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体制机制创新的启示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体制机制创新的启示 
 

   运行仅3年、正式挂牌仅1年、骨干研究人员平均年龄30来岁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已渐入佳境，成果频出，发表在《科学》、《自然》、《细胞》等国际顶尖杂志上的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均居国内首位(见本报4月11、12、13、14日有关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报道)。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如此年轻的一支队伍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这是令人深思的。
　　我到生命所去过三次，每次去都会接触不同的人，从研究所负责人、行政人员到实验室主任、博士后、研究生等等，每次都很受震动。这种震动不仅来自于他们的研究成果，更来自于每个人身上洋溢的活力，那种聚焦于科学研究的简单而快乐的活力。事实上，生命所通过自己扎实的体制机制创新，在获取创新成果、培育创新人才、建设创新文化方面取得越来越突出的成绩，正在成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一块越来越重要的“试验田”，具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以公开、竞争的机制，坚持唯能力的标准，选拔真正站在国际学科前沿的领军人才。一个研究团队的水平，是由其领军人的水平决定的。生命所的领军人王晓东，是从26个候选者中脱颖而出的，作为美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他在国际生命科学领域是站在前沿的标杆性人物。这样的领军人才极具感召力，也极具判断力，后来许多实验室主任就是在他的鼓动、带动下回国的。从成立之初，生命所在选拔人才上就坚持公开、竞争的机制，聘请全球顶尖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打破一切框框，先后四次面向全球招聘优秀人才。王晓东说：“别的单位招人唯职称、唯论文、唯出身，我们就看人，看潜力”。“选人没有框框，不在意是否从过名师，有好背景，只有一条标准———能不能干”。一流的选拔机制，非教条的选拔标准，使得生命所陆续吸引了20位优秀留学人员全时回国工作，组成了一支极具战斗力的科研团队。

　　让科研人员享有最大的方便，让行政权力远离学术活动，建立以科研活动为中心的行政管理体制。生命所的科研人员有一个普遍感受：后勤服务效率很高，需要的时候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出现，不需要的时候又仿佛不存在。作为行政副所长的智刚，准确地把握了自己的定位，“我们的宗旨就是行政不干预科研。要让科研人员享受最好的服务，却感觉不到行政力量的存在”。在生命所里，一切行政活动以科研活动为中心，以让科研人员满意为评估考核标准，而行政人员的业绩由科研人员最后反馈的意见为依据。《道德经》里在谈到管理的境界时分了四个层次：“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而生命所的管理已接近了“太上”的层次，让所有的科研人员享受行政服务之便，而无管理制约之碍。

　　重视成果在本领域的影响力，淡化论文发表杂志等级与数量，以推动科学研究的实际贡献来评价研究成果。生命所对自己研究人员没有量化的发表论文指标，更没有刻意强调杂志权重大小，研究所提出了一条“很虚”的评价标准：国际一流水平。对此，我听到了这样的阐释：发表论文的数量、杂志的权威度甚至引用次数，由于选题角度、实验安排等原因，都不能非常准确地代表成果的水平，我们要看的是一项研究成果对本领域的实际贡献程度。这个看似很虚的评价标准，实际上把科研人员的自我要求和成就感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一个超越了具体量化指标和外在约束的境界。也正因为如此，研究所里那些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研究人员，并不看重任何物质奖励，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其他单位对论文发表的高额奖励时，一句简单回答“发论文是应该的”，让听者感慨不已。

　　打破对科研权威的神秘感，树立对科研活动的尊敬感，最大限度地引导、释放学生的研究能力。在生命所里，不论是所领导、实验室主任甚至是来访的世界顶级科学家，都与学生保持开放、平等的交流氛围，他们与这些年轻的研究人员一起讨论，一起实验，一起吃饭，一起运动。他们以自己的自然亲切打破了青年学子对学术权威的神秘感。与此同时，他们又以自己严谨扎实、全心投入的言传身教，让学生树立起了对科研活动的尊敬感，意识到科研活动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感受到科研事业的神圣感。一名来自南开大学的学生在生命所参加了六周的暑期训练，结束时说，“在这里我感受到了真正的科研氛围，在这里我学到了在学校根本就无法学习到的知识和技能，在这里我真正明确了自己将来的发展方向，在这里我找到了自己今后拼搏的动力，生命所是我生命中的里程碑，是我科研之梦开始的地方。”

　　赞赏别人做的成果，激发自己做的更好，营造和谐竞争的内部文化。在生命所里，研究人员之间、实验室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没有那种封闭的对立的恶性竞争，而是彼此支持、共同进步的和谐竞争。初来这里的人都会发现：研究所里的实验室间关系特别的好，当需要去向别的实验室借试剂、借材料、借仪器时，对方总是十分的热情和大方。在这里的学生们都感慨：“生命所能汇聚那么多的牛人，是很难得的。更难得的，却是这么多‘牛人’在一起，却相处得那么和谐和融洽。彼此合作，相互照顾，喜爱一起交流经验和‘idea’。那种各自为派、相互鄙薄和贬低的情形是与这儿绝缘的。”

　　培养科研的兴趣，享受科研的快乐，树立积极的科研态度。持续的科研动力、真正的科学大师，一定是以探求真理为乐趣的。在生命所里，这批年轻的研究人员普遍保持着淡泊的心境，不少人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不爱享受，或者说不屑于享受的“寡欲”之人。他们不看重外表，不愿意应酬，还有的为了避免外界干扰不用手机。在他们看来，对徜徉于未知世界孜孜以求的乐趣超过了所有的休闲娱乐。这种气氛感染了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每次在这里，我都会想到当年孔子对颜渊的称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许多年轻人喜欢生命所，就是因为在这里，可以让人做到除了科研，什么事都不想。来自北师大的一名同学在暑期训练结束时说，“自己的心里俨然没有了要‘出去’的兴奋，有的只是一种无法同他们一起为科学而献身的失落。”

　　2005年12月，科技部徐冠华部长在参加生命所揭牌仪式时提出希望，要求研究所努力探索既符合国际标准又符合国情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造一流业绩。2007年4月，当生命所初见成效时，徐冠华部长再次来到所里，在高度肯定成绩的同时，明确指出，科技部将继续把生命所作为探索新型科研院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试点，认真总结经验。我们衷心期待，生命所在未来的征程中，以持续的体制机制创新，孕育国际顶尖水平的原创成果，培育一流的科研人才和科研精神，成为中国科研院所体制改革的“领跑者”。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三年跻身国内前列 

遵循科学规律管理与国际接轨 

　　运行仅仅3年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去年在《自然》《科学》《美国科学院院报》等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5篇，居全国同类研究机构首位，论文平均影响因子也位居第一，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探索出了又一条新路。4月9日，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光召参观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和副部长李学勇一起陪同考察。

　　据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介绍，目前研究所已建成18个实验室，吸引了20位全时留学人员回国，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7篇。其中《科学》2篇，《自然》1篇，《美国科学院院报》2篇。周光召听取汇报后表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遵循客观科学规律，不急功近利，远离浮躁，给科研人员创造了潜心研究的学术环境，取得了显著成绩。他强调指出，科学研究需要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创新文化，要摒弃陋习，要鼓励学术争鸣，形成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生命科学是我国最有希望跻身世界前列的领域，研究所要发挥顶尖人才的汇集效应，进一步借鉴国际一流研究机构管理模式，加强与国内外优势科研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多出原创性成果，为我国生命科学水平的跨越提升做出贡献。

　　徐冠华高度肯定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他说，我国需要的不仅是几项创新成果，而且还要通过机制体制的创新，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带动大批创新成果的产生。他表示，科技部将继续把研究所作为探索新型科研院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试点，认真总结经验，同时在科研经费等方面提供支持和保障。长期负责研究所建设工作的李学勇也提出了要求和希望。他说，研究所要凝聚一批优秀人才，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带动我国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在谈及研究所为何在短时间内取得不菲成绩的原因时，王晓东说，为了给科学家创造充分宽松的学术空间，研究所在基础设施、科研设备、科研人才具备“国际一流”标准的同时，科研管理也与国际接轨。据悉，研究所实验室主任一律实行5年合同制，合同期内没有任何行政长官意志和考核评比的干扰，最后接受由国际知名专家组成的科学指导委员会的评估。

　　据悉，北京市、科技部等部门积极创造条件，为研究所建立了长期的经费保障机制。科技部中国生物发展中心主任王宏广介绍说，3年共投入经费4.5亿元，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大型仪器设备3亿元，每年的研发和运行经费达5000万元左右。目前，国内约有10家同类研究机构年研究经费近1亿元。“这些投入为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要进一步在体制上创新，我国完全能够在生命科学的一些领域进入国际领先行列。”王宏广说。

在这种体制下，做不好也难——来自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系列报道之一

　编者按    4月9日，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光召和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一行考察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这是一个完全迥异于我国当前科研管理体制的新型研究所，运行仅仅3年便跻身国内同类院所前列，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探索出了一条新路。从今天起，我们将推出本报记者采写的系列报道，介绍该所的有益尝试和先进经验，以飨读者。  

　　北京昌平远郊，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一栋砖红色楼宇位于其中。由于人烟稀少，显得空旷宁静，但却暗涌着生命科学研究的勃勃生机。  

　　叶克穷，一年前他还在美国，正为是否回国踌躇不定，没料选择来这里不到一年光景，就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高水平论文。最近，他多位同伴的科研论文又陆续见诸《科学》杂志。  

　　一个地处偏僻，刚满3周岁的科研单位，却陆续涌现出国际顶尖水平的原创成果。这就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体制突破带来的创新效率。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四五年的‘开垦’，在这块试验田上打造出国际一流研究所的雏形。”科技部生物中心主任王宏广告诉记者。  

 

　　一个“另类”的研究所  

　　2005年年底，由国家批准建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正式挂牌。该所采取改革试点的方式，旨在探索一条与传统科研体制迥然不同的研究模式。  

　　生命所诞生伊始，就呈现出全新的面孔：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和运行机制：聘请国内外一流专家担任学术顾问，包括10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24位国内外知名科学家组成科学指导委员会，学术水平之高开创国内先例；招聘研究人员优中选优，从250多名海外留学人员中遴选了16名优秀人才；力邀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和耶鲁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家邓兴旺加盟，并聘为所长；回国后担任实验室主任的，要求论文不能低于国外发表的水平，任职5年到期，由科学指导委员会匿名评估，不合格者立马走人。  

　　生科所还给每个实验室配套了足额的科研经费，让科研人员不再为钱头疼。可是，在面向全球华人招聘的时候，有些科研者虽有意回国，但有所顾虑，担心“条件虽诱人，却怕是‘空头支票’，朝令夕改，难以落实。”  

　　体制突破必须有政策上的保障。在管理运行方式上，该所由国家8个部委组成的理事会共同管理研究所的工作，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负责具体实施，并作为资金来源的主要提供者，投入5亿元人民币给予支持，国家发改委也同意以项目形式继续支持，并争取从企业筹措两亿元人民币。  

　　正是这些政策让海外应聘者吃了一颗定心丸。  

　　科技部生物中心主任王宏广用“鲶鱼效应”来比喻这种尝试，虽然不一定恰如其分，但出发点是激发创新活力。  

　　“我们想引入类似‘鲶鱼效应’的竞争，通过顶尖人才推动，激发国内同行创新的潜能，改革中国科研体制，并拉动生命科学研究上一个新台阶。”据他透露，这种高效、全新的管理体制已经初见雏形。  

 

　　不看“三围”看实力  

　　“别的单位招人唯职称、唯论文、唯出身，我们就看人，看潜力”，谈到招聘要求，所长王晓东打趣地说，“这里不论‘三围’，能当‘模特’的我们不一定要。”  

　　按照国际惯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先后四次面向全球公开招聘优秀人才。每位入选者都经过严格遴选，而且必须是真正站在科研前沿的生物学家。  

　　16个实验室主任中，有三分之一是具有国际一流水平实力，还有一部分是看重培养潜力。王晓东告诉记者，该所最大的体制创新在于评价体系的改革，“选人没有框框，不在意是否从过名师，有好背景，只有一条标准———能不能干”。所长邓兴旺更为干脆：“评价不讲论文篇数，而看是否有前景。”  

　　生科所采用国际同行的评价标准，由科学指导委员会每5年对实验室主任进行一次评审，标准只有一条：国际一流水平，达不到这一条者将被解聘。“你有多好，取决于你发表的论文有多好。”同时，所长结合其研究工作的前景、对研究所的综合贡献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来决定其是否进入下一期聘任。  

　　“虽然没有量化的指标，却有无形的压力”。实验室主任反而感到一种更大的来自内部的竞争压力和动力，因为研究所为科研人员尽量“松绑”，并最大程度地“减负”，5年下来做不好的唯一解释就是自己不行。  

 

　　不再为跑项目“走火入魔”  

　　坐在眼前的叶克穷，是个戴着眼镜的年轻小伙儿，远离了媒体的追捧和外界的炒作，刚发了论文却显得超乎寻常的平静和淡泊。  

　　“发这种级别的论文，有的学校奖励100万，你怎么一点儿都不兴奋？”  

　　不善言辞的他面对记者抛出的问题，有些诧异：“发论文是应该的，我选择来这里，就是因为可以全心全意做科研，学术完全自由。”  

　　食堂、实验室、家，三点一线的生活让这位实验室主任乐在其中，心无旁骛。据说，来生命所近一年，他竟然不知道工作的大楼旁有座人工湖。  

　　据行政副所长智刚介绍，研究所给科研人员足够的经费，并在仪器采购、日常生活方面提供尽量多的帮助，尽量使引进人才少为事务性工作操心。  

　　当然，科研人员的最大解放是，不用再为要项目、拉经费、发论文而“走火入魔”。  

        张宏博士走进该所缘于一次在波士顿的聚会。当时，他听朋友谈到北京筹建生命研究所，王晓东也正在美国“招兵买马”。2003年11月，他在美国机场与王晓东进行了一次谈话，后来参加了面试。当时他要回国没有一人支持，连他的博士导师也不解。张宏的夫人在美国人类基因组工作，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张宏最终用两个小时说服了夫人，在美国辞职后连同孩子举家回国。  

　　回来的理由很简单：“在美国能看到自己20年之后是什么样子，也许在一个不错的学校里当教授；而在中国却充满着未知，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干番事业，充满新鲜和挑战。  

　　“搞生命科学是件很难的事，它都是从不起眼的东西做起，我们研究对象也许就是一条一毫米的线虫，有人奇怪研究这有何意义，但任何基础性原创研究都是从很简单的东西入手。”  

　　庆幸的是，张宏可以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大展拳脚，实现自己的抱负，让他感触最深的是“不用为申请课题请客吃饭，不用为筹集经费拉关系，更不用为繁琐的验收检查写报告”，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安心做学问。  

　　“在这种体制下做不好也难。”张宏笑道。  

 

　　“希望我走了，体制还在”  

　　虽然依托于北京市政府和科技部，并得到中国科学院等8个国家机构的支持，生命所却不受行政干扰，实行所长负责制，所长向理事会负责。  

　　所长王晓东是几十万中国留美学者中唯一的一位在美国本土当选的美国科学院院士，也是目前美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他在国际著名的《细胞》杂志上共发表了11篇论文。当时他从26个候选者中脱颖而出，以最高分担任所长。  

　　除了参与建所初期招聘第一道筛选工作，他和另一位所长邓兴旺主要工作是帮助所里在北美招聘人才，广泛宣传，同时每年去武汉大学等全国知名高校做宣传、讲学，其次，就是参与5年之后的评估工作。  

　　“你如何管实验室？”“我不管。”王晓东坦然地回答。  

　　当然，他也会去实验室看看，主要是与主任谈谈最新科研进展，如果他们需要指导，可以提供。“但我没有什么权力，更不会去干涉他们，每个实验室主任可以放手干自己想干的事。”  

　　王晓东的愿望就是能够在这里探索出一条与国际接轨而又符合中国发展的科研运作机制。“希望用5到10年时间，在国外提到这个实验室，没有人不知道。”  

　　最近，国外有个学者考察后想来生科所，但仍免不了担忧：“王所长，你走了，怎么办？”  

　　“没关系。我走了，体制还在，机制还在。”王晓东回答。
 
 
来自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北京4月12日电(记者  张显峰 陈磊)　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智刚的角色多少有些像保姆。
　　身为行政副所长的他，大到实验室建设、设备采购，小到科研人员的吃喝拉撒睡，样样都得料理———他会尽可能按照需求做到最好，却无权过问科研人员的任何学术活动。在这里，科研活动的地位永远是至高无上的。

　　这与国内很多科研机构行政主导的管理体系迥然不同。“我们的宗旨就是行政不干预科研。要让科研人员享受最好的服务，却感觉不到行政力量的存在”，智刚说。

　　张宏归国前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工作，如今拥有独立的实验室，所里的这种管理，让他觉得“和在哈佛时一样”。

　　“行政领导把各个行政部门协调管理起来，使工作更有效率”，张宏说，“我回来，没有感觉到行政上给我带来任何压力和负担”。甚至令他感慨的是，他要做一件事，相关的材料马上会有人帮他准备好。

　　这和他接触的国内很多研究机构不同。“很多时候你得听从行政机构的安排，得看他们的时间办事。如果你和他关系不好，一件事情往往会在他们手上拖很久，整个工作进度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张宏说。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为了摆脱这种弊端，从组织架构设置之初就有意建立一套合理的科学体系，以在制度上保障这种高效、和谐的行政支持系统逐渐形成。

　　研究这个所的组织架构图，你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理事会下面有两位所长、一位学术副所长、一位行政副所长，行政副所长直接管理各个行政部门，中间没有任何环节。与学术部门不同，行政部门每个礼拜都要开会，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总结。

　　对这个行政支持系统，所长王晓东很是得意：“行政部门所有人员都是合同制，每年续聘，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让科研人员的工作、生活尽量减少负担，方便科研。”

　　甚至连吃住、小孩上学这样的事情行政部门都会为新来的科学家办好。“让科研人员满意，是他们的业绩，因为对他们的评估考核，是由科学家最后反馈的意见为依据的”，王晓东告诉记者。

　　叶克穷是一位不善言辞、很少与人接触的实验室主任，对这一点他却有着很深的体会：在这里似乎没有人管，可是效率却非常高。“即便是所长回来，交流的也是管理上的事情，对具体的学术问题很少过问，实验室主任是完全自由的”。

　　甚至连招人这等大事，所长也只是对招聘实验室主任把关，其他研究人员则一概不过问。“我们只负责给他们作宣传，帮他们吸引人来，但是招多少人、开多少工资，全都由实验室主任说了算”，王晓东说。

　　在这种体系下，行政人员和科研人员虽然各自干着不同的工作，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出成果。

　　“只要有人出了成绩，我们就非常高兴”，曾经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智刚，对自己的角色调整没有丝毫的遗憾。在他看来，这就像歌里唱的：“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周光召同志、徐冠华部长等视察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4月9日，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光召，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副部长李学勇视察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生物中心主任王宏广、副主任马宏建和贾丰陪同考察。

　　运行仅仅3年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目前已建成18个实验室，吸引了20位全时留学人员回国。2006年，在《科学》发表论文2篇、《自然》发表论文1篇、《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论文2篇，居全国同类研究机构首位，论文平均影响因子也居首位，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探索出了又一条新路。

　　周光召听取汇报后表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遵循客观科学规律，不急功近利，远离浮躁，给科研人员创造了潜心研究的学术环境，取得了显著成绩。他强调指出，科学研究需要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创新文化，要摒弃陋习，要鼓励学术争鸣，形成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生命科学是我国最有希望跻身世界前列的领域，研究所要发挥顶尖人才的汇集效应，进一步借鉴国际一流研究机构管理模式，加强与国内外优势科研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多出原创性成果，为我国生命科学水平的跨越提升做出贡献。

　　徐冠华部长高度肯定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并指出我国需要的不是几项创新成果，而是要通过机制体制的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带动大批创新成果的产生。他表示，科技部将继续把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作为探索新型科研院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试点，认真总结经验，同时在科研经费等方面提供支持和保障。长期负责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建设工作的李学勇副部长也提出了要求和希望。他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要凝聚一批优秀人才，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带动我国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科技部、北京市等部门积极创造条件，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建立了长期的经费保障机制，三年共投入经费4.5亿元，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大型仪器设备3亿元，每年的研发和运行经费0.5亿元左右。目前国内约有10家同类研究机构年研究经费近1亿元，为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要进一步在体制上创新，我国完全能够在生命科学的一些领域进入国际领先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