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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核心期刊“版面费”真相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08年02月29日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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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里,在学术界,这已是个公开的秘密,或者是中国式的潜规则。否则,那些“论文中介”也不可能应运而生。如果你把轿车停在大学门口,可能会有雪片一样的名片塞进车窗——“想发表论文吗?期刊中介为你排忧解难!”而在“百度”上搜索,论文代理商的名字成百上千。
生物通综合:来自南方周末的消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悄然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作为很多学术期刊的一种“行规”,“发论文先交版面费”似乎成为学术界人人皆知的“潜规则”。
在一个“论文咨讯网”的主页,标明代理五十多家期刊的论文发表,范围涉及医学、哲学、经济学、教育等学科,还详细介绍了各个期刊的级别、主要内容,甚至包括投稿流程,其专业化程度让人咋舌。
南方周末记者以一名要发表论文的研究生的身份,与该代理商王先生取得了联系。他提供了一个发表论文的“价目表”,而这也是业内的平均报价——
省级刊物,2200-2500字,版面费600-900元;
国家级刊物,2300-2800字,版面费900-1500元;
核心刊物,6000字以内,4500-18000元。
“这已经算低了,是有关系才能拿到的。否则,想在一些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花钱也不一定能办到。”王先生强调。
甘肃某大学的四年级学生小林,是比王先生低一个级别的学生代理。尽管不是很“专业”,但有时一天内会有二十几个人找他代发论文,他从中可以提取10%的版面费作为酬劳。在小林手头,掌握着许多重要“资源”——包括全国76种知名刊物、杂志编辑的QQ、手机、邮箱等联系方式,以及10类70多家论文期刊的合作资源。而在小林的电脑中,存放可供各类期刊发表的“原创”论文1000余篇,他从来不看内容——“都是从网上抄的”。这个灰色产业公开卖版面不说,甚至提供从写到发的“一条龙”服务。“只要中国靠论文数量认定一个人的学术水平的制度不改变,这个业务就有前景。”对自己所从事的灰色职业,一个论文代理商说。
版面费的变味,使某些学术期刊变成了学术权力和金钱交易的工具。部分期刊置学术性于不顾,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成了名副其实的“创收期刊”,发表的多是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甚至抄袭剽窃的论文。值得拷问的也许不仅仅是学术期刊的职业操守,还有目前颇为流行的“论文至上”的评价标准,争发论文造就的虚假学术繁荣。几年前,国家图书馆馆长、哲学家任继愈先生就提出,目前大学的研究生培养机制片面强调论文数量,这不利于年轻学生的成长,也不利于学科的真正繁荣。现在,一些人做课题的动机,并非是真正进行学术研究,课题只是评职称、评奖项的筹码。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应严肃的学术论文刊发工作,现在却变成了一些期刊、杂志敛财的手段;学术项目越来越多、课题越来越繁杂、论文也越堆越厚,可偏偏就是精品不多。当学术和金钱联姻,当“快快发财”成为学术期刊的唯一宗旨时,学术论文的质量又怎么可能得到保证?
一篇论文、一项成果的好坏,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该专业的专家学者,学术评判的标准和权利也应该由他们掌握。然而,在一个浮躁的学术氛围之中,谁还有那么多的耐心和精力来做这件事情?在笔者看来,量化式的学术评价体系,并非一无是处,关键是不能教条主义,滥用无度。论文的最大价值,在于学术价值的应用。当前的论文硬指标已经衍生为论文经济学、权力寻租学,孳生了大量的学术腐败。因此,为论文“减负”,让论文价值回归学术本位,就必须转变评判标准和考核机制,只有把论文考核的标准由“量”转到“质”,才能培养起纯正的学术风气。论文“鸡肋化”和学术体制有关,解决这一问题,仅靠科研部门是不够的;盛行于学术界的不正之风,不仅仅是学术道德问题,更凸显了人才评定之弊端。其根源在于现行的学术评价、人才评价机制以及人才评聘机制不尽合理。笔者以为,要克服科研领域、学术领域的不正之风,关键是要建立公正的学术价值评定机构,健全学术人才评价体系,引入市场评价及业内、同行的评价,建立一个全面、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一个学者要想赢得社会的认同感,无论就其表面和本质而言,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完美的成就。笔者认为,扭转学术风气要从机制、体制上进行改革,给学者一个拒绝不正之风的机会。我们的主管机构要做的不仅是亡羊补牢,更要做前瞻性的学术管理规范化工作,要对学术界的学术精神、学术道德、学术研究的价值指向有宏观的引导。依现时的国情,要克服学术领域的不正之风,还学术界以清净,便不能囿于科研评价自身的变革,还需辅以整个社会的改革,关键是要建立公正的学术价值评定机构。
高校论文“大跃进”
自1980年代末开始,以论文数量、等级为指标的学术成果考核方式在高等院校推行,最初面向教师。1990年代中期,针对研究生的论文考核方式开始施行,如果你毕业前不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很难拿到学位证。而论文的多少、刊物的级别,各个高校都有自己的一系列规定。有些规定甚至非常强硬——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1999年因不满校方要求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否则就无法取得答辩资格的规定,曾愤然辞去“博导”。
“中国以极快的速度,从高等教育精英化走向了大众化。”一位教育界专家说。据国家教育部统计中心的数字显示,到2007年9月,在读研究生(包括非定向、定向委培、在职和工程硕士)已超过165万人。而大量教师、学生发表论文的需求,直接推动了学术刊物如火如荼地收取版面费。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的“学位条例”还是教育部有关规定,都没有研究生发表论文的具体规定;国务院学位办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要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校对论文的“需求”似乎在变本加厉——比如很多名校奖学金的评定,就要依托论文。如果是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分数就会比较高。
地处湖北荆州某大学的叶峰,深切地感受到了这场战争的残酷:“我们学校不论是入党还是评奖学金,论文都可以加分。一学期发两篇论文的学生,无条件拿一等奖学金。”于是,他决定把自己辛苦写了一年的关于“伤痕文学”的论文拿出去发表。稿件在一天后就得到了《××××文学论坛》的编辑的回复:“尊稿《海外作家看文革》通过初审,拟刊用。如果您有意在我刊发表,请付500元版面费。”叶峰是第一次听说“版面费”,身边的老师和同学用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你不会才知道吧?”
而中国数百万等待评定和晋升职称的人,同样“培育”了版面费的市场。除了高校之外,科研、卫生、出版系统都逃不出这个中国式的规定。有人戏言,如果陈景润生在今天,一定评不上教授——他曾在十年内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而其最重要的论文也是发表在《中国科学》的英文版上。
生存之道
“对于收版面费,我们本身也很无奈。”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一家核心期刊的主编邱阳称。
这位已经供职多年的主编披露,他所在的期刊原来是由政府划拨经费,衣食无忧。但由于出版单位全部实行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杂志社的一切开销均须自负盈亏,同时主管部门还给杂志下达了每年50万元的“创收任务”—— 这让他不得不想方设法赚钱。
与市场化媒体不同,学术期刊的发行量并不大,即使邱阳带领编辑们“跳起来摘桃子”,发行量也只有6000份左右。“这还算是好的,中国很多学术期刊发行量只有1000份左右。”他说。
在向许多同行“取经”后,邱阳开始了一系列改革:加收版面费、协办费,以及通过广告宣传来完成创收任务。
杂志开始不断扩版——开始是60多页,后来扩到80多页还不够用,现在扩到了120多页。而刊物封面和内芯采用高质量纸张。“这能体现刊物的档次,有利于做广告宣传。”邱阳说。
为更好创收,邱阳确定了一个原则:精品文章不收费,普通文章收费。一方面,为保持“核心”,编辑部在每期的头几篇文章上下工夫,“不惜花重金邀请知名学者、教授写稿。因为他们的文章被引用和转载的概率也比较大”。这种做法被一位知名专家所证实:“作为导师,有的时候我要帮助学生推荐一些论文发表,我推荐的论文从来不收版面费的。但我推荐论文的同时,他们要我自己再写一篇发在他们的期刊上。”
2007年,邱阳的杂志一个页码收500元版面费,今年提高到了1000元。他的解释是,提价是由市场决定的。但是等着发文章的人还是在增加,核心期刊不能眼看着到手的钱不挣,于是就应运而生了多种生财之道——一些期刊经常会隔三差五地出个“增刊”,赚上一笔;还有诸如AB刊、缩小字号,变相增加版面等行为。
而为了发文章,小到教师个人,大到院系、学校都绞尽脑汁,办法也层出不穷:
比如,由院校领导出面,付给核心期刊或本校学报协办费,期刊就要为这所学校留出几篇文章的版面,为师生创造发稿权;再如打着科研出版经费的名目拨一些资金在某期刊上开个专栏,这个钱要比版面费高出几倍;学校或者院系还会请一些权威期刊的主编、副主编或者说了算的编辑到学校作报告,以付邀请费和报告费的方式来拉拢核心期刊社的主编、编辑们……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任剑涛认为:“当政府以市场导向将报纸杂志一股脑地推出去的时候,就注定了本来应该由政府局部供养的真正的学术杂志命运多舛的未来。于是,鱼龙混杂的‘学术’杂志几乎都开始了学术创收,将杂志当作营利工具,并以所谓生存的名义为自己赢得辩护理由和同情声音。”
谁是“核心期刊”?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曾在2000年发布《关于禁止收费约稿编印图书和期刊的通知》:任何出版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和手段向供稿个人和单位收取任何费用,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
然而现实中,版面费现象愈演愈烈。学界认为,这与中国当前的学术评价体制有关。
目前,国内有六千多家学术期刊,最大问题是无力承担专家的审稿费。武汉某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一位博导说:“有些权威期刊会邀请一个评审专家进行审读,一篇尖端科技文章要看一个多月,收审稿费可以理解。”
而在国外,权威期刊审读文章的专家,不仅会对论文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推导,甚至会重新验算一遍,比如计算机仿真研究。
与真正的权威期刊邀请专家审稿相比,一些“伪核心”期刊不负任何责任。由于缺乏科学的监管体系和追惩制度,有些学术期刊一旦有了刊号和名分,也就获得了一劳永逸的生存权。
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系列的智慧贬值。2006年度,按国际论文发表数量排序,中国跃居世界第二位。这是一个值得国人自豪的名次。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近期一份报告指出:中国80%左右的国际论文分布在零被引用区和低被引用区,即十年来都未被专家引用过或仅仅引用过一次。有人戏称,中国的SCI,是“Stupid Chinese Idea”(愚蠢的中国想法),而不是“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
巨大的利益诱惑,甚至让国内“核心期刊”的遴选进入了“群雄纷争”、“诸侯林立”的时代。目前,国内存在多种核心期刊目录,南京大学CSSCI、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等都制定有核心期刊目录。教育部近年来也在大力推行“名刊工程”,而各地高校自行规定的核心期刊目录就更五花八门。
庞杂繁乱的“核心期刊”遴选,则是某些学术期刊大肆敛财的“金字招牌”,由此滋生出诸多负面效应。许多学者呼吁期刊界、学界尽快就“核心期刊”问题达成共识,整合“核心期刊”的遴选体系,构建和完善我国学术期刊科学的评价体系。
行政左右最终结果?
一边是学界的叫苦不迭和口诛笔伐,一边是期刊的缄默不语和无可奈何。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李增庆说,“彻底否定核心期刊学术评价作用是不可行的。相比之下,完善核心期刊的甄选以及使用规则,确保核心期刊的含金量,是带有建设性的思路。”
核心期刊在有着种种弊端的学术评价机制面前,毕竟给学术界提供了一个貌似公平的竞争平台。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田松认为,其实对于一篇论文、一项成果乃至一个学生好坏,最有发言权的是学者,应该把学术评判的标准和权利交还给专家,建立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
还有学者建议:“为了学术期刊自身的生存,在目前政府财政紧张的形势下,一方面,学术期刊可以适当收取版面费,但应有所限制;另一方面,借鉴美国的经验,学术期刊应将版面费的去向向大众作详细说明,以取得大众的信任和理解。”“但即使取消了这些规定,也不过都是枝节问题。”一位业内人士称,“因为行政规律左右高校仍然是一个紧箍咒。学术自主、教授自治,应该是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但是现在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