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级植物分子生物学家 蔡南海吞书成大业

新加坡教育为土生土长的国人，培养了什么能跻身世界级的‘大家’？64岁的国际知名植物分子生物学家蔡南海教授，可说是新加坡少有的，从小学到大学，完全接受新加坡教育，而跻身世界级‘家’字辈人物，在世界学术界争光。近日，他回新加坡接受南洋理工大学名誉科学博士荣衔。他接受记者的专访，谈了如何在华人传统死记硬背的环境里成长，转换到考理解力的西方教育系统、教师担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任务，还有为什么不入籍美国等意见，让人耳目一新。

　　

潘：请谈谈你在新加坡受教育的过程。  

 

蔡：我小学在星洲幼稚园附小，中学在公教中学，两所学校都是华文学校。我在全讲福建话的环境成长，我一向只是跟着大家，读完小学升中学，读完中学升大学。在公教中学，是刘修士教生物，当时读的是从中国来的课本，我是糊里糊涂地学习，并不知道自己学了什么。从小我并没有发现自己特别喜欢一朵花或者一株草。  

 

　　中学时期，虽然一直在甲班，可成绩只属“一般”，考第10名左右，是前面25%的学生。我从来不曾考过第一，连前三名也没有，也从没当过班长。当时，我喜欢数理化，并没有特别喜欢的理由，只是因为成绩好的人读数理化，我就读了，糊里糊涂。课外活动我只打过乒乓，闹着玩而已，从没代表学校出去比赛。  

 

　　反倒是文科，读了不少五四以后的作品。鲁迅、巴金、朱自清的文章都读了，唐诗宋词也都背了不少。当时只是死记硬背、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好像李清照的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对只有十五六岁的男孩，哪里懂得这是描写中年妇女国破夫亡的凄凉孤独心境？可到年纪大了，这些诗词经常涌现在脑海里，反而能体会她“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的愁了。  

 

　　这些死记硬背的课文，就像从小收集数据那样，到长大一天，突然豁然贯通，成了资讯，虽然跟我后来的研究事业并没直接关系，却丰富了我的人生体验。这个顿悟，让我感觉东方教育重视死记硬背，并不完全是件坏事。  

 

　　中学毕业，当时华校生不能直接进入新加坡大学，我去了莱佛士书院高中部准备读两年英文，再进大学。正巧碰上当时教育部推出选取40名华校和马来学校优秀生在新加坡大学读预科的新政策，我被选中。在新加坡大学读了一年预科，得到了相等于总统奖学金的自治邦奖学金，在新大完成三年学士课程，才去哈佛。到哈佛是领了美国颁发的富布莱特奖学金去的。  

 

潘：你很厉害嘛。你不是说成绩仅属“一般”？  

 

蔡：我是进了大学预科班，才开始聪明。在新大，同学都是英校生，他们老早读了英文生物，我却没有。还有女同学操作显微镜已经非常纯熟，细腻，给我很大压力。我读的是植物学，要记很多植物的拉丁名，从小死记硬背的功力就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了。我到现在还可以把白居易的《长恨歌》倒背出来，你说我死记硬背的功力有多深厚。  

 

　　我当时用功读书是为了增长知识，并没有要找一门专业的想法。我什么书都看，乱看。西方的翻译小说，看了很多，好像巴尔扎克的，看不懂，还是看，我是如饥如渴地看。在莱佛士书院读莎士比亚，完全不懂，跟生活完全脱节，还是硬啃。我就在这样死记硬背的环境里成长，后来豁然贯通，学习是过程，需要时间。  

 

　　就如读《巴金自传》第三辑：巴黎圣母院钟声响起的时候。读到他住在巴黎塞纳河左岸一个小旅馆楼上，一边听着圣母院沉重钟声，一边写着小说《灭亡》。这个感觉直到我后来有机会去巴黎工作，住在左岸，也听到圣母院钟声响起，才能完全体会。  

 

　　我在新大读书的时候，每年假期就读第二年的课本，到了二年级，已经读完三年级该读的书，有了“读得不耐烦”的感觉，所以，没有继续读荣誉班，就选择出国去学习。  

 

　　到哈佛上课的第一年很吃力，刚从考记忆力的东方教育系统，去到考理解力的西方教育系统，初期并不能适应。而且他们三天两天测验，跟新加坡大学一年才大考一次很不同。第一年成绩并不好，还是硬着头皮读，不敢撤，怕没有脸。结果以两年完成硕士课程，两年完成博士课程，算是快了。  

 

教书是最高境界的学习  

 

潘：前两天你在接受南洋理工大学名誉科学博士的晚宴演讲，提到身为教师获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敬重的同时，也任重道远，可以再谈谈吗？  

 

蔡：那晚我特别提起工作了37年的洛克菲勒大学校长乔舒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教授。他是微生物家，发现细菌也有性别之分。1958年在33岁的英年就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他不幸在今年2月去世。  

 

　　想起他是特别记得1981年当我擢升为正教授那天，他对我的勉励和敦促。他告诉我大学很慷慨给我的研究拨款、先进器材和宽敞研究室。可谈到我的薪金，他却迟疑起来。他握着我的手说：“能晋升到洛克菲勒大学教授的地位是很尊贵的，就像被修道院录取那样。”我困惑，甚至担心地问：“你的意思是？”  

 

　　他说：“在这里你工作时间很长，薪水很少，你获得的只是精神上的满足。我们大学是世界最优秀的顶尖大学之一，升为正教授，你必须肩负起培育新一代科学家的重任。30年后，即是2011年，人们会问你这30年，除了发表论文，还发挥了影响深远，一波接一波的乘数作用（multiplication  factors）吗？  

 

　　我不解地看着他。  

 

　　他说：“所谓‘乘数作用’，即是要‘盘点’你培育了多少有作为的科学家，后来能在自己的领域成为执牛耳于一方的泰斗，对更多人发挥作用。”  

 

　　当时我正借了银行的钱，买了房子，每月要还房屋贷款，可是我被他的话深深吸引，只担心该怎样好好地做一名修道院的修士。  

 

　　1971年我到洛克菲勒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导师乔治·帕拉迪（George  Palade）教授，就是莱德伯格校长所说的好老师。帕拉迪老师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今年已经96岁了。他对我要求很高很严厉，却同时给我独立自主研究的空间，对我所说的话总是充满智慧。  

 

　　亚里斯多德说过，教书是最高境界的学习。教之前，必须先把知识融会贯通，完全理解好、掌握好，首先让自己成为有识之士。所以华人一向非常尊敬师长，对老师有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敬重，但同时也如莱德伯格校长所说，教师要发挥影响深远的乘数作用，任重道远。  

 

　　离2011年做正教授满30年，虽然还有三年，我现在可开始做“盘点”工作。  

 

　　过去37年在洛克菲勒大学工作的日子，我是10名博士生和160名博士后研究生的导师。他们后来都在自己的领域有了很出色的表现。好几位成了系主任，两位成了知名实验室的主任，两位成了科学院的院长，我希望其中一人，日后能成为一所顶尖大学的校长。  

 

　　除了培育博士后研究生，我们实验室现在还为医学本科生甚至优秀的高中生提供实习机会。很多年轻人因此和我有了紧密的来往，有些医科生还承诺给我终生免费医药治疗。最近我发现其中一位是知名妇产科医生，一位是知名小儿科医生，以我这个年纪，已经很难享受他们的服务了。  

 

　　不过，有一件令我欣慰的事，是一名来自日本的博士后研究生，为了感激我的教导，为他新生女儿取名Minami。这个名字，日本文是“南”的意思，这让我很高兴。我在那晚对在座的南大教授说，希望他们教育一生，也能和我有同样收获。  

 

没成绩不代表失败  

 

潘：请问录取博士后研究生，有什么先决条件？  

 

蔡：我们是做实验的，来的人，首先不能笨手笨脚。做实验就像在厨房里烧菜，头脑要有创意，还要手脚灵活。不喜欢烧菜的人，一般都不会喜欢做实验。我们家，我就负责烧菜。  

 

潘：这样你不能请杨振宁，只能请李远哲了。杨振宁曾说他在艾立逊实验室20个月的实验工作并不成功，闹过很多笑话。他曾经把一个高电压过在同一个实验室工作的寒春手上，让她的手上至今还留着疤痕，被寒春起了个“黄祸”的外号，艾立逊实验室还流行一个笑话说：“哪里有爆炸声，哪里就有杨振宁。”李远哲就不同了，他为了修理母亲嘈杂的缝纫机，把缝纫机拆了装，装了拆，后来还变成缝纫高手，为伯母缝制120条幼稚园学生的围巾，还为表姐缝制内裤。  

 

蔡：我不敢批评杨振宁，他是我尊敬的长辈。物理有理论物理、实验物理，他长于理论物理。我们生物却只有实验生物，进实验室一定要喜欢用手劳作。  

 

潘：会有人到了博士后阶段，还不清楚自己的长短吗？  

 

蔡：有的，还是有些人我会发现他们并不适合做分子生物研究，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看清楚。这时候，我当然会为跟他讲清楚，叫他离开感到难过，不过，我认为这并不表示他失败，他无能，只是表示他不合适而已。也许换个实验室，或换个领域，他的表现会完全不同。我就有一个博士后学生，从我们实验室出去，当了专利权律师，现在赚大钱，非常成功。  

 

　　我认为每个社会都应该给各式各样的人提供不同的工作，让他们做多种尝试。有些人嫌做科学研究太辛苦，没有成绩而离开，这并不代表他们被挫败，而是他们不合适这个地方，这项工作。换个环境，换个工作，他们也许就生龙活虎。我因此认为不该用“失败”这个太负面太消极的词，而应该用“不成功”、“不合适”这个比较温和的词。很多做生意的人，开头两次做不好，后来成功。他其实并不是失败，只是还没找对路，还没成功罢了。  

 

潘：你的话让我想起新加坡管理大学董事主席何光平的父亲何日华。当日他在哈佛大学读经济博士课程，一年后大学却以他的考试成绩不理想，要求重读。他没办法承受这项打击，他对再读下去已经失去信心，并且为无法取得博士学位，回中国大学教书无望，感到非常沮丧、伤心。想不到上帝把哈佛的门关上，却为他开启另外一道创业的门。何日华后来成了企业家，有了自己的事业，还成为新加坡驻泰国大使，是非常成功的人物。  

 

蔡：是的，人生很多挫折并不是失败，只是不合适而已。我记得一位洛克菲勒大学老教授给我两句忠告。一句是“Only  time  can  resolve”。他的意思是很多事不能强求，不要着急，要等待时机，要靠时间来解决。上帝的时间表，可能跟你的时间表不一样。第二句话是“Experience  is  when  you  have  it”。经验要有了才知道可贵，是急不来的。人生旅途还没有到达终点，是不知道终点会是怎样。这些都是至理名言，可是跟年轻人讲，他们都非常抗拒，不肯相信。只有上了年纪，有了经验，才能深深体会。  

 

老了想回新加坡  

 

潘：在美国37年，为什么没有想过做美国人？不是美国公民，在工作上有麻烦吗？  

 

蔡：当时是想年纪大了会回来新加坡，所以没有入籍美国。加上，新加坡的护照很好用，到什么地方去都很方便，没有必须换护照的需要。  

 

　　没有入籍，对我的工作并没有不便。美国是一个只要不犯法，什么事都可以做的国家，是一个真正用人唯能的地方。你到加州去，看到很多华裔、印裔的科学家。  

 

　　它是个很包容的国家，就像中国最富强的盛唐时期，来了很多外国人，就连李白据说也是出生于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到5岁才迁居四川的。  

 

蔡南海小档案  

 

◆现任美国洛克菲勒大学（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植物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以及安德鲁·梅隆（Andrew  W.  Mellon）讲座教授。  

 

◆创下多个第一：1965年，是第一个进入哈佛大学读理科的新加坡学生；1988年，为第一位新加坡人被选为英国皇家学院院士、日本生化学院荣誉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5年获颁国际生物奖；2006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7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讲座教授”、日本植物生理学家学会荣誉会员。  

 

◆曾为新加坡创建分子农业生物学院（Institute  of  Molecular  Agrobiology），并担任分子与生物细胞研究院（Institute  of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科学咨询团成员，至今还是新加坡淡马锡生命科学研究院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