400名认知能力未受损的成年人的数据，发现那些母亲在任何年龄都有记忆障碍病史的人，或者父亲有早发性记忆障碍病史的人，大脑中β-淀粉样蛋白的水平都有所增加。

　　

阿尔茨海默病(AD)是高度遗传性的，麻省总医院布里格姆的研究人员领导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一个人的母亲和父亲的记忆障碍/AD家族史可能会影响他们自身大脑淀粉样蛋白水平升高的风险，淀粉样蛋白是AD的生物学标志物。研究小组对4400名年龄在65-85岁之间的无认知障碍成年人的数据进行了评估，发现那些在任何年龄有母亲记忆障碍史的人，或者父亲有早发性记忆障碍史的人，或者父母双方都有记忆障碍史的人，他们大脑中β-淀粉样蛋白(a β)的水平都有所增加。

“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参与者有母亲一方的家族史，那么观察到的淀粉样蛋白水平就会更高，”资深通讯作者Hyun-Sik Yang医学博士说，他是布里格姆麻省总医院的神经学家，也是布里格姆妇女医院认知和行为神经病学部门的行为神经学家。Yang还是麻省总研究所的神经病学医师调查员。麻省总医院布里格姆的神经学家Reisa Sperling医学博士说，这些发现很快就会用于临床翻译。“这项工作表明，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遗传可能是识别无症状个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用于正在进行和未来的预防试验。”

资深通讯作者Yang和合著者Sperling及其同事在《JAMA Neurology》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无认知障碍老年人记忆障碍和β-淀粉样蛋白的父母史》的论文。在他们的报告中，研究小组指出:“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阿尔茨海默病从临床前阶段就开始了母体遗传的优先性，这一发现具有广泛的临床和科学意义。”

作者指出，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在双胞胎研究中，遗传率估计在60%到80%之间。他们进一步评论了先前的研究，这些研究调查了家族史在阿尔茨海默病中的作用。他们说:“有阿尔茨海默氏症家族史的人患阿尔茨海默氏症的风险大约会增加2到15倍，这取决于患病亲属的数量。此外，一个或多个一级亲属的家族史可以估计老年认知未受损个体的β-淀粉样蛋白(Aβ)负担，这表明家族史可能在临床前阶段捕获阿尔茨海默病的遗传易感性。”

一些先前的研究表明，母亲的历史代表了患阿尔茨海默氏症的更高风险。研究小组指出:“研究表明，母亲有晚发性阿尔茨海默病病史，而父亲没有，会使个体的大脑β-淀粉样蛋白(Aβ)负担增加，大脑代谢减少，灰质体积减少。”

通过更大的临床试验数据集，Yang和他的同事们想进一步研究在认知正常的成年人中，母亲或父亲的AD是否会影响疾病风险，但在一个更大的研究中，涉及认知未受损的参与者。他们指出:“早期调查家族史和阿尔茨海默病生物标志物的研究样本量有限，缺乏统计能力，无法完全确定母亲史和父亲史在临床前阶段对阿尔茨海默病病理的影响程度。”

研究结果表明，一个人的母系和父系家族史可能对大脑中淀粉样蛋白积累的风险产生不同的影响。

在他们报告的研究中，包括范德比尔特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内的研究小组检查了4413名老年人的家族史，这些老年人来自无症状阿尔茨海默氏症抗淀粉样蛋白治疗(A4)研究，这是一项旨在预防阿尔茨海默氏症的随机临床试验，Sperling是该研究的主要研究者。试验参与者被问及他们父母出现的记忆丧失症状，以及他们的父母是否被正式诊断出阿尔茨海默病，或者是否有尸检证实。Yang说:“有些人决定不进行正式诊断，把记忆丧失归因于年龄，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记忆丧失和痴呆表型上。”

研究人员还使用a β-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Aβ-PET)来测量认知未受损参与者的淀粉样蛋白。他们的综合结果表明，在无症状的研究参与者中，母亲在所有年龄段都有记忆障碍史，父亲有早发性记忆障碍史(年龄小于65岁)与较高的淀粉样蛋白水平有关。相反，结果表明，父亲的迟发性记忆障碍史与无症状个体的高淀粉样蛋白水平无关。

“如果你的父亲有早期发病的症状，这与后代的水平升高有关，”布里格姆神经学系的博士后研究员、第一作者Mabel Seto博士说。“然而，当你的母亲开始出现症状时，这并不重要——如果她真的出现了，那就与淀粉样蛋白升高有关。”作者总结道:“在这项研究中，在无症状的老年人中，母亲在任何年龄的记忆障碍史都与β-淀粉样蛋白负担有关，而只有父亲的早发性记忆障碍史与后代的β-淀粉样蛋白水平有关。”

Seto还从事其他与神经学性别差异相关的项目。她说，这项研究的结果令人着迷，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在女性中更为普遍。Seto说:“从基因的角度来看，一种性别贡献了另一种性别没有的东西，这真的很有趣。”她还指出，研究结果不受研究参与者生理上是男性还是女性的影响。作者评论说:“参与者的性别和母亲的Aβ病史之间没有明显的相互作用，这表明两性都可能优先从母亲那里遗传AD风险。”

Yang指出，这项研究的一个局限性是，一些参与者的父母在他们可能出现认知障碍症状之前就去世了。他说，诸如获得资源和教育等社会因素也可能在人们何时承认认知障碍以及是否被正式诊断出认知障碍方面发挥了作用。

Seto补充说:“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参与者中的大多数都是非西班牙裔白人。我们可能不会在其他种族和民族中看到同样的效果。”Seto指出，下一步将扩大研究范围，观察其他群体，并研究父母的历史如何影响认知能力下降和淀粉样蛋白的积累，以及为什么来自母亲的DNA起作用。研究人员表示:“为了更全面地了解父母痴呆史在后代AD风险中的潜在作用，未来的纵向研究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