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细胞》主编Emillie Marcus

　　

Emilie您好， 很高兴今天您能接受这次访谈。很多人都因为《细胞》这本期刊而知道您， 但是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在成为主编之前的经历吗？”

“1982年，我在美国卫斯里大学学习生物学，后来我获得了一个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学习的机会，我去了那里，师从Eric R. Kandel ，我很高兴能成为他的学生，后来2000年时，我的老师因为他在信号传导方面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奖。1996年，我在耶鲁大学完成了我的博士课程，之后的几年里，我分别在索尔克研究所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作博士后研究工作，再后来，我遇到了《细胞》，接下来的情况你们都知道啦。” （笑） “《细胞》在学术出版领域的成绩有目共睹， 但是令我们感到好奇的是在为数众多的期刊中，《细胞》是如何成功的区分于其他期刊的？”

“期刊早期的成功和声望应归功于列文的科学远见和强烈、清楚的编辑主导理念，以及他创立的完整叙述体裁。《细胞》创办之时，正是克隆DNA序列的技术开发之后不久，也是重组DNA技术和分子生物学发展的初期。列文发现这种新型的科学会将许多不同领域、而且习惯于彼此间交流的科学家们联系在一起，基于对未来科学发展的正确远见，他创办了这份期刊。同时，他做了当时其他期刊没有做过一件事：创建长篇的完整叙述体格式，让期刊有极高的显示度，即向作者提供足够的篇幅让他们能全面完整地讲述其研究工作，又让期刊的读者能够阅读并理解其他学科领域的发展，对自己的领域有所启发，从而确保《细胞》对作者和读者的价值。《细胞》将科学远见、叙述体长文和编辑主导的理念保持至今，这也是期刊成功和区分于其他期刊的三个主要因素。它的传统是发表能成为经典的论文，而长篇叙述文体让作者能够提供足够多的信息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编辑能准确鉴别和判断什么是最重要、最基础或是能开拓新领域的研究，这样，所发表的论文最终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

“您是如何成从一名研究人员改行成为一名学术期刊的编辑，而且还是《细胞》这样期刊的主编， 听说他们对您的面试非常严格？”

“呵，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卫斯里学习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难集中到一个领域上。我的老师他认为像我这样的好奇心很难获得在科学界的成功，我对科学的兴趣非常广泛，作为研究人员，缺乏研究重点是致命缺陷，但作为编辑，广泛的兴趣正是我的财富，编辑让我的兴趣成为优势。关于面试，当时当《神经元》的编辑给了我一本期刊，要求我对其中的每篇文章进行评价，并提出每篇文章是否能发表的意见， 我想是我的广泛的兴趣帮助了我，最终我获得了《神经元》编辑的职位。”
“您的经历在细胞出版社具有典型性吗，我想有很多科学家都想知道如何才能成为这样传奇期刊的编辑。”

“与其他期刊不一样，《细胞》的编辑是全职编辑，他们不做研究。《细胞》选择编辑有几个基本条件：拥有博士学位、拥有在实验室做实验的经历、有广博的科学知识和广泛的科学兴趣；在严格的面试过程中，还要测试候选人的科学鉴赏力、公正的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我们的要求是有能力获得最好的文章，维持公正、稳定的编辑标准，积极主动与前沿科学家进行交流和沟通，判断近3~5年或者10年内最重要的科学问题，并适应不断变化的科学出版技术。”

“那么这里有很多人会问，如果正如您所说的《细胞》的采用的是全职编辑制度，在不做研究的情况下，他们是如何保持与前沿科学的接触， 并有能力鉴别最新、最重要的发现呢？”

“当我还是一名研究人员时，我就花很多时间向其他科学家学习，通过交流了解他们在科学前沿做什么。在我成为一名全职编辑后，我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阅读论文、参加会议和与科学家交谈上，我到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实验室去访问，了解他们在实验室做什么、哪些是《细胞》发表领域中的有趣问题。因为我不做研究，所以将所有时间用在了解科学的各个方面，以更广泛的视野来审视科学，发现什么是最重要、最有趣的科学。”
“大家都很高兴在2005年来自中国实验室的论文有最高的接收率，可否请您谈谈您最近两年来访中国的经历。”

“2000年，我第一次到北京和上海，访问中国的实验室，很高兴和中国的科研人员结识，2005年10月，我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访问北京、上海、西安和香港的相关实验室，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访问了近50个中国实验室，包括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实验室。我想中国在生物领域的研究进展令我感到吃惊。至于中国论文的高接受率，我想可以归结于两个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对研究投入的大量增加促进了研究质量的提高，二是我自己在中国努力推广《细胞》的结果。”
“作为科研出版工作人员，您面对科研论文中不诚实的做法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是否会采取向媒体公布的方法以警戒那些想要通过剽窃来获利的人呢？ ”

“这是很直接的问题但也很现实。科学的发展建立在自己积累的基础上，研究人员总是努力重复已经发表过的工作，再做下一步的研究，如果其他人做同样的实验而得不到同样的数据，作假事件就会被发现，这也是为什么不端科学行为会比较迟一些才会被发现的原因。但对研究人员来说，作假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一旦被发现会给自己带来灾难性的损害。因此，我认为，这也是作假行为极少发生的原因之一，甚至这种事件发生后会引发很大的关注。我坚持认为，绝大多数科学家具有崇高的道德标准，绝大部分发表的论文都是天才之作或高质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人类的贡献是巨大的，科学家们已经认识到作假行为的暴露对社会、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因此，伪造数据者只是其中的极少数。将精力集中到小部分作假者身上会损害其他更大的贡献。是否向媒体公布，我将非常小心，除非事先做过完整的调查、掌握确凿的证据，否则我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会对研究人员和科学本身的声誉造成很大的影响，而且有可能造成误导。”
“您自己曾经是一名生物学领域的科研人员，现在您又有最广泛和这领域的科学家打交道的机会， 他们中有很多是您的朋友或合作伙伴， 在这种情况下，您是如何保持公正性呢，您从来没有遇到过来自好友却质量一般的稿件吗？”

“我曾拒绝过最亲密朋友的稿件，也拒绝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稿件（调皮的一笑），他们都接受了我的专业决定，无论是来自阿果奖获得者或是我不知道的实验室的稿件，我作决定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当然，我也会努力帮助他们提高研究的质量，让论文能在《细胞》上发表，但我不会降低期刊的标准来满足这些方面的考虑。这是编辑工作中很难的一部分，但编辑必须遵守对公正的编辑标准的承诺。”

“在最后，大多数的读者都希望了解您对未来的期望，您觉得在过去与未来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过去与现在，编辑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一样的：继承期刊的传统，获得最好的文章，判断近3~5年或者10年最重要的科学问题，适应不断变化的科学出版技术，设计期刊的发展战略和执行措施。科学在变，科学界在变，《细胞》也需要变化，我接任《细胞》总编辑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尊重经典传统的基础上拓展期刊的报道范围、引入新的文章格式。比如，我们创办了一份新的分刊——《前沿》，这份刊物不仅报道原创性研究成果，还大量报道对直接影响科学的全球性问题和策略的评论、见解和辩论。今天，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预测未来5年的科学发展和最重要领域，设计《细胞》5年内的发展战略和执行措施。编辑是一个大工作，三年来我可能只有一天的休假，但我爱这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