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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11月4日表示,尽管人大的博士生水平很高,但由于是人大自己培养出来的,所以不能留校做教师。此举是为了让学生们出去“闯荡”,同时体现学术上的互相促进。(11月4日《新京报》)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11月4日表示,尽管人大的博士生水平很高,但由于是人大自己培养出来的,所以不能留校做教师。此举是为了让学生们出去“闯荡”,同时体现学术上的互相促进。(11月4日《新京报》)
应该看到,“近亲繁殖”在我国大学校园里还比较普遍。一项调查显示,在17所内地高校接受调查的987名教师中,有604人在最高学历毕业后,直接在母校任教,占所有教师的62%。而且越是知名度高的大学,其“近亲繁殖程度越是严重”。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关注大学“近亲繁殖”,为我国大学的创新机制的退化与创新能力的衰竭而忧心忡忡。
遏制大学“近亲繁殖”仅有像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自我排斥”远远不够,需要教育主管部门的制度性干预。“自我排斥”只能说明大学已经认识到近亲繁殖的危害性,而不代表破解这一症结的办法已完全找到了。教育主管部门的制度性介入,不仅在于规范大学构建创新机制的内部环境,而且要用统一的制度约束和规范外部环境,为大学师资人才的流动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激励措施。一是确定大学留校人员的比例,防止“近亲繁殖”。二是为大学间相互推荐研究生,相互推荐新教师,加快教师队伍的流动,建立资源共享的平台,开辟绿色通道。三是启动物质利益刺激机制,鼓励大学教师流动。
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着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基地、原始创新发源地、产业技术创新链的重要环节等作用,而“近亲繁殖”,只能使学术性、创新性、创造性走向平庸与粗俗。中国人民大学拒绝自己培养的学生留校当老师,虽只是遏制“近亲繁殖”的第一步,但仍具有破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