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作假隐藏“四姨太”效应

　　

学术界作假隐藏“四姨太”效应 
专家疾呼：让学术回归学术，大学回归大学，科研回归科研
 
 作者：蒋韡薇 来源：中国青年报  
 
“曾几何时我带了一群专家，到某市科委评一个项目。人家开始就说你一定要把这个评上，我们照做了，一上午的时间拿了500元钱。”当着一群业内同行和媒体记者的面，中国计算机学会秘书长杜子德忍不住“自曝家丑”。专家参与项目评审，按照人家事先规定的程序、思路甚至结果来走过场，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7月14日，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YOCSEF）在北京召开从“汉芯”事件反省中国专家体系暨专家道德规范承诺书签署仪式。作为主持人，杜子德在开场就把自己的“丑事”抖了出来，然后正色宣布：我觉得这个行为出卖了我的灵魂，所以今天签署协议之后，我不会再干这种事了。
 
半个月前，中国计算机学会的一些会员议事，聊到“汉芯”事件。事情发生已有一年，却远未得到矫正，远不如韩国的黄禹锡事件处理得好。杜子德说：“我们想到，除了科技鉴定制度所造成的使鉴定者有权而无责、得利益而无风险等问题外，专家自身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怎样才能抑制学术腐败，保障学术诚信？由此想到要发起一个专家道德规范承诺书的签名仪式。”
 
几十位专家参与了承诺书的起草，从初稿到终稿，修改不下30次。直到7月13日晚上9点多，才确定了最终的版本。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李国杰院士率先签署了该承诺书：
 
在公众心目中，科技人员对事物的评判应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但是，有些科技人员在参与评判的时候，往往受到某些因素的干扰，不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客观地进行评判，这种行为一定程度上已造成对国家、公众和科技共同体的危害。
 
作为科技共同体中的一员，我深知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为倡导科学精神、抵制学术腐败、接受社会监督、赢得公众信赖，本人现在向同行和社会郑重承诺：
 
1．当我的成果需要同行评判时，我会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
 
2．当我被邀请参与评判时，我将恪守客观公正的立场，进行独立评判；我的评判将不受任何权势、利益主体和人情的左右。
 
3．如果被评判者或被评判的事件与我本人利益相关并有可能使我失去公正性和客观性时，我将回避参与评判。
 
4．我对自己的评判负责。如果由于自身的知识局限或信息不足，使我的判断出现失误并造成不良影响时，我将及时承认、致歉并尽力挽回影响。
 
5．我以自己的言论和行为维护科技共同体的纯洁性、独立性和公信力，对于任何评判人员做出违背上述条款而拒不承认的行为，本人将以合适的方式予以谴责。
 
6．我深知科研工作有风险，我将尽可能公正地区分评判工作中可容忍的判断失误和违背科研道德的行为，对支持大胆创新的评判决不求全责备。
 
我愿意以一位专业人士的名义承诺上述条款并同意公布于众。
 
“四姨太”效应
 
“陈进就好比《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面的四姨太。”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蒋劲松博士在演讲中，展示了一张巩俐扮演的“四姨太”的剧照，引起一片愕然。
 
有人说四姨太蠢，假装怀孕迟早会暴露出来。“四姨太”回应：“我蠢？我不蠢！我早算计好了，开始是假的，只要老爷子天天到我这儿，日子久了不就成真的了？”
 
在蒋劲松看来，陈进就像是“四姨太”。他有没有能力做这个芯片？他先把国外进口的芯片磨去标记，包装一下，从科技部弄来大笔经费，然后把最好的学者和最有能力的人拉过来，还可能真做成了。“实际上在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事情，申请重点学科，申请下来之后包装，把好的学者拉到我这里面来，几年之后成果很好，再评定的时候就成功了。陈进只不过被揭发了，所以他是倒霉的。”
 
《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一书曾指出：每一起被揭露出来的大舞弊，代表了大约10万起隐藏在沼泽般的科学文献废纸中的大大小小的舞弊。
 
“为什么汉芯事件让我们震惊？是因为科学家的模范形象受到了质疑，科学共同体作为运行顺利的‘模范社区’的良好形象受到了破坏。”一位与会者说。至今没见到参与“汉芯”评审的有关专家出来道歉，或承担责任，作为学术同行，这让他“感到耻辱”。
 
“四姨太”的比喻在会场引发一阵轻松的笑声，但很快又回到严肃的学理分析层面。蒋劲松说，科学家其实并不都是清心寡欲、淡薄名利，“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证明科学家总体上就是道德高尚的人”。如果历史上曾有某些阶段，科学家表现出平均道德水准比较高，那也不是科学研究活动内在的因素所决定的，而只是由于在当时，科学活动相对来说无利可图。所以，在科学研究职业化的今天，在科研之外要求科学家作为道德楷模未必合理。
 
蒋劲松举例说，牛顿、莱布尼兹这样伟大的科学家，都卷入发现微积分的优先权争夺，甚至都上演了安插自己人对对方进行缺席审判的丑剧。而今天的科学活动中所渗透的利益更是无处不在，既然大家承认科学研究有利益、承认科学家也有人性弱点，那么就必须从制度层面来控制和避免因为各种利益而导致的偏见和错误。
 
“学妖”作祟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玉圣将他感受到的学术生态环境变化归结为四个词：学术腐败、学术不端、学术失范、学术异化。
 
“学术失范指的是学界，上至研究员、教授、下至本科生，在学习、研究、论文发表等一系列的活动当中出现的问题。最明显的就是作假、抄袭剽窃。比如说工科、理科的试验数据作假，文科的注释作假。
 
“学术不端是指的咱们现在靠学问这碗饭，靠科研这碗饭过活的人故意作伪。陈进从国外留学回来，在上海交大这么好的一所大学，拿了那么多的钱做研究，不应该不懂得学术研究的规矩，他还作弊，这就是不端。不仅是不端，还有学术腐败，可能有金钱来往，可能有权学交易，可能还有见不得人的交易。
 
“学术异化，是打着学术的旗号，完全不再是学术了。我们现在看大学、科研机构，实际上是一个官僚机构，是一个衙门体系。决定一个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命运的，不是科学家、研究员、教授、学生，而是党委书记、院长、校长、所长，还有系主任。应该把这个问题放大，让大家意识到其严重性。”
 
蒋劲松引用了学者刘华杰的“学妖”概念来解释学术异化的原因。“学妖”是当前中国学术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在同行评议中担任重要角色，在学术民主、资格评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的作用，不是亲自评议，而是使评议如期如意愿地实施。因此，评议的结果往往操纵在那些看似卑微却至关重要的组织者手里。
 
许多与会者都参与过“学妖”组织的评审。在抨击“学妖”的同时，他们却不得不面临一个现实困境：我可以拒绝服从他们的安排，我可以让这次评审通不过，然而他们转身再安排别的专家来评，不合格的项目照样能通过。而且因为“不听话”，坚持原则的人会被剔除，以后不再被邀请。
 
“‘汉芯’事件给很多人一个错觉，认为学术失范是改革开放、市场化导致的结果，其实不是这样的。改革开放前，数理逻辑、共振论、基因论、相对论、量子力学等重要科学领域，都曾多次受到政治左右而导致失范。”蒋劲松说。
 
中科院某研究院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某部委一个处长找到该所一名研究员，让他承担一个课题，并承诺给多少经费，条件是不能让该所所长知道。因为以所长的学术造诣，他明白该课题意义不大，做了纯粹是“政绩工程”，一定会投反对票。此事最终还是被所长知道，该所由此定下一条“军规”：哪怕申请了863项目，只要所里的学术委员会不同意，也不能做。
 
这位所长当时的话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难道以我的学术造诣，对科研项目的判断能力，还不如一个处长？”
 
杨玉圣再次重复了“让学术回归学术，让大学回归大学”的观点，并加上一句“让科研回归科研”。他认为，维护学术尊严有三个方面：政学分离、学术独立、学人修养。
 
有一种行动的力量
 
开始策划这次签名时，学会的会员们也曾犹豫：抨击中国的专家制度，也就是科学共同体，而自己就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自己的成果、论文常被别人评判，也常常评判别人。如果要求人家做而自己做不到，毫无意义。用杜子德的话说，“我们是在泥里面，腿上有水”。
 
果不其然，一直旁听会议的《中国计算机用户》周刊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段永朝，在会上公开发问：“今天大家是来签字的，子德也要签字的，我向他请求，也向签字的各位专家请求，在征得你们同意的情况下，我们会派记者查证，您在参加评审时，是不是行使了庄严的一票，可否？”
 
杜子德掏出手机示意，“就在刚才，我接到一个短信，邀请我8月份参加一个学术评审，欢迎你们派记者去监督！”
 
直到签字仪式前12个小时，杜子德还在为承诺书的内容与众多专家沟通。他最初起草的草稿，被修改了30余遍。在一些关键的理念上，大家意见并未达成一致。
 
“最初的文本有一段指斥部分专家的行为不端，然后有一段‘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对此感到痛心’之类的表述，后来删除了。”
 
“原本还有一条，对于我不熟悉的领域，拒绝评价。有院士对这条提出疑问，因为我国现行的科研评审制度，就是交叉评审。所以这条讨论了很久，最后也删掉了。”
 
一个更尖锐的问题被抛给了杜子德：你们今天签了名，但学术评审是很专业的事，你如何监督你的会员？媒体又如何监督你？
 
杜子德沉吟了一下，“我们希望下一步能够建立起一套制度。比如让会员向学会通报，他要参加什么项目的评审。另外，我本人今后参加学术评审前，都会把今天签的承诺书拿出来给人家看，告诉人家，违背这些原则的事，我不做。”
 
即便有很大的决心加强学术自律，中国计算机学会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依然无力用有效的手段来惩治学术腐败和学术失范。
 
YOCSEF是中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主办者。2005年，内蒙古一个老师私自为参赛选手办培训班，收取高额费用，并指使他人修改部分参赛选手的竞赛结果。事发后，杜子德在第一时间向公众道歉。“虽然错不在我们，但作为主办方，我们必须向公众道歉。”
 
之后，学会将该老师列入不诚信名单，禁止其参与信息学奥赛的组织、竞赛、培训及相关活动。但他们能做的仅限于此。学会曾给该老师所在学校发函，要求对其进行处理。“但我们对他们没有约束力，至今也未接到回复。”杜子德遗憾地说。
 
YOCSEF的会员里，有一位上海交大的老师，他很可能知道“汉芯”的内幕，甚至有可能参与其事。但是，他并没有义务要向学会解释这一切。
 
微软公司的钱振宇博士回顾了承诺书出台前的种种讨论，“我们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先做一个开始，不管今天有多小都没有关系，将来可以不断地丰富、完善。”
 
蒋劲松提到，何祚庥院士曾经说过一件事：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提出一个需耗资40亿元人民币的项目，但其中一项关键指标居然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幸亏后来被发现，才没有造成大损失。
 
身为科研人员，蒋劲松在发言中引用费耶阿本德的名言：“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的忠告是，利用专家，但永远不要信任他们，当然，也不要完全依赖他们。”
 
段永朝用“看世风日下，斥逼良为娼”来概括他与会的感受。“我觉得这次签名是一次行为主义表演，而非作秀。”他说。
 
    超半数博士生认为学业压力大

青年周末 　　◎文/夏琅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女博士黄欣欣造假？是学业压力过重吗？

　　近日中科院还透露，将给研究生开设“学术道德”必修课，这个办法能有效预防学生造假吗？

　　记者以中科院为主做了一个小调查，走访了10名博士生(包括博士在读和毕业生)和两名教师。他们对以上这些问题的回答，明显分为对立的两派。这与网上的情况大体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不少调查对象都不愿他们的姓名见诸报道。一名去年从北大化学系毕业的博士对记者说，“不能写我的名字，否则会给我带来麻烦。因为这个圈子就这么小，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

　　超半数博士生认为学业压力大

　　60%的博士生表示，目前博士生确实负担重，面对上面下达的SCI、EI等各种论文指标，感觉压力比较大。他们认为，这的确可能使少数学生铤而走险。但也有少数人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自己的博士学业还算自如。

　　当问及博士生所面临的具体硬性指标时，中科院理化所的孙承华博士介绍说：“各院所不完全相同，我们理化所的要求是：一篇SCI，一篇EI或者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注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EI：Engineering Index，工程索引)，如果没有做出来，即使通过了毕业论文的答辩委员会审核，即使博士在读期间工作量足够，学位也要缓发。”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中科院的所有调查对象都表示：他们所在院所的具体指标，也都等于或大于这个标准。

　　物理所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张博士说：“大家压力比较大，也都比较刻苦。我们有的同学，可能在三年时间用了一年半后，研究的课题还是走不通，出不来结果，只好另换题目，剩下的时间就很紧迫，学生会很着急，如果一时糊涂，就难免出现一些不明智的做法。”

　　“不能一味要求博士生出成果，而不给学生一个宽松的氛围。那么个别学生就可能突破学术道德的约束，造假或剽窃。”中科院化学所的赵勇说。

　　假如学业压力不大，黄欣欣为什么还要造假？40%的被访对象推测，大概是黄本人急功近利，很可能这篇论文对她比较重要，能影响到其前途，比如对出国深造或青年基金申请等方面大有帮助。剩下的被访对象则不愿进行推测。

　　数据真假 导师一般只能听学生的

　　90%的博士生认为，在中科院女博士造假事件中，学生本人的责任更大，同时导师也在一定程度上负有疏忽和失察的责任。但也有一名博士生认为，既然该导师本人是这篇论文的作者之一，就该承担第一责任。

　　理化所的孙承华博士说：“一些导师平时比较忙，很多实验无法亲自从头跟到尾参与，只能整体上指导一下思路，对于得出的结论，只要从理论和逻辑上认为可能，就予以通过，这可以理解。但导师依然负有次要责任，他的失职在于疏忽，如果认真监督，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出现。”

　　林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本人确定了这篇论文的题目，并对学生进行指导，但没有做过该论文的实验，因为“导师是不做实验的。”

　　导师不可能亲自把所有学生做的实验都重做一遍，所有被访博士生都支持这一说法。北大化学系的一名博士告诉记者，“导师肯定是不会动手做实验的，他会让你自己去验证，但是学生说验证后还是这个结果，那么导师也只能相信。”

　　不过也有例外。中科院化学所的博导王鸿飞表示，对于一些重要的数据，特别是要发表的数据，他肯定会自己动手验证。“我从来不太相信太漂亮的数据，总是自己去亲自看数据，尽可能地做模拟、计算和演算。”

　　“学术道德”必修课能否预防造假

　　中科院研究生院将于今年9月起，开设关于“学术道德”的必修课，要求学生接受当代科技工作者应具备的法律法规、学术道德等方面的教育。

　　“学术道德教育，口头说教毕竟有些空，还是应该从制度上想办法。”理化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说，“舆论监督以前就不够，应该加强，出现这种情况，不仅学术圈要知道，也要报到学术圈以外，报到社会上。”

　　超过70%的同学也认为，对这类处罚的宣传力度一定要增大，这样才能杀一儆百。

　　针对此事，中科院化学所的博导王鸿飞在网上发表博客文章，其中说道：“我对学生是丑话说在前面，如果我的学生出现故意作假的事情，不要给我找任何借口，我一定会发动所有的人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搞倒搞臭。”

　　对导师也应进行实质性处理

　　在女博士造假事件发生后，中科院有机所又出台了一个新规定：学生在提交毕业论文时，必须把自己的实验数据一并装订成册，送交评审。

　　但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那名博士仍然认为，这一办法也没多大用处。“北大历年都要求学生把自己的实验数据装订成册，留在学校。但这些数据一般没有人看的。”他还说，一般这些实验数据没人重新做，造假大多不会被揭露，而黄欣欣的暴露，只是因为她的文章发到了国际顶级刊物上。

　　中科院理化所的那名老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出现这类造假情况，对导师也应进行实质性的处理。给导师一定压力，才能让导师对成果诞生的过程，有更严格的监督和审核。

　　不过，目前大部分国内高校和研究院所并无这一规定。

　　“据我所知，个别的院所有规定，此类情况出现到一定数量，就会取消该导师几年内申请经费的资格。这类规定应该更普遍地运用。”化学所的赵勇博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