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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在科学研究领域难以摘取诺贝尔奖等重大国际奖项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家之间相互“攻击”得太少。只有学术上以不断“攻击”为主导的学术风气才能造就真正伟大的天才，才能创造经得起时代考验的伟大学术成果。为了科学，为了学术，我们与其相互吹捧，不如相互“攻击”。因为前者容易让人忘乎所以，只有后者才能让人更看清自己。因此，与其“相互吹捧”，不如过激的“学术攻击”甚至“人身攻击”。科学研究需要多一些痛苦的元素，而过激批评则是医治学术无能的良方。
中国科学家在科学研究领域难以摘取诺贝尔奖等重大国际奖项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家之间相互“攻击”得太少。只有学术上以不断“攻击”为主导的学术风气才能造就真正伟大的天才，才能创造经得起时代考验的伟大学术成果。为了科学，为了学术，我们与其相互吹捧，不如相互“攻击”。因为前者容易让人忘乎所以，只有后者才能让人更看清自己。因此，与其“相互吹捧”，不如过激的“学术攻击”甚至“人身攻击”。科学研究需要多一些痛苦的元素，而过激批评则是医治学术无能的良方。
科学研究渴望学术批评，但中国的学术现实是，科学研究害怕学术批评，害怕否定性学术评价，尤其是害怕“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虽然许多学者口头上表示应当多听听批评的声音，但是在科学研究的现实中，没有多少人愿意真心诚意地倾听批评的声音，尤其听不进一些莫须有的指责。相反，很少有人能够抵挡得了也许并非善意的“赞美”之声。
我们不妨假定两种极端的学术批评形式，一种是消极的否定性学术批评，被批评者被说成是“欺世盗名”的“学术骗子”；另一种是积极的肯定性学术批评，被批评者被说成是“成就卓著”的“学术泰斗”。当我说科学研究渴望学术批评的时候，并不是说中国科学研究缺乏学术批评，而是缺乏真正有意义的学术批评，有些学术批评虽然打着“批评”的幌子，却以“人身攻击”为目的，而另一些则是以“人身吹捧”为目的。这样的批评都没有落到“学术”上。因此，我们反对上面两种极端形式的学术批评。但是，假如我们面临只能在上面两者中选择一种学术批评形式的要求，中国科学界应当欢迎哪一种批评形式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妨先谈一下中国法学家梁慧星先生对学术批评的看法。他说，学术批评应当受法律保护，假如有人批评某一位学者是学术骗子，即使这样的批评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这样的过激言论同样应当受法律保护。我不知道中国法律和中国科学家是否具有如此大的包容度。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思考一下，慧星先生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目前的学术环境先天地偏爱吹捧型的批评而不欢迎攻击型的批评，虽然当前一些学者喜爱的不一定是科学研究真正欢迎的。在两种情况下，为了科学研究的进展，我宁愿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也就是说，在科学界，“攻击”应当优先于“吹捧”。
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当我们听到说某位学者是学术骗子的时候，它起码可以让整个学术界保持高度警惕，当心自己身边的同行，也警告自己。虽然这样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刺耳，但这样的声音，反而能够让科学研究更接近其本来面目。相比之下，当我们听到一些人被称赞为学术泰斗时，“学术泰斗”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样的评价，其他人也不知该如何处理这样的评价，因为大家都可能因为那个特殊称谓而丧失辨别真假的能力，不仅被称作“泰斗”者快乐得忘乎所以，如此鼓吹或提议者感觉自己沾到了一份光，而且整个社会都可能处于丧失批评更丧失警觉的陶醉状态。
就今天的中国学术环境而言，说一个人是学术泰斗和说他是学术骗子，显然是后者更容易促进健康的、积极进取的科学研究的开展。因为假如一个人真的是学术骗子，那么说他是学术骗子只是暴露了其本来面目，对他没有构成任何扭曲；假如他原来不是学术骗子，那么这同样有利于展示其本来面目，虽然说他是学术骗子的评论一时扭曲了他的本来面目，但他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来替自己辩护，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所以，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对社会的公共利益都是万无一失的促进，而对被评价者则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损伤。
总之，过分赞美比过激批评更容易毁掉科学事业。前者是使学术研究停滞不前的帮凶，后者是令科学研究不断前行的助推器。批评一个人是学术骗子，或者赞美一个人是学术泰斗，哪一种更接近学术批评的本质？我的结论是前者而非后者。（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