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自然》《科学》精选

　　

6月4日Nature

A20蛋白与B-细胞淋巴瘤的关系
两个小组在本期Nature上报告，A20蛋白（NF-κB信号通道的一个负调控因子）在B-细胞淋巴瘤患者身上经常失去活性。Kato等人发现，缺失A20基因的细胞在免疫缺陷小鼠身上会产生肿瘤，而且当该蛋白被重新表达时肿瘤形成受到抑制。Compagno等人发现，A20在大约30%的B-细胞淋巴瘤患者中失去活性。两个小组都发现，A20蛋白在体外抑制细胞生长，促进细胞自杀。

心肌细胞再生所需条件
心脏受损后几乎没有再生能力，所以了解产生新的心肌细胞所需因素是人们非常感兴趣的问题。Jun Takeuchi 和Benoit Bruneau对小鼠中胚层向心肌细胞的分化转移进行了研究，发现两个心肌转录因子和BAF染色质重塑复合物的一个心肌特异性亚单元足以引导小鼠中胚层向扩张的心肌细胞的转化。再增添一个转录因子，会促进向收缩的心肌细胞的转化，促进对非心肌中胚层基因的抑制。确定心肌细胞分化的要求，从长远来讲可帮助实现再生用于治疗的心肌细胞的目标。

六种假丝酵母基因组完成测序
六种假丝酵母（Candida）的基因组序列已被确定，并与白念珠菌（一种海洋酵母和面包酵母）的基因组序列进行了对比。假丝酵母是人类所遭受的伺机性真菌感染的最常见原因。基因组对比显示了与致病性物种相关的惊人的基因家族扩展现象。假丝酵母生物学的其他方面，包括遗传编码的演化，以及交配和减数分裂过程的架构，也可通过对不同物种进行对比来研究。

6月5日Science

禽鸟会向它们的邻里学习
  

  
据6月5日的《科学》杂志报道说，当一只布谷鸟希望将它自己的一枚蛋偷偷地放入一个苇莺的巢中，这时苇莺会发动一场激烈的抵御行动，它们会成群地攻击这些寄生的鸟，同时发出很响且刺耳的叫声，并用它们的鸟喙发出噼啪之声。 新的研究显示，这些苇莺可通过观察它们的邻居而学习这种行为，但这种过程是受到生物学支配的 – 当研究人员用一种无害的假的鹦鹉来取代布谷鸟的话，则这些苇莺就不会学到这种技能。 某些鸟的群体发展出了针对诸如布谷鸟这类托卵寄生鸟的抵御行为，但这种行为不会快到成为遗传学变化的结果。 为了对替代性的解释进行调查，英国的Nicholas Davies 和Justin Welbergen设计了这样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他们让幼小且没有经验的苇莺观察它们的邻居的针对布谷鸟和假鹦鹉的行为。 这些天真的苇莺在观察了它们的邻居之后会采取群攻的行为来抵挡布谷鸟，但却不会抵挡鹦鹉，这表明，这些苇莺已经具有学习新的行为的基础，并只会对真正的威胁进行抵抗。 这种特质从长远看会对苇莺的群体有好处，因为像群攻这样的行为如果应用在错误的情况下则会产生反效果，例如，会吸引捕食者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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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亨廷顿氏病突变的标靶是脑子
据6月5日的《科学》杂志报道说，一项新的研究可能会帮助人们解开一个谜团，即为什么引起亨廷顿氏病的基因突变仅仅对脑中纹状体内的神经元造成重创，尽管这种突变发生在整个身体的所有细胞中。 如果这些基于细胞培养实验的发现同时也在人体中得到证实的话，这将表明人们可以研发针对这种疾病的新的可能的疗法。这种疾病有着很强的家族性，它会引起无法控制的运动、丧失智力官能以及情绪失控。 Srinivasa Subranamiam及其同僚报告说，有一种叫做Rhes的小分子信号蛋白。这种蛋白主要被发现存在于纹状体中，它能与突变的亨廷顿蛋白（Htt）结合。Rhes接着会诱导一种化学性修饰，使得突变蛋白对神经元变得有害。 文章的作者提出，亨廷顿氏病可以在症状开始之前许多年就得到诊断，因此如果有药物可以阻断Rhes 与 Htt的结合可能可以防止或延迟这些疾病症状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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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贸易及社会行为的起源
  
 
  
据6月5日的《科学》杂志报道说，有两则研究对我们的作为狩猎者 - 采集者的祖先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从战争到贸易及理念交换等）是如何在现代人的社会行为的进化上扮演一种重要的角色进行了描述。

在第一篇文章中，Samuel Bowles报告说，战争可能对那些有着利他行为的个体集团的生存有利，因为这些人愿意冒自己的生命危险来为他们的集团进行战斗。 他应用一个人类集团之间冲突的理论模型来衡量利他行为对个人和个人所属集团带来的裨益和代价。 接着，他将史前及现代狩猎者 – 采集者人群中的因为战争而导致的成年人死亡的人种学和考古学的证据结合在一起。 这些结果表明，战争的常见性足以使得利他行为得以发展，因为它能够增加一个集团赢得致命冲突的机会。

第2项研究提出，人群的大小以及迁徙的模式可以解释为什么现代人的行为在大约9万年前就已经在非洲出现了，但在整个欧洲则出现得很晚。 这些现代人的行为包括了制作先进的工具、乐器和艺术的发展。 这种行为的最早的线索是在非洲找到的，时间大约在7 -9万年前，而在欧洲的同样证据则出现在4万5000年前。 Adam Powell及其同僚对某一人口的模型进行了分析，在该模型中，个人生活在集体之中，并在集体之中相互学习技能或因为迁徙而发生团体之间的接触。 文章的作者发现，出现在非洲及后来出现在欧洲的复杂的符号和技术可能是因为在那些能有效传播创新文化的时候，各人群能够得到充分混合所造成的，而并非一定是因为人们在认知能力上发生了生物学上的变化。 Ruth Mace在一篇相关的Perspective中将这2项研究结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