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新:路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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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8年05月09日
来源: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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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出版的《环球科学》将中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列入年度十大科学事件,这就是上海交通大学邓子新实验室提出的“DNA上存在第六种元素——硫”。它的发现者邓子新,是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他的这项非凡成果获得国际分子生物学界的一片叫好声,专家评论说,这是一项振奋人心、令人意外的发现,具有最高级别的科学价值。
2007年12月出版的《环球科学》将中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列入年度十大科学事件,这就是上海交通大学邓子新实验室提出的“DNA上存在第六种元素——硫”。它的发现者邓子新,是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他的这项非凡成果获得国际分子生物学界的一片叫好声,专家评论说,这是一项振奋人心、令人意外的发现,具有最高级别的科学价值。
骆新:我们看到了您做了一个报告,是有关DNA大分子上一种新的硫修饰,一个新生领域的诞生,您曾经在第14届国际放线菌生物学大会上,您做了这个报告。我一直没搞清楚,这个DNA的第六元素有多么重要。
邓子新:因为我们今天生命科学作为生命的物质基础的话,就是DNA大分子,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自从华生?克里克,这个可能你知道,我们可能大众也知道
,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以后,可以说是后来的生物学,一直到我们现代生物学的发展,可以说是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诞生了许多新的领域。那么我们现在发现有些生物DNA上有第六种元素,也就是所谓的硫修饰。
骆新:那时候大伙儿发现DNA只有五种元素,碳……
邓子新:碳、氢、氧、氮、磷。尤其是当时生物、化学的教课书,把DNA和蛋白之间有没有硫元素作为鉴别DNA和蛋白之间的一个主要的指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么一个成果出来了以后,引起科技界、甚至国际科技界普遍的关注和重视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里头就像你打开了这一扇大门,里头有许许多多的新的科学内容有待于我们去深究,好比说能不能用来治疗癌症,治疗像病毒、艾滋病这样一些疑难杂症,这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机会。
1957年,邓子新出生在湖北山区的一个贫苦农家,兄弟姐妹5个,家大口阔,生活困难。父母对这个小儿子寄托了最多的希望,指望他长大成材,过上美好的新生活,于是取名为“子新”。
骆新:他们说您是湖北的房陵人是吧?
邓子新:房陵,房县人。现在也是风景秀美,也是一个令人很神往的地方。
骆新:这地方经济情况怎么样?
邓子新:一直到现在还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尤其是在我那个时候,可能火车都没有看过。当时我家里穷到什么地步,可以说是整个半个月,都把一个月的粮食全部吃完了,我父母就要把谷子碾成大米以后,一斤大米要去换五斤红薯,为了我们姊妹多吃几口,现在红薯又是好东西,看到红薯我都发怵。
骆新:您刚才说您的家庭背景还不好。
邓子新:我家的出身不是太好,父母都是受了很多苦。我的父亲说实在话,真是非常地正直、非常地善良,我记得我父亲要我去买一瓶酱油,售货员给了我酱油以后,忘了收这五分钱,我回来了,我还沾沾自喜,高兴得不得了,说爸爸,爸爸,你看他给了我酱油,但是没收我五分钱,我父亲感到很惊奇,他打了我一巴掌,你怎么能够不给人家钱呢,快给我送回去。
正直、诚实,这是父亲教给邓子新的第一课,从那以后,他更能体谅父母持家的不易了。
邓子新:几十里的山路,挑一百多斤的茅草,我十几岁就可以担当起这些重任。而且到星期天的时候,我要到县里砖瓦厂去挑砖、运瓦,那时一天能够赚上八毛钱,就能够补贴一下家用。
骆新:如果家里赚钱是作为第一要义的话,你怎么去读书呢?
邓子新:就是因为很穷、很苦,所以也还是千方百计地给我们提供机会,上初中、上高中。我读书的时候,连一个练习本都买不起,一个学期下来两块钱学费,可能都要拖到一个学期完了以后也交不了。
骆新:两块钱都交不起?
邓子新:两块钱的学费都交不起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做作业都是顶格写,这一页纸顶格运算,都是顶格,左右边际的那一点缝隙都是舍不得。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20岁的邓子新迎来人生中的第一个机会,他不负众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华中农业大学生化系。
骆新:我看到您的简历,说您是最早考上大学的,算是1977年。
邓子新:1977级,我是第一届。
骆新:那会儿也没有想到会恢复高考。
邓子新:对,我高考头一天,我还在工地上开山放炮,第二天完全是一身泥土走进考场,现在是很不可思议。
骆新:您要去进行考试的话,我特别想知道,您当时就选定了您要学生物吗?
邓子新:没有,没有,那个时候说实在话,要谈有什么志向,那真是不敢想。我们那些农民太苦了,能够跳出农门,完全都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骆新:转变身份,变成城里人。
邓子新:对,上大学那更是梦寐以求了,所以那时候在我看来,天底下的科学就是数理化三种,真的不知道有什么科学,你说那时候学生物更是不知道了。我的老师劝我去报文科,我就有一个私心,我看文科就那么几个学校,我只要能够出去,所以我看理科那么多学校,所以我就报理科。大学可以说是我生命过程中的一个转折,我全家,及其我的整个的家族都觉得脸上是特别有光的一个事情。
成功的喜悦还没过去,一个打击却劈面而来。在老家当惯了优等生的邓子新,进入大学的第一次考试就遭遇了重挫。
邓子新:第一次英语考试,我可能是班上倒数第一名。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念,可能那时候书本都没有,可能26个字母能够理解全就已经不错了。但是英文后来逐渐地感觉到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功课,那我就比别人每天起码要多花那么两三个小时,早上七点钟别人起床,我总是五点钟就起来了,就跑到后山湖边上读英文去了。
骆新:后来您成为班里最好的了。
邓子新:名列前茅吧,名列前茅。我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特长,就是喜欢写点东西,当天的一些所见所闻,老百姓一些非常朴素的故事,能够把它写成小故事、小新闻,然后连人民日报社都敢寄。
骆新:有过发表吗?
邓子新:不好意思,写了一百多篇,都是石沉大海。但是总归我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一个豆腐块的文章发表了以后,简直欣喜若狂,当时的心情跟我考上大学一样。
1982年,邓子新毕业留校任教,并被推荐到欧洲分子生物中心约翰?霍普伍德教授门下深造。跨入世界现代科学最前沿,邓子新如饥似渴,他用3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别人6年才能完成的学业,戴上了英国皇家博士帽。
骆新:那会儿您也算是中国比较早的公派生。
邓子新:属于改革开放这一代里头,我算是出国比较早的这一批。
骆新:去英国的话,是不是国家还应该给点补贴、给点补助?
邓子新:我记得好像当时158英镑一个月。
骆新:生活费?
邓子新:生活费。我那个时候的概念就是,我的机会已经比别人太好了,158英镑是我老家的农民,那些长满老茧、布满皱纹的农民,可能一百个人辛苦奋斗一年,整个家合起来可能也赚不了这158英镑。
骆新:差距这么大?
邓子新:那当然了,你要这么比的话,那这个真是。我们那时候你说脸朝黄土背朝天,你苦干一年,能够挣几个工分。而且我们那时候158英镑,真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还节省,我回来的时候,还买个微波炉、买个冰箱,为了回来以后科研工作能够开展起来。
骆新:我知道您在英国公派出去以后,也受到教授的喜欢,他们甚至希望您在毕业以后留在英国。如果您留在英国,那完全是彻底翻身,经济上、待遇上。
邓子新:从我出国,可能一直到我回国,中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要留下来,我经常回忆起我们农村、我的老乡,我走的时候,他们拉着你的手说,子新,出国,你可要回来,别人不回来,你可要回来。在他们的眼里,好像那个时候,出国了以后你不回国,为国家来做贡献的话,你就像是有很大的负罪感一样。我当时确确实实是就是那么想的,我要回来,而且我二话没说,回到我原来留校的母校,我没有任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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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上海交通大学邓子新实验室宣布,他们发现DNA中存在第六种元素——硫,和许多闻名于世的科研成就一样,这一令世人大开眼界的发现,也源于一次意外的试验结果。
骆新:您当时冒出第一个想法,先发现这个现象是在什么时候?
邓子新:发现这个现象实际上在八十年代的末期,通过一个非常偶然的发现,一个习以为常的现象,大家都觉得不值得一提的一个现象。
骆新:您当时发现有这么一个问题,你要把它至少做一个定向的分析,就是说靶子找到了,但是我得打到靶子的正中央,那我需要时间,我得不断去练习,那么这势必牵涉到一个项目的立项问题,万一您做了二十年,您发现上面还是没有硫,那不就失败了吗?您误人子弟,您把学生全都给带坏了。
邓子新:你是很内行的,这是我们现在科学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共同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些项目是共识的,有些项目在一定时间是非共识的。这个现象发现以后,尤其是在我们提出可能DNA上有硫元素的时候,可能更是大家不敢恭维。
骆新:您还得做反对您的人的工作?
邓子新:对对对。中间经历的一些挫折、一些茫然,甚至一些可能是打击。所以我们中间这么多年为什么就揭示不了,你说你要到任何地方去发表,别人不会给你发表的,但是你必须要做到家、做到位,所以我们中间各方面,别人提出一个疑问,我们都要做好长的时间来应付这么一个疑问。
由于此前人类所知道的DNA修饰只有甲基化一种,邓子新的发现遭遇到学界的普遍怀疑,如果说发现的瞬间是激动人心的,那么证明的过程却是艰苦而漫长的。
采访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梁晶丹博士
实际上我们实验室很多博士生招上来以后,都不愿意接手这个课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混水,发不了文章。我做了一段时间,我一看,两眼摸黑,我就不想做了,我就想打退堂鼓。我就专门跟邓老师谈,我说这个课题难度太大。后来邓老师开导我,他觉得我有这方面潜力。
采访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刘天罡博士研究生
邓老师讲过,做科研有可能就像一个侦探在破一个案子,这个案子里面的嫌疑犯,他永远也不会主动去招供,主动去承认,你必须得通过大量的实验和大量的证据来证明他,用不着他说任何话的时候,你可以断案了。
采访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梁晶丹博士
因为这个科研项目原本它在国外有几个实验室已经不做了,已经做不下去了,因为是很novel、很新的东西,大家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做。而邓老师他们就把这个课题咬住了以后,他就非常坚韧不拔地要把它攻破。
实验室里的邓子新就像一个破案高手,经过无数次的排查验证,沉寂了20年的谜团终于浮出水面,硫元素就整合在DNA的骨架上,邓子新用事实回答了人们的疑问。
骆新:那么这个当中你是靠什么方式能够坚持?
邓子新:我觉得我们非常欣赏这个过程,成功是一种享受,我觉得失败有时候也是一种享受。
骆新:我特别想知道比如在实验室里,是成功对您的影响更深刻,还是失败对您的影响更深刻?
邓子新:我们可能更多的,尤其在科学研究中间,更多的是去面对失败、面对挫折、面对逆境,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往往我会把挫折,如何把逆境变成顺境,把失败变成成功,把坏事变成好事。
采访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汪志军博士
他有一天从办公室里出来了,然后跟我们讲,你们谁能把这个结构搞清楚,把我的脑袋砸碎都可以,就这样讲。后来结构出来了,我们还跟他说,把你的脑袋砸碎。
采访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刘天罡博士研究生
可能以后碰到了类似的这种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仍然会想到,邓老师坚持了二十年,他会成功。那我可能再坚持坚持,再多走两步,可能我就看到希望了。
邓子新辅导学生实况:
学生:就是想找到一种药性差一点的,对菌有抗药性,但是对人自身没有害,再怎么做你能不能再给点建议?
邓子新:你有了这些基因,哪一个地方要发生什么变化,才产生一些什么预期结构,这样你才能够下面的工作,可能就一步一步开展起来了。
现在,邓子新常常被学生问起,如何能在一个不被看好的项目上,坚持了20年,沉默了20年。邓子新的回答是,相信自己,耐得住寂寞,不急功近利。
骆新:我发现真正获得诺贝尔奖,绝非是他当年就出成果的奖,现在我们又要花很长时间继续去进行检验。
邓子新:我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做诺贝尔奖的成果,最初就是奔着诺贝尔奖去的,他就是无意之中。
骆新:我们这儿有时候一旦做一个实验,实验刚一开始做就开新闻发布会,说我们现在正奔着诺贝尔奖,这是未来的诺贝尔奖,急功近利。
邓子新:这就是社会浮躁的一个方面,而且实际上我们也不必要每天把这个情结系得那么紧,诺贝尔奖的成果也好,包括自然科学,甚至是各方面的成果,它都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所以不是我们今天急、明天急,就能够出得来的。这就是我们必须要遵循自然科学的客观规律,要允许失败,要允许自由地探索。
骆新:现在的年轻科学家他之所以缺乏这方面的动力,就是因为我们总是要求他短时期内要出结果,比如每年都要在SCI(科学引文索引)上发表论文。
邓子新: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一年、两年,你不发多少多少SCI论文,就觉得你这个科学家、你这个教授好像不高产,好像给你投了钱,你如果没有冒泡,这就是问题。所以社会的评估的体系,要容忍失败的这种体系,可能现在还不是特别地健全。我们应该容忍失败,科学上面尤其如此,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整个的探索过程是科学的、是逻辑的,这个过程没有最后出论文出产品,它还培养了人,对不对,它还培养了人,所以我觉得这些是科学研究,文化、科学、人文底蕴的积累。
现在,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邓子新依旧承担着给本科生上课的任务,同时还带着30多个博士、硕士研究生。邓老师的严格人尽皆知,学生的每一篇论文,他常常要修改六七遍。
骆新:现在在大学里都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您真正当好一个科学家,你就专心做项目,教课其实是很浪费时间的。但是我发现您还有一个特点,您还不放弃教课,您教课的时间还很多。您觉得作为一个科学家,究竟教课是您的主业,还是研究是您的主业?
邓子新:我现在科研任务是比较重,但是我对教学还真是非常非常地热爱,实际上我在研究室里带了很多研究生,所以研究生的课,教他们既是科研的内容,又是教学的内容。我觉得我是认真地去对待我讲的每节课,我希望我讲的每一节课,不管本科生也好、研究生也好,他们都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
骆新:有很多博士生导师,或者像您这样有声望的科学家,已经放弃给本科生教课,这些本科生其实应该让我的学生去教,我专心做好我的研究,我带好我的博士。
邓子新: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教学和科研之间是非常有机的联系。实际上一个好的科学家,他能够把一门课程讲好,对他做好研究是非常非常,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在你准备组织好把一门课程讲好的同时,可以不断地给你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些新的思路,所以这两者我觉得是不能够分开的。
采访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汪志军博士
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是都很有个性的一些人,都受过博士训练,都很有才华,但是同时都很有个性,脾气都很大,其实我觉得比较难领导的。他很善于领导我们,比如说他要一个材料,来了以后,这个材料如果写得很好,他会给你电子邮件回信的时候,Excellent(非常好),Good(很好)。实际上有些材料写得不好,不好的时候我们也发给他,发给他就没动静了,这个没动静我们就琢磨,这个没动静到底为什么是没动静,实际上回头一看,材料写得恐怕不满意。
采访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梁晶丹博士
一点点小小的进步,他就会鼓励你、夸奖你,然后你得到了夸奖,你还想得到下一个夸奖,所以这样的话就带动我们再继续往前走。
采访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刘天罡博士
在做报告的时候,哪怕有一点的拼写的错误,或者是写作上的一些错误,他都会非常严厉地指出来,然后会觉得很不留情面。
采访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汪志军博士
我们的成果实际上是越来越多,每年的论文都比前一年的更深刻、更广泛,题材更广泛、更深入,所以说我们是很有安全感的,觉得没问题,会很有成就。
对DNA大分子的研究,是生命科学最引人注目的领域之一,而邓子新破解DNA硫修饰之迷,必将打开又一个新的领域。对于成果,邓子新平静而淡然,他说自己要走的路还很长。
邓子新:我不是说我们这个发现有多么重要,对社会、对国际社会,对人类有多大的贡献,但是很多东西是我们今天无法预测,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总结的,就是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如何去总结它失败的经验教训,如何启迪我们青年学者在以后步入科学生涯的时候,如何来正确地、科学地、逻辑地来进行思维,我觉得这是同等重要的财富,可能有时侯比你发表一篇论文、更多的论文更加重要。
骆新:这是我今天采访您我觉得,虽然我到现在为止,我还不一定搞清楚DNA上硫的修饰究竟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其实您已经把您的工作方法、您对世界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是最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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