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补脆弱的“精神防线”

　　

8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分组审议《精神卫生法》草案。这是历经27年，经过10余次修改后的《精神卫生法》第二次被递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精神障碍患者全国有多少，现在没有统计数字。按照有关部门提供的信息，几个省的抽样最高达到17.5%。”参与分组审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信春鹰说，“考虑到我国人口的基数，这部法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了。”

在庞大的人群背后，“我们国家的精神卫生专业队伍情况和发达国家相比差得太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陇德说，我国每10万人里才1.53名精神科医师，发达国家为8.59名；护士差得更远，我国10万人里只有2.65名精神科护士，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字为29.15名。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告诉记者，二审稿重在做好精神障碍的预防、治疗和康复工作上，解决目前精神卫生疾病预防不力、医疗机构不足、专业人员缺乏、患者得不到及时诊治和康复等突出问题。

精神科医师不被人理解、待遇低

北京朝阳区一家医院的一名精神科女医生，至今仍让信春鹰记挂。分组审议时，她在讲到这个医生的故事时语气明显变了。

“因为患者随时给她打电话，最后丈夫和她离婚了。”信春鹰和这名医生交谈过，“她和我说，如果不接他们的电话，有的就找不到了”，但这样的工作不一定被家人理解。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宋法棠也曾到精神病院调查过，他了解到“医务工作者被精神病人打”不算稀奇事。

“看这类疾病特别辛苦。”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图娅有着近20年的精神疾患治疗和相关新药研发经验，平时在学校国医堂专家门诊部应诊，主要治疗抑郁焦虑等精神疾患。

“您有受到过病人的人身攻击吗？”记者问。

“那倒没有。”图娅说，相比起其他医院的精神科大夫，自己要幸运很多。但经常需要和有精神疾患的病人打交道，更容易被负面情绪污染。“经常要记挂着，这名患者的病情为什么会有反复，那名患者的幻听该怎么消除，这些问题常常困扰着你，能不痛苦吗？”

图娅说，某研究课题曾经组织过一次精神科医生调查，医生量表的得分值甚至超过患者。

图娅仍有3名同学坚守在精神专科医院，“他们特别不容易。”在她看来，他们不光面对严峻的医疗工作环境，还必须要安贫乐道。

王陇德说，精神卫生专业工作人员的待遇比一般医院待遇至少差三分之一以上，“这是实实在在的问题”。

2011年10月，《精神卫生法》一审后，全国人大法律委、常委会法工委到宁夏、内蒙古等地调研。全区每千人拥有精神卫生机构床位数、医生数和护士数等主要指标位列全国第29位的宁夏，精神卫生服务机构少、布局不合理，精神卫生服务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精神障碍患者比其他疾病患者看病更难、更贵。

一名参与调研的人士透露，当地专业人才短缺，由于待遇、观念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医学院毕业生不愿从事精神卫生方面的工作，精神科执业医师缺乏，综合医院医务人员对精神疾病诊断和治疗能力有限。

“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考虑立法”

“精神卫生既是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也是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洪虎说，上一次审议时，有的常委会委员提出，针对当前精神卫生工作的问题和现状，本法的立法重点应当放在做好精神障碍的预防、治疗和康复工作上。法律委员会经同教科文卫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卫生部研究，对一审稿做了修改。

“立法宗旨调整了，‘被精神病’毕竟只是少数现象，现在将重点放在预防、治疗和康复工作上，是以人为本，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考虑立法。”洪虎这样解读。他举例说，草案中第十条增加一款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精神卫生专门人才的培养，加强精神卫生专业队伍建设。

草案第五章中增加一条规定，国家加强基层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扶持贫困地区、边远地区的精神卫生工作，保障城市社区、农村基层精神工作所需经费。

此外在草案中提出，县级以上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医疗机构、康复机构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职业保护，提高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待遇水平。

“现在这部法大的框架和脉络以及整个思路导向都非常好，重点抓住了、核心抓住了，整个宗旨也比较清晰，和预期已经越接近。”分组审议时，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马力如是评价。

激辩《精神卫生法》

分组审议中，代表委员提出，在二审稿的基础上，还有一些突出的问题需要解决。

王陇德指出，草案对于政府和部门的义务和责任规定得比较含糊、不明确。

“对于义务、责任规定过多，权益、保障规定过少，会严重影响精神卫生专业队伍的建设。”王陇德认为，如果对精神卫生专业队伍的权利保障不力，谁来做精神科医生？草案里第11条虽然笼统地提了一句“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精神卫生专门人才的培养”，但是怎么去落实？而对于政府和部门的义务和责任，第7条规定要列入发展规划，第15条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对于这方面要配备专门人员，第60条规定要保障精神卫生工作所需经费，什么是精神卫生工作，包括哪些内涵？他认为，如果这些概念不厘清，第11条实际上就是一句空话。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范徐丽泰对条文中“鼓励和支持”的表述提出质疑。

“精神卫生法草案中，国家、各级政府、县级政府鼓励和支持，到底这个鼓励和支持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一句话？”范徐丽泰说，精神病不是很简单的问题，需要很大的资源投入。仅仅是鼓励与支持，没有实质性的行动是不够的。法律立了以后，各级政府鼓励和支持去做，谁去做，钱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这些问题，法律是解决不了的。她很希望在考虑这部法律的过程中，国家以及各级政府对于这个方面都有一个财政预算上的承担。

“中医师执业资格里没有精神科，但是中医能不能治疗精神疾患呢？”图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她建议诊断和治疗应该分开，精神疾患的诊断和鉴定非常专业，必须由精神科医师来做。但是诊断鉴定和以后的治疗必须分开，“全中国精神科医生拿到专业准入执照的有多少？大量的中医、民族医有治疗精神医患的传统和经验，但是没有相关分类的专科资格”。图娅认为，如果坚持只有精神专科医师才能治疗精神障碍，将会导致两种不好的后果，一方面会减少精神疾患治疗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让传统医学、民族医学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