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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工人师傅荣升厂长后,即使他整天培养徒弟、生产零件,人们也未必会承认他是个好厂长,这缘于职务与职业的区别。这一区别同样适用于现代高校,但北大校长许智宏似乎不太满意自己无法好好当“师傅”。
一个工人师傅荣升厂长后,即使他整天培养徒弟、生产零件,人们也未必会承认他是个好厂长,这缘于职务与职业的区别。这一区别同样适用于现代高校,但北大校长许智宏似乎不太满意自己无法好好当“师傅”。
据《中国青年报》12月24日报道,许智宏日前感叹,在德国,一个教授会用40%的时间搞科研,40%的时间教学生,剩下20%的时间做服务工作,包括担任行政管理职务。而在中国,一个学者如果做了大学校长,仅处理行政事务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许校长称,自担任北大校长以来,他每年只能招收一名研究生。
既要当校长,又要从事科研与教学,无疑,这是把校长当成学术头衔的做法,同时混淆了职务与职业的各自属性。
在中国体制下,校长的“职务”属性似乎更明显,其职务权力由政府赋予,具有行政化特征。大学校长的任命依据首先是其学术成就,这样的校长更像是“首席专家”,而与其是否具有管理能力无因果关系;校长的“职业”属性则体现在管理能力,基本职责是教育方向的核定、资金筹措、人才发掘等。他们未必是很好的学术专家,但一定是教育管理专家。他们无意创造个人学术成果,但会创造条件让本校专家大出成果。
就拿许智宏校长举例的德国来说,德国柏林州高等教育法甚至规定,禁止校长在任内从事任何教学和科研。在美国,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理查德·雷文在任12年,从未带过一个研究生。美英等国及我国香港地区,干脆将大学校长的身份定位为“职业管理者”。
校长职务化与职业化,孰优孰劣,中外高校的教育成果最能说明问题。眼下,中国有科研专家创造出的科研成果多如牛毛,但全国高校成果转化率却不到10%。大学校长们根本没必要成为众多牛毛中的一根,而应为提高科研与教学质量发挥作用,譬如人才发掘、资金筹措等。世界教育业有“不会筹钱的校长不是好校长”之说。剑桥与哈佛的资金主要来源,是靠校长筹集;而中国高校资金的主要来源,则是政府拨款与学生学费。
当然,中国校长完全职业化目前尚面临体制困境,如退出机制,校长一般任期4年,期满后又要重新做学术工作,若校长任内与学术脱钩,重拾起来难免吃力。
体制固然要改革,但率先担负起职业使命才是真正的教育家的本色。北大原校长蔡元培就是很好的榜样——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曾这样总结二十世纪初叶世界大学校长:“牛津、剑桥、巴黎、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之中,他们有的在某一学科确有成就;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能领导那个大学,对那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