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格登:全班倒数第一得了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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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年10月18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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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格登正处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他穿着深蓝色和白色相间的细格子衬衫,双手抱在胸前,收紧下巴,向诸多记者摆出一个矜持又有派头的姿势。
约翰·格登正处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他穿着深蓝色和白色相间的细格子衬衫,双手抱在胸前,收紧下巴,向诸多记者摆出一个矜持又有派头的姿势。
2012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出通知,这位英国生物学家和另一位日本生物学家山中伸弥,共同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可在面对镜头的时候,这位79岁的老人却把一张中学成绩报告单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在这张已经发黄的纸片上可以看到,63年前,这位生物学最高奖项的得主在生物课上排名全班倒数第一,并且被授课老师评价为“非常愚蠢”。
“我相信他(格登)想要成为一名科学家,但从他的表现来看,这个想法简直是痴人说梦。”这位老师写道,“他连基本的生物学知识都学不会,想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完全不可能。”
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进入牛津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还是后来被誉为“克隆之父”、获得国际医学大奖拉斯克奖,格登从没忘记过这些严苛的评语。事实上,这张成绩报告单一直被装裱在一个精致的木质相框中,并且被挂在格登剑桥大学的办公室里。
与之相伴几十年后,凭借着一枚诺贝尔奖章,这位曾经的差学生,终于顶着一头白发,成功地回击了当年的差评。
在老师“非常愚蠢”的评价过去半个多世纪后,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这是灾难性的一学期。他的工作离令人满意还差得很远……他的各项表现都非常糟糕,很多时候他都处在麻烦中,因为他根本不听劝告,只坚持用自己的方法。
“我相信格登想要成为一名科学家,但从他的表现来看,这个想法简直是痴人说梦……无论对于格登本人以及教育他的老师,(让他学习生物学)都是在完完全全地浪费时间。”
从那张成绩报告单的评语中,人们几乎可以想见这位诺奖得主当时令老师气急败坏的模样。那是1949年的夏季学期,550分的满分,格登只得到231分,相当于百分制里的42分。而他的名次,在全班18名学生中,排名倒数第一。
15岁那年,在伊顿公学全年级250名男生中,格登的生物课成绩同样排名最末。63年后的今天,他却被评为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之一,与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共同分享生物学研究的最高荣誉,以及800万瑞典克朗(折合人民币753万元)的奖金。
瑞典皇家科学院毫不吝啬对格登的最高评价。他们在发布的获奖评语中说,格登的研究成果“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对细胞和组织发育的认知”。
这位差生的回击始自1962年。当时,距离老师的严苛评语已经过去了13年,他不仅没被吓到,反而在牛津大学拿到了生物学博士的学位。在博士后的研究中,他完成了一个著名的实验:把一只成年青蛙的体细胞核,移植到另一只青蛙的卵细胞里。这个全新的细胞,经过孵化、发育,最终变成一只完整的、发育完全的青蛙。
多年后,人们评价说,这一实验震惊了整个生物界,也“颠覆了人们对细胞发育的传统教条认知”。
没有人知道,那位曾经铁口断言格登“在科学领域无法取得成功”的老师,是否听说了这位差生的成就。在此之前,人们坚信,只有生殖细胞能够发育、分化为不同的组织器官。而格登的实验证明,尽管人体细胞发育中已经分化为不同的器官,但这些体细胞依然保留着完整的遗传信息。也就是说,一粒来源于皮肤的细胞,也能经由培养,变成一块肺脏组织,甚至整个生物体。
这一成果为之后的细胞编程研究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1996年,著名的克隆羊“多利”得以诞生。很长的时间里,格登都被称为克隆技术的“教父”。
如今,在老师“非常愚蠢”的评价过去半个多世纪后,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因为分别独立发现“成熟、分化的细胞能重新具备未成熟细胞发育成完整个体的能力”,他们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这位曾经的落后学生。
科研工作中,格登“差生”的叛逆基因依旧在不时闪烁
在蜂拥而来的记者面前,格登很喜欢回忆起自己15岁那年受到的“屈辱”。他还记得那位名叫加德姆的老师——他专门解释说,加德姆并不是个真正的老师,他的真实职业,是一家博物馆馆长。当时,格登所在的中学伊顿公学,聘请他来向低年级的学生教授基础课程。
在那个“灾难性”的学期过后,格登的生物课成绩是“垫底中的垫底”。老师在评语中毫不掩饰地建议他,放弃学习生物的想法。
不过,在格登的母亲看来,自己的儿子当年早已迷上了生物学。中学期间,格登前后养了上千条毛毛虫,并且等它们一一孵化成飞蛾,这让他的老师非常厌恶。
“我对这些东西就是非常着迷,它们好像有魔力似的吸引着我。”格登说。
但他的人生轨迹的确差一点与科学擦肩而过。他的父亲希望他当兵,或者学习金融,而格登报考了牛津大学古典文学专业。如今,格登解释说,当时中学实验课上的失败的确令他心灰意冷,垂头丧气。
不过,在一番混乱的招生工作之后,阴差阳错地,格登进入了牛津大学动物学系。
他的人生开始向科学一路前进。很长时间,他都在研究一种来自南非的青蛙非洲爪蟾蜍;博士后研究期间,他开始关注“细胞核移植”,并且终其一生都为此深深着迷。
即便在这个时候,“差生”的叛逆基因依旧在不时闪烁。当时,格登试图证明,细胞在分化成不同的组织器官之后,并没有丢掉那些“没用上”的遗传信息。他的观点一直充满争议,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研究证明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我只是一个研究生,那些人却是比我资深很多的前辈。”格登说。
同时,很多人也不明白这一研究的意义,因为在当时看来,这个结论没有任何价值。直到半个世纪后,随着克隆技术和干细胞治疗技术的发展,人们才真正体会到了这一研究的开创性意义,“它让基本的科学研究看到了光亮”。
随着时间的推移,质疑慢慢消失,赞誉开始扑面而来。1989年,56岁的格登参与创办了维康信托基金会和CRC研究所,前者用于资助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工作,后者则致力于细胞生物学和攻克癌症方面的研究。
如今,格登的CRC研究所已经更名为格登研究所。在这个以他命名的机构里,除了实验器材、研究资料,那张中学时代的成绩报告单,也被装裱起来,悬挂在他办公桌的正上方。
格登说,即便拥有数不清的奖状、成果,这张言语刻薄的成绩单,是他唯一裱起来的东西。
有时我会看着它激励自己,几十年前就有人说,你根本不擅长这个工作
当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打来电话的时候,格登最初有些犹豫。
“我不知道是不是朋友和同事故意装成瑞典口音来整我。”格登表示。
不过很快,各方消息蜂拥而来,格登开始确信,自己真的拿到了这一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
在他那项开创性的实验之后,全球的生物学研究都在沿着他开拓的路径一路狂奔,除了备受争议的克隆技术,2006年,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也从人的皮肤细胞中,培养出了尚未分化的干细胞。
这为医学的发展开拓出了崭新的图景:从皮肤取得的细胞,经由培育,能够变成体内的任何一个器官、组织。甚至在未来,对于那些发生病变、损伤的器官,人们能够经由皮肤细胞,直接培养出新的器官来进行“替换”。
如今,格登赢得了诺贝尔奖。在这场成功的“差生逆袭”之后,一些人开始反思当下的中学教育。一位专栏作家在自己的文章中说,他希望在著名的伊顿公学,能够看到一些涨红的羞愧脸庞。
“格登显然不是第一个被老师泼冷水的差学生,1895年,慕尼黑的一位中学校长也把‘永远不会有出息’的评语给了爱因斯坦。”这位作家写道,“学校本应为学生可能的成就而自豪,但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因此被磨灭了学习的热情。”
甚至,这样的反思也蔓延到了中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姚树洁上周撰文说,中国目前的人才观和教育理念,有其严重的片面性。“而这种片面性,往往是扼杀最佳人才,或者是扼杀人才辈出的致命缺点。”
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格登研究所,约翰·格登,这个曾经的差学生,终于迎来了自己最辉煌的成就。面对记者的提问,他说,自己对奖金没有概念,也不打算出国旅游。“也许我会拿奖金投资基金,资助那些攻读学术型博士的学生们。”他说。
事实上,直到今天,这位年近八旬的科学家依旧每天泡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坚持研究工作。那份中学成绩报告单,则被显眼地挂在他办公桌的正上方。
这份成绩报告单似乎给了他一些特别的动力。“有时我会看着它告诉自己,几十年前就有人说,你根本不擅长这个工作。”格登说,“当你的实验遇到困境的时候,拿这个方法激励自己,真的太有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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