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慧眼预测诺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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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8年11月05日
来源:北京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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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就在诺贝尔奖颁奖前两天,一篇名为《美妙的生物荧光分子与好奇的生物化学家》的文章发布在网络上。文章介绍了荧光蛋白的发现经过和对这项工作有重要贡献的5位重要科学家。两天后,这5位科学家中,被文章首要推荐的下村修和钱永健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另一位被重点提及的科学家沙尔菲也分享了这一奖项。
10月6日,就在诺贝尔奖颁奖前两天,一篇名为《美妙的生物荧光分子与好奇的生物化学家》的文章发布在网络上。文章介绍了荧光蛋白的发现经过和对这项工作有重要贡献的5位重要科学家。两天后,这5位科学家中,被文章首要推荐的下村修和钱永健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另一位被重点提及的科学家沙尔菲也分享了这一奖项。
文章的作者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
六年前的10月6日,诺贝尔奖公布的前一天,饶毅同样通过网络发布了《21项值得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工作及科学家》一文。文中提到的科学家中,有3位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奖。在那之后,这份名单上提到的科学家几乎每年都有人得奖。
从2002年起,饶毅已经成功“预测”出了9项诺贝尔奖。
《北京科技报》:您的两篇文章都与诺奖有关。有人说,您在对诺贝尔奖进行预测。
饶毅:我写文章是对当今前沿科学研究进行分析,分析哪些领域和科学家值得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我的判断有一定的科学依据,是从它们的科学质量和它们对科学、对人类产生的影响来判断的。
诺贝尔奖委员会有很多人在做这些工作,我是对外界表达自己心里认同的、一些值得获得诺奖的科研工作和科学家,但我并不是进行诺奖的预测。我不“预计”他们是今年还是明年获得诺贝尔奖,这和“值得”获得诺贝尔奖并不是一回事。
《北京科技报》:既然不是“预测”,为何您两次选择在诺奖公布前发表文章?
饶毅:诺贝尔奖项公布的时间我是知道的,我选择在这样的时间里发表文章是因为这样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毕竟,现在在中国还有大量的人对科学并不怎么感兴趣。
但我这样做并不是哗众取宠,我只是希望在中国能够建立起良好的智力环境,在国内能够形成对学术水平有良好判断能力、对科学有独立评判能力的群体,不要总是盲目地跟在外国人的后面。中国科学家应该有自己判断科学的能力和标准,而不是全凭诺贝尔奖作出判断。
《北京科技报》:到今年为止,您文章里提及的21项工作中,已经有9项获奖。有人说,您的推断很准。
饶毅:这不是我准确,而是诺贝尔奖的评选委员会跟我的水平有点接近了。我并不认为,他们化学奖评选委员会评价科学的水平比我高。这些评选委员通常不是一流科学家,很多时候也不是一流评判员,而且最近几年,化学奖经常颁给生物领域的工作,跨专业有时会局限他们的视野。
任何评判最后都是主观决定的,有主观就会有偏差。我们不能过高估计评审有多高的质量。中国的评审、诺奖的评审都有问题。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委员会这几年也出过错,他们以前曾经完全给错了奖,但对与错,委员会不会承认。它只是一个私人的基金会,不是一个国际组织。
实际上,国际科学界也有很多人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不会被诺贝尔奖委员会牵着鼻子走。我也有自己的标准,我的判断和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会最后对上了,说明他们评价科学的水平提高了。
《北京科技报》:这是不是说诺贝尔奖评选有时也不严谨?
饶毅:我不觉得不严谨,而是说明所有的人能力、眼光是有限的,当然还有观点的不同。我们应该意识到,诺奖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大体上还是代表着科学的进步。
《北京科技报》:目前,在科学评审体系上,国内与国外,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什么区别?
饶毅: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整体科学水平要差一点,在科学评审上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但我想强调的是另一个重要区别,与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目前科学评审的规则有一些问题。
我们很多评审委员会,包括国家最高科学奖在内,实际上是一些部门的领导在一起评。当然,这些领导中有些是科学家,但不能排除他可能希望某些单位的人得奖。这怎么会评出真正有价值的科研成就?在这一点上,瑞典的诺贝尔奖评审就做得比较好,虽然他们本国的科学家有时也有可以得奖的,但水平还没完全达到获奖水平,这样,他们在诺贝尔奖的评选里就没有候选人。他们评审其他国家的人,作为一个局外人,和自己没有利害冲突,奖项的评选就会科学和公平一些。
《北京科技报》:您研究的领域是神经生理学,但您的科学评介已经深入到包括分子生物学、发育生物学、肿瘤生物学、病毒学等领域。您是如何做到这些的?
饶毅:这源于我的兴趣和爱好。我对科学有强烈的爱好,对科学史很感兴趣,对我研究领域以外的其他一些东西也会留心。20多年前,我就开始广泛阅读科学文献,脑袋如同一个文件库,储存了很多方面的东西,这也逐步培养了我用评判性的眼光来评价科学的能力。现在,对国际和国内的重要发现,我基本上都能挑选出来。
《北京科技报》:每年诺奖公布,中国人都要敏感一把、尴尬一把。您认为,这种心态对不对?
饶毅:我们应该尴尬,而且应该极其尴尬。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不用和美国比,只要和日本比比就可以看出我们现在与世界水平的差距。到现在为止,日本获得诺贝尔奖都十几项了。从2000年到2008年的9年中,就有8位日本或日本裔科学家成为诺奖得主。他们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一直得到现在。这说明,日本的科学研究比我们要好一大截。以前有人说,日本只做技术不做科学。完全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日本很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
《北京科技报》:有人评价您是中国科学界的教父,您怎么看?
饶毅:可能是我写文章多、说话多的原因。我在不同场合都在展示科学如何美丽,用多种方式讲述不同科学家的故事,引导大家看看下村修在怎么做,钱永健在怎么做。另外,我经常说我们科技政策的问题,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只是他们不说。我的意见有些被采纳,多数没有被采纳。虽然有些事一下子做不到,我还是要说,也希望我的学生能听到我的意见。现在的学生再过二十年就是决策者。
《北京科技报》:我国的科技体制在哪些方面制约着科研人员工作?
饶毅:目前,问题比较多。就拿科技决策过程来说,非科技领导有决策权,科技领导有决策权,普通行政人员有影响力,多级财务人员有决策权和影响力。虽然科技专家也有影响力,但与其他力量相比,在重大问题上,专家的影响没有达到应有的分量。在国内,领导、财务人员会影响科技人员的研究方向。
《北京科技报》:您认为,我国在科学研究方面应该怎样做?
饶毅:日本的科研是在很长的积累后才获得今天的成就。现在,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还很薄弱,总是在别人做了基础之后,我们接着做后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做一部分这样的内容,但不可能长期这样做。这要求我们做好基础科学,这样国家才能长期、持续发展。
饶毅,著名生物学家,北大终身讲席教授、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1985年留学美国,1991年获旧金山加州大学神经科学博士。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西北大学等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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