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们认为，男性可能不像女性那样“认为”需要做家务

通过在“可提供性感知”理论中加入性别维度，并将其应用到家庭中，一个新的假设可能有助于回答为什么女性仍然承担大部分家务，而男性似乎从未注意到这些问题。

　　

哲学家们试图回答家务劳动中的不平等和女性在家庭中的工作被忽视的问题，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男性和女性受到社会的训练，在同一个家庭环境中看到不同的行动可能性。

他们说，一种被称为“可提供性理论”的观点——即我们所经历的物体和情境都隐含着相应的行为——在涉及日常家庭维护等无数平凡任务时，支持了由来已久的性别差异。

例如，女性可能会看到一个表面，并看到一个隐含的动作——“擦拭”，而男性可能只看到一个覆盖着面包屑的工作台面。

哲学家们认为，这些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上的性别差异可以通过社会干预来改变，比如延长陪产假，这将鼓励男性在心理上建立起对家务的联想。

他们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杂志上撰文称，现有数据——尤其是在大流行期间收集的数据——表明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

一个是“不平等”:尽管经济和文化上有所进步，为什么女性继续承担绝大多数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工作?另一个是“隐形”:为什么这么多男人认为家务的分配比实际情况更平均?

剑桥大学历史与科学系的汤姆·麦克利兰博士说:“许多人认为这是传统性别角色的表现，以及各种经济因素，比如女性为了照顾孩子而采取灵活的工作方式。”

“然而，在疫情期间，大多数夫妻都被困在家里，家务任务中仍然存在明显的不平等，许多男性仍然忽视了这种不平衡，这意味着这不是故事的全部。”

麦克利兰和合著者宝琳娜·斯里瓦教授认为，家庭中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以及男性无法识别所谓的劳动——可以通过心理学上的“可见性”概念得到最好的解释:即我们认为事物会吸引或“提供”特定的行为。

“这不仅仅是看一棵树的形状和大小，然后猜测你可以爬上它，而是实际上看到一棵特定的树是可以爬的，或者看到一个杯子是可以喝的，”最近在剑桥大学哲学系任教的斯里瓦说。

“神经科学已经表明，感知一种可提供性可以触发神经过程，让你为身体行动做好准备。这可能是轻微的冲动，也可能是压倒性的强迫，但通常需要付出精神努力，才能不根据一种可提供性采取行动。”

个体之间的“可提供性知觉”存在显著差异。一个人认为树是可以攀爬的，而另一个人却不这么认为。物体提供了大量的可见性——人们可以将锅铲视为煎蛋工具或节奏乐器——以及对它们的一系列敏感性。

麦克利兰说:“如果我们将可提供性感知应用于家庭环境，并假设它是有性别区别的，那么它就能很好地回答不平等和不可见的问题。”

根据哲学家们的说法，当一个女人走进厨房时，她更有可能感知到特定家庭任务的“可见性”——她认为盘子是“要洗的”，冰箱是“要储存的”。

一个男人可能只是观察水槽里的盘子，或半空的冰箱，但没有察觉到这种启示或体验到相应的精神“拉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微小的差异会累积成谁做什么方面的巨大差异。

斯里瓦说:“可见性会吸引你的注意力。任务可能会让感知者心烦意乱，直到完成，或者让他们从其他计划中分心。如果抗拒，就会产生一种紧张感。”

“这让女性陷入了两难境地:要么是劳动不平等，要么是认知负荷不平等。”

哲学家们说，这种基于性别的认知差异可能有许多根本原因。在某些环境中，社交暗示会鼓励我们的行为，通常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由成年人给出的。我们的视觉系统根据我们最常遇到的事物进行更新。

麦克利兰说:“社会规范塑造了我们所感知的可见性，所以如果性别规范没有起到同样的作用，那才奇怪。”

“有些技能有明显的性别特征，比如清洁和修饰，女孩被期望比男孩做更多的家务。这训练了他们看待家庭环境的方式，将柜台视为‘擦拭’。”

斯里瓦和麦克利兰说，“性别启示知觉假说”并不是要赦免男性。尽管男人在家庭中缺乏可提供的感知能力，但他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思考而不是看到来注意到需要做什么。女性对家庭境况的敏感也不应等同于对家务的天然亲切感。

麦克利兰说:“我们可以通过持续有意识的努力和习惯的培养来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应该鼓励男性通过提高对家务可见性的敏感性来抵制性别规范。

例如，一个人可能会下定决心，每次等水壶烧开时都要扫干净面包屑。这不仅会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看不到的任务，还会逐渐重新训练他们的感知能力，让他们在未来开始看到可提供性。”

哲学家们认为，改变社会规范的集体努力需要政策层面的干预。例如，共享产假使父亲有机会对照顾任务的可见性变得更加敏感。

斯里瓦补充说:“我们的重点是打扫或擦拭等身体行为，但性别可提供性感知也适用于安排和记忆等心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