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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植物分子生物学家 蔡南海吞书成大业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08年07月29日 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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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教育为土生土长的国人,培养了什么能跻身世界级的‘大家’?64岁的国际知名植物分子生物学家蔡南海教授,可说是新加坡少有的,从小学到大学,完全接受新加坡教育,而跻身世界级‘家’字辈人物,在世界学术界争光。近日,他回新加坡接受南洋理工大学名誉科学博士荣衔。他接受记者的专访,谈了如何在华人传统死记硬背的环境里成长,转换到考理解力的西方教育系统、教师担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任务,还有为什么不入籍美国等意见,让人耳目一新。
潘:请谈谈你在新加坡受教育的过程。
蔡:我小学在星洲幼稚园附小,中学在公教中学,两所学校都是华文学校。我在全讲福建话的环境成长,我一向只是跟着大家,读完小学升中学,读完中学升大学。在公教中学,是刘修士教生物,当时读的是从中国来的课本,我是糊里糊涂地学习,并不知道自己学了什么。从小我并没有发现自己特别喜欢一朵花或者一株草。
中学时期,虽然一直在甲班,可成绩只属“一般”,考第10名左右,是前面25%的学生。我从来不曾考过第一,连前三名也没有,也从没当过班长。当时,我喜欢数理化,并没有特别喜欢的理由,只是因为成绩好的人读数理化,我就读了,糊里糊涂。课外活动我只打过乒乓,闹着玩而已,从没代表学校出去比赛。
反倒是文科,读了不少五四以后的作品。鲁迅、巴金、朱自清的文章都读了,唐诗宋词也都背了不少。当时只是死记硬背、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好像李清照的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对只有十五六岁的男孩,哪里懂得这是描写中年妇女国破夫亡的凄凉孤独心境?可到年纪大了,这些诗词经常涌现在脑海里,反而能体会她“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的愁了。
这些死记硬背的课文,就像从小收集数据那样,到长大一天,突然豁然贯通,成了资讯,虽然跟我后来的研究事业并没直接关系,却丰富了我的人生体验。这个顿悟,让我感觉东方教育重视死记硬背,并不完全是件坏事。
中学毕业,当时华校生不能直接进入新加坡大学,我去了莱佛士书院高中部准备读两年英文,再进大学。正巧碰上当时教育部推出选取40名华校和马来学校优秀生在新加坡大学读预科的新政策,我被选中。在新加坡大学读了一年预科,得到了相等于总统奖学金的自治邦奖学金,在新大完成三年学士课程,才去哈佛。到哈佛是领了美国颁发的富布莱特奖学金去的。
潘:你很厉害嘛。你不是说成绩仅属“一般”?
蔡:我是进了大学预科班,才开始聪明。在新大,同学都是英校生,他们老早读了英文生物,我却没有。还有女同学操作显微镜已经非常纯熟,细腻,给我很大压力。我读的是植物学,要记很多植物的拉丁名,从小死记硬背的功力就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了。我到现在还可以把白居易的《长恨歌》倒背出来,你说我死记硬背的功力有多深厚。
我当时用功读书是为了增长知识,并没有要找一门专业的想法。我什么书都看,乱看。西方的翻译小说,看了很多,好像巴尔扎克的,看不懂,还是看,我是如饥如渴地看。在莱佛士书院读莎士比亚,完全不懂,跟生活完全脱节,还是硬啃。我就在这样死记硬背的环境里成长,后来豁然贯通,学习是过程,需要时间。
就如读《巴金自传》第三辑:巴黎圣母院钟声响起的时候。读到他住在巴黎塞纳河左岸一个小旅馆楼上,一边听着圣母院沉重钟声,一边写着小说《灭亡》。这个感觉直到我后来有机会去巴黎工作,住在左岸,也听到圣母院钟声响起,才能完全体会。
我在新大读书的时候,每年假期就读第二年的课本,到了二年级,已经读完三年级该读的书,有了“读得不耐烦”的感觉,所以,没有继续读荣誉班,就选择出国去学习。
到哈佛上课的第一年很吃力,刚从考记忆力的东方教育系统,去到考理解力的西方教育系统,初期并不能适应。而且他们三天两天测验,跟新加坡大学一年才大考一次很不同。第一年成绩并不好,还是硬着头皮读,不敢撤,怕没有脸。结果以两年完成硕士课程,两年完成博士课程,算是快了。
教书是最高境界的学习
潘:前两天你在接受南洋理工大学名誉科学博士的晚宴演讲,提到身为教师获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敬重的同时,也任重道远,可以再谈谈吗?
蔡:那晚我特别提起工作了37年的洛克菲勒大学校长乔舒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教授。他是微生物家,发现细菌也有性别之分。1958年在33岁的英年就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他不幸在今年2月去世。
想起他是特别记得1981年当我擢升为正教授那天,他对我的勉励和敦促。他告诉我大学很慷慨给我的研究拨款、先进器材和宽敞研究室。可谈到我的薪金,他却迟疑起来。他握着我的手说:“能晋升到洛克菲勒大学教授的地位是很尊贵的,就像被修道院录取那样。”我困惑,甚至担心地问:“你的意思是?”
他说:“在这里你工作时间很长,薪水很少,你获得的只是精神上的满足。我们大学是世界最优秀的顶尖大学之一,升为正教授,你必须肩负起培育新一代科学家的重任。30年后,即是2011年,人们会问你这30年,除了发表论文,还发挥了影响深远,一波接一波的乘数作用(multiplication factors)吗?
我不解地看着他。
他说:“所谓‘乘数作用’,即是要‘盘点’你培育了多少有作为的科学家,后来能在自己的领域成为执牛耳于一方的泰斗,对更多人发挥作用。”
当时我正借了银行的钱,买了房子,每月要还房屋贷款,可是我被他的话深深吸引,只担心该怎样好好地做一名修道院的修士。
1971年我到洛克菲勒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导师乔治·帕拉迪(George Palade)教授,就是莱德伯格校长所说的好老师。帕拉迪老师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今年已经96岁了。他对我要求很高很严厉,却同时给我独立自主研究的空间,对我所说的话总是充满智慧。
亚里斯多德说过,教书是最高境界的学习。教之前,必须先把知识融会贯通,完全理解好、掌握好,首先让自己成为有识之士。所以华人一向非常尊敬师长,对老师有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敬重,但同时也如莱德伯格校长所说,教师要发挥影响深远的乘数作用,任重道远。
离2011年做正教授满30年,虽然还有三年,我现在可开始做“盘点”工作。
过去37年在洛克菲勒大学工作的日子,我是10名博士生和160名博士后研究生的导师。他们后来都在自己的领域有了很出色的表现。好几位成了系主任,两位成了知名实验室的主任,两位成了科学院的院长,我希望其中一人,日后能成为一所顶尖大学的校长。
除了培育博士后研究生,我们实验室现在还为医学本科生甚至优秀的高中生提供实习机会。很多年轻人因此和我有了紧密的来往,有些医科生还承诺给我终生免费医药治疗。最近我发现其中一位是知名妇产科医生,一位是知名小儿科医生,以我这个年纪,已经很难享受他们的服务了。
不过,有一件令我欣慰的事,是一名来自日本的博士后研究生,为了感激我的教导,为他新生女儿取名Minami。这个名字,日本文是“南”的意思,这让我很高兴。我在那晚对在座的南大教授说,希望他们教育一生,也能和我有同样收获。
没成绩不代表失败
潘:请问录取博士后研究生,有什么先决条件?
蔡:我们是做实验的,来的人,首先不能笨手笨脚。做实验就像在厨房里烧菜,头脑要有创意,还要手脚灵活。不喜欢烧菜的人,一般都不会喜欢做实验。我们家,我就负责烧菜。
潘:这样你不能请杨振宁,只能请李远哲了。杨振宁曾说他在艾立逊实验室20个月的实验工作并不成功,闹过很多笑话。他曾经把一个高电压过在同一个实验室工作的寒春手上,让她的手上至今还留着疤痕,被寒春起了个“黄祸”的外号,艾立逊实验室还流行一个笑话说:“哪里有爆炸声,哪里就有杨振宁。”李远哲就不同了,他为了修理母亲嘈杂的缝纫机,把缝纫机拆了装,装了拆,后来还变成缝纫高手,为伯母缝制120条幼稚园学生的围巾,还为表姐缝制内裤。
蔡:我不敢批评杨振宁,他是我尊敬的长辈。物理有理论物理、实验物理,他长于理论物理。我们生物却只有实验生物,进实验室一定要喜欢用手劳作。
潘:会有人到了博士后阶段,还不清楚自己的长短吗?
蔡:有的,还是有些人我会发现他们并不适合做分子生物研究,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看清楚。这时候,我当然会为跟他讲清楚,叫他离开感到难过,不过,我认为这并不表示他失败,他无能,只是表示他不合适而已。也许换个实验室,或换个领域,他的表现会完全不同。我就有一个博士后学生,从我们实验室出去,当了专利权律师,现在赚大钱,非常成功。
我认为每个社会都应该给各式各样的人提供不同的工作,让他们做多种尝试。有些人嫌做科学研究太辛苦,没有成绩而离开,这并不代表他们被挫败,而是他们不合适这个地方,这项工作。换个环境,换个工作,他们也许就生龙活虎。我因此认为不该用“失败”这个太负面太消极的词,而应该用“不成功”、“不合适”这个比较温和的词。很多做生意的人,开头两次做不好,后来成功。他其实并不是失败,只是还没找对路,还没成功罢了。
潘:你的话让我想起新加坡管理大学董事主席何光平的父亲何日华。当日他在哈佛大学读经济博士课程,一年后大学却以他的考试成绩不理想,要求重读。他没办法承受这项打击,他对再读下去已经失去信心,并且为无法取得博士学位,回中国大学教书无望,感到非常沮丧、伤心。想不到上帝把哈佛的门关上,却为他开启另外一道创业的门。何日华后来成了企业家,有了自己的事业,还成为新加坡驻泰国大使,是非常成功的人物。
蔡:是的,人生很多挫折并不是失败,只是不合适而已。我记得一位洛克菲勒大学老教授给我两句忠告。一句是“Only time can resolve”。他的意思是很多事不能强求,不要着急,要等待时机,要靠时间来解决。上帝的时间表,可能跟你的时间表不一样。第二句话是“Experience is when you have it”。经验要有了才知道可贵,是急不来的。人生旅途还没有到达终点,是不知道终点会是怎样。这些都是至理名言,可是跟年轻人讲,他们都非常抗拒,不肯相信。只有上了年纪,有了经验,才能深深体会。
老了想回新加坡
潘:在美国37年,为什么没有想过做美国人?不是美国公民,在工作上有麻烦吗?
蔡:当时是想年纪大了会回来新加坡,所以没有入籍美国。加上,新加坡的护照很好用,到什么地方去都很方便,没有必须换护照的需要。
没有入籍,对我的工作并没有不便。美国是一个只要不犯法,什么事都可以做的国家,是一个真正用人唯能的地方。你到加州去,看到很多华裔、印裔的科学家。
它是个很包容的国家,就像中国最富强的盛唐时期,来了很多外国人,就连李白据说也是出生于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到5岁才迁居四川的。
蔡南海小档案
◆现任美国洛克菲勒大学(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植物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以及安德鲁·梅隆(Andrew W. Mellon)讲座教授。
◆创下多个第一:1965年,是第一个进入哈佛大学读理科的新加坡学生;1988年,为第一位新加坡人被选为英国皇家学院院士、日本生化学院荣誉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5年获颁国际生物奖;2006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7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讲座教授”、日本植物生理学家学会荣誉会员。
◆曾为新加坡创建分子农业生物学院(Institute of Molecular Agrobiology),并担任分子与生物细胞研究院(Institute of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科学咨询团成员,至今还是新加坡淡马锡生命科学研究院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