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限制招收数量？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配套改革与限制数量相配合

　　日前，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宣布对研究生招生数量进行明确限制。上海的一些教育专家指出，限制研究生招生数量，对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会起到重要的作用。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除招生数量的原因之外在研究生培养体制机制中尚有许多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必须多种措施与限制数量相配合。
 
高校新规：限带研人数 重培养质量
 
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几乎成了当今教育界一个公开的秘密。在分析其中原因时，许多批评人士都将矛头指向前些年延续至今的“研究生招生数量扩张”。
 
在教育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次，一群快要毕业的研究生去为自己的导师搬家，当搬完家后，导师突然问起这些学生姓啥名谁，就读于哪一年级？这个故事让人感觉到：因学生太多，导师无暇一一顾及的尴尬。
 
针对这一问题，复旦、人大、浙大等高校日前明确提出，对研究生招生数量进行明确限制。复旦提出，原则上每位博士生导师每年最多招收2名博士生，逐步构建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和以科研课题为引导的导师资助制；浙大要求每位导师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人，博士生不超过2人；人大要求任何导师每学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总数不得超过3名，学校将逐步弱化将研究生招生数量作为导师是否完成工作量的考核标准，条件成熟后，取消招生人数作为导师聘期业绩考核的内容。
 
这一系列改革，对于过去几年深谙中国研究生教育现状的人，无疑有些振奋。毕竟，这相对于因快速发展的研究生规模，有的高校一个导师要同时培养几十名硕士、博士的情形，已经好了许多。
 
毋庸置疑，限制研究生招生规模，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导师将有限的精力更多地分配到所带的学生身上，对学生加以学术指点，有利于研究生质量的提高。
 
多种配套改革需同时进行
 
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限制研究生招生数量，避免招生过多、过滥，对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肯定是有助益的。但招生过多只是导致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的“显性”原因之一，在研究生培养体制机制中尚有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进行更多的配套改革，将这些更为“隐性”的问题解决好，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才能有更多的保障。
 
配套改革一：改革研究生助研经费机制，强化激励效能。
 
有论者指出，现有的研究生经费划拨机制过于僵化，缺乏必要的激励效能，是导致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
 
除了一些已经进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试点学校外，现在许多学校在研究生培养中仍实行计划内与计划外两套机制。计划内的学生培养经费由国家拨款，每月有固定的奖助学金，而计划外的学生不仅自掏培养经费，而且没有奖助学金。
 
针对这样的僵化机制，人大校长助理吴晓求在一次研究生培养论坛上公开加以批评：“这样的经费划拨机制首先是不公平的。那些计划外的学生即便入学后表现出很高的科研能力，但仍是计划外，仍要交钱；而那些计划内的学生，即便简单应付学习，也可照拿奖助学金。其次，奖助学金的固定化，不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激励效能，反而助长了一些学生的懒惰心理。”吴晓求认为，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不可能指望学生认真进行科研。
 
一些学校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对研究生助研经费进行改革，不再是按考研成绩固定下来，而是根据入学后的学习成绩、科研能力等进行动态考核，以此激励研究生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科研中去。可以预料，改革研究生助研经费将是今后研究生招生培养改革的重点之一。
 
配套改革二：出台措施确保特殊身份的导师们能够精心培养研究生。
 
硕导、博导的水平以及对研究生培养所投入的精力、时间，直接关系到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但在现有的一些高校博导构成中，有一部分是政府高官、企业人士，而这些人士对培养研究生往往“有心无力”。如何确保这些特殊身份的导师们能够精心培养研究生，无疑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位高校教授告诉记者：某大型国有企业的老总，被一所高校聘任为博士生导师，他自称精力有限，主动要求每年只招一名博士，照理，他应该能对这名博士生负责，可是，由于业务繁忙，他的博士生3个月能与其见一面已经很不错，后来，学院只得把他的具体博导工作交给了学院的一位教授，但每年在博士招生名录中，这位老总的名字依旧赫然在列，而冲着其企业老板身份，报考者依然踊跃。
 
另一位已是某政府教育部门的官员，但一直没有放弃当初在大学任教的博导身份，到了行政岗位上，他每年只招2名博士，其中一人将博士论文交给他半年后，他还没有时间认真审阅。
 
高等教育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表示：如果实施新的研究生培养制度改革，学校不对这类导师进行有效管理，可以想像他们对整个研究生教育氛围与质量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而要进行有效管理，则要求高校必须严格按照学术标准，聘用导师，并严格按照教育标准，考核导师，对"有名无实"的老板导师、官员导师和明星导师采取必要的措施，保留对学生真正负责、尽心尽力的导师。只有这样，才能使研究生教育向教育本身回归，使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不再成为空话。
 
针对这一问题，人大出台了研究生导师资格“自动升录”制，这一制度要求导师们须通过学校组织的教师聘期业绩考核，若经考核被列为试聘、低聘、转岗几个级别，将会有相应的招收研究生限制措施。
 
其实，不管是对特殊身份的导师，还是对普通的博导、硕导，学校都应有相应的规章制度，确保导师能够尽心尽力培养研究生。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这方面的配套改革必须同步进行。
 
配套改革三：改革学位申请办法，重申请，还要重建设。
 
对于近年来社会诟病较多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问题，在一次研究生培养论坛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计金标认为，这与眼下的研究生招生、培养、质量评估等问题有关，但更大的问题是体制问题。“教育部对学位点的设立采取授权制，一旦设立，则很难取消，这一体制因素导致许多学校对研究生培养重在学位点的申报，轻视学科建设，重视学位点的数量，轻视学科的质量建设。在这样的体制下，要想学校认真思考、改革、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几乎是不可能的。”
 
计金标这一说法得到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林梦泉处长的认可。林处长指出，尽管目前教育部对学校学位点的设置采取授权的同时，还有定期的检查和不定期的抽查，力度可说是越来越大，但“重申报，轻建设；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仍然没有改变。
 
提高研究生质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除控制研究生招生数量外，还有一系列问题期待解决，如学校能否为研究生提供配套的科研设备的使用、导师是否有足够的课题让研究生得到锻炼、学校和导师能否为研究生提供更多对外学习交流的机会等等。总之，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必须多种措施与限制数量相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