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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Nature子刊遗传学重大发现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13年01月31日 来源:生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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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首都医科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常见于中国人群的遗传变异rs12252-C,这一研究发现这或许有助于阐明某些猪流感感染者会得重病的原因,并以此改变他们的治疗方式。
生物通报道 来自中国首都医科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常见于中国人群的遗传变异rs12252-C,这一研究发现这或许有助于阐明某些猪流感感染者会得重病的原因,并以此改变他们的治疗方式。
研究人员发现,只有不到1%的白种人具有这一基因改变。相比之下,携带这一基因变异的中国人大约为25%。其在日本人和韩国人中也很常见。
这项研究发表在1月29日的《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领导这一研究的是首都医科大学的董涛(Tao Dong)教授。
在这篇文章中,来自中国和英国的研究人员对2009-2010年猪流感大流行期间住进北京一家医院的83名患者进行了分析。在具有肺炎、呼吸或肾脏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的患者中,69%的人携带这一遗传改变。而病症轻微的患者中,只有25%的人有这一遗传突变。
“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你有这一基因变异就应该感到恐慌。大多数有此变异的人并不会遭遇到麻烦,”研究作者之一、牛津大学Weatherall分子医学研究所主任Andrew McMichael说。
他认为这表明,相比其他人,对于严重流感具有这种遗传易感性的人们应更早更积极地接受治疗。
他估计,具有这一遗传变异的人一旦受到感染,其患重病的可能性要高5-6倍。但这一基因改变并不会让人们得流感的可能性增加,因为这还取决于环境接触和早先免疫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McMichael说,这一基因变异还有可能导致人们对于登革热、SARS和其他流感等疾病具有相同的重病倾向。但如果他们能够康复,这也有可能让他们获得更强的免疫力。
一些专家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它表明患者对于一种病毒的反应有可能决定了他们的疾病严重情况。
“重症患者与那些病症轻微的感染者体内的病菌并无不同。是宿主对自身造成了所有的伤害,”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和政策中心主任Michael Osterholm(未参与该研究)说。
如果人们携带这一遗传变异,在他们患流感后,他们的免疫系统更有可能超速运转,引起器官损害或堵塞呼吸道等问题。
科学家们很早就认识到疾病对于所有人群的打击不尽相同。白种人更有可能在种痘后患上严重的格-巴二氏综合征(Guillain-Barre syndrome),流感流行通常对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土著居民更为致命。由于当前的记录还非常有限,还不清楚以往的流感爆发是否在亚洲更为致命。
Osterholm警告说,这一遗传变异并不仅限于华人。“许多其他的人群也具有相同的基因,并像这样做出免疫应答。”
Osterholm认为,不同的流感病毒株有可能会引发人们不同的反应,中国人感染猪流感更易于患重病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于其他流感也具有相同的反应。
其他人认为,遗传筛查或许有一天会纳入到国家的流感计划中。
伦敦帝国学院呼吸道感染中心主任Peter Openshaw说:“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工作证实这一点,未来我们或许能够说出,某个种族的人们是否具有更高的风险,应该优先接种疫苗或给予抗病毒药物。有可能到某一天,在对流感患者施以治疗之前,我们会进行遗传测试看看哪一种是最好的治疗。”
(生物通:何嫱)
生物通推荐原文摘要:
Interferon-induced transmembrane protein-3 genetic variant rs12252-C is associated with severe influenza in Chinese individuals
The SNP rs12252-C allele alters the function of interferon-induced transmembrane protein-3 increasing the disease severity of influenza virus infection in Caucasians, but the allele is rare. However, rs12252-C is much more common in Han Chinese. Here we report that the CC genotype is found in 69% of Chinese patients with severe pandemic influenza A H1N1/09 virus infection compared with 25% in those with mild infection. Specifically, the CC genotype was estimated to confer a sixfold greater risk for severe infection than the CT and TT genotypes. More importantly, because the risk genotype occurs with such a high frequency, its effect translates to a large population-attributable risk of 54.3% for severe infection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studied compared with 5.4% in Northern Europeans. Interferon-induced transmembrane protein-3 genetic variants could, therefore, have a strong effect of the epidemiology of influenza in China and in people of Chinese desc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