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水生所最新文章解析蓝藻细胞分化

　　

生物通综合：来自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通过转座子插入突变和启动子筛选等遗传学方法，先后发现了调节包被多糖层形成的一个信号转导基因hepN (alr0117) (Microbiology, 150:447-453,2004)和参与多糖层合成的基因all4160 (J Bacteriol, 189:5372-5378, 2007)，证明hepN等信号转导基因可调节包被多糖层基因的表达。

丝状固氮蓝藻中的鱼腥藻可从营养细胞分化产生具有固氮作用的异形胞，这些异形胞在丝状体上间隔分布，与进行光合作用的营养细胞互相提供对方缺乏的营养，是一维原核生物体细胞分化和图式发生的重要模式之一。水生所藻类遗传学科组近年来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发现，相关结果发表于Microbiology (SGM) 、《细菌学期刊》（Journal of Bacteriology）(2篇)和Molecular Microbiology 等微生物学领域重要刊物。

启动分化的细胞首先终止分裂才能开始异形胞形态发生过程。该学科组以绿色荧光蛋白基因逐个检查了异形胞分化各阶段标志性基因的表达情况，发现在一个不能终止分化细胞的分裂状态的突变株中，一个细胞分裂相关基因表达调控与原来相反，而负责异形胞其他各方面分化的基因有一部分不能表达(J Bacteriol, 187:8489-8493, 2005)。这一结果证明，在形成异形胞时确实有终止细胞分裂的基因开关在发挥作用，但细胞分裂状态并不是调节所有参与形态分化基因的总开关。

异形胞分化的启动和图式形成源于丝状体缺乏氮营养。在受到这一环境信号诱导之后，丝状体上一些细胞启动分化，并且可能释放出抑制物质阻止相邻细胞进行分化，从而形成间隔分布的图式。在即将发表于Molecular Microbiology的论文中，该学科组报道位于同一基因丛中的一个调节早期分化的基因hetZ和一个调节图式形成的基因patU3。它们相互节制表达水平，成为异形胞分化基因调控网络中的一个重要枢纽。新发现的图式形成基因与已知的抑制性图式调节基因具有不同的作用机理，与一个抑制性基因共同突变可导致半数营养细胞在缺氮诱导后24小时内分化为异形胞。

基于其研究结果，该学科组负责人徐旭东研究员在与两位美国同行共同撰写的综述文章中将细胞分裂终止列为异形胞分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对异形胞图式形成理论提出新的假设。这篇综述载于新近出版的蓝藻生物学领域重要专著The cyanobacteria (p.383-422, Ed. Herrero and Flores, Castier Academic Press)。

附：
****：英才在创新的旗帜下集聚

科学时报 作者：易蓉蓉


编者按：10年前，中国科学院推出了全国第一个人才培养与引进计划——“****”；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以来，中科院进一步拓展了原来“****”的内涵，1998年启动了“引进国外杰出人才计划”，2001年，增加了以创新团队方式吸引“海外知名学者”的内容，同时通过“****”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给予匹配支持。

通过“****”，中科院凝聚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科学家和科技管理人才，有效地促进了中科院科技创新队伍结构的优化和团队建设，稳定和壮大了中科院的科技将帅人才队伍，有效地加强了中科院的科技创新能力，取得了一批重要科技成果。在“****”实施十周年之际，本报推出了系列报道，希望“****”的经验和成果能够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上世纪建国前后，钱学森、钱三强、彭桓武、李四光、华罗庚、赵忠尧、邓稼先……这些中国近现代科学史上赫赫有名的科学家们从四面八方归来，和本土科学家一起，把过去发展中国科学的蓝图变为现实。到1956年底，近两千名科学家回到祖国，中国的科学事业因他们的归来而群星璀璨。时至今日，人们还在津津乐道这些科学家当年突破重围、辗转回国的故事。

当日历翻到上世纪90年代初，科学界“文革十年”造成的人才断层问题日益突出。作为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中国科学院，同样面临着科研后劲不足的严峻局面。中科院党组审时度势，着眼于从海内外引进优秀科技人才，打造一支21世纪的国家科技队伍，于1994年在全国率先启动了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人才工作上下功夫，这是中国科学院确立的办院方针所决定的。我们要想出重大成果，必须有杰出的人才。实施‘****’的十年我们收获颇丰。”中科院副院长白春礼这样充分肯定了人才对中科院发展、对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政策是打赢科技人才战的重要保障

“毫无疑问，我回来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眼下的国内大环境。科研资助强劲、资源充足，国家重视人才，政策对科技人才大力倾斜，营造了做科研的良好空间。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科技人员觉得回来还是有自己的用武之地，所以才会回来。”在北京北四环边上的中科院声学研究所办公室里，记者见到杨军研究员正在电脑上写论文，当时是双休日。身穿夹克衫和运动鞋，杨军的穿着很是随意简单。办公室里一大一小两个旅行箱，记者一拎，觉得很轻，杨军说：“这样方便，我出差开会什么的，随时拿起就走。”

杨军曾经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任教，他毫不讳言新加坡的科研条件很好，但觉得相对来讲回来施展的空间更大。杨军补充分析说：即使有很多海外人员不回来，也不是他们个人不想回来，而是必须考虑留学人员家属回国后的工作或创业问题、子女的就学问题。

上海神经研究所段树民说，吸引他从美国回来的是研究所推行的新机制，所长蒲慕明是研究所从海外吸引回来担任所长的第一位外籍人士，他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学术地位，“当我知道他要回到中国，创建并管理一个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新型研究所，内心的震动非常大，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到神经研究所工作。而且神经研究所的行政管理人员服务非常到位，给我们的科研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我不用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跑科研经费，只要专心致志搞科研就行，这样的环境氛围对科研人员非常难得。”

中国科学院根据很多海外人员的现实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引进方式。当海外学者在科学研究领域有了相当的学术地位，并且建立了课题组带领一大批人员奋战在国际学术前沿时，要他们放弃一切，回国重新开展工作，有点白手起家的味道，非常不容易。于是通过“海外知名学者计划”、“王宽诚科研奖金”和“高级访问学者”等资助，鼓励海外学者短期为国服务。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工作，既可以单独应聘，举家回迁，也可以采取短期回国服务的方式，合作科研，共同提高，实现双赢。

“士为知己者用”

杨军博士与声学研究所的缘分早在1996年就结下了。那时他在声学所做博士后，在音频声学实验室一待就是3年，埋下了申请“****”回声学研究所工作的伏笔。“所长田静那时是我们9室的主任，我主要就在他的课题组工作。我们课题组氛围很好，大家的劲都往一块儿使。而我出去那几年，也总是每年都回来，来所里坐坐，和他们聊聊，共同做些工作。但那种‘哑铃型’短期回国服务的方式，不如全身投入的产出高。做事，我总想集中精力做好。而且我还在新加坡的时候，田静他们就帮我申请了‘****’。2003年11月我回来启动了课题。”

杨军仔细回顾了与田静交往的8年，描述了田静在科研上、管理上的个人魅力。“首先，田静对科研特有sense(感觉)，确保科研长期与国际前沿同步。他科学知识扎实，尤其讲究物理概念的清晰；在学问上深入到一定的程度，并对其它相关的学科有很好的理解，注重实际应用等。对于田静来说，每一次的聚焦、拓展和新领域的开辟似乎都那样地水到渠成。其次，田静处理问题举重若轻，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声学研究所能够在他的领导下攀登了一座座科学高峰。有一次，我家里的下水道溢水，中午就和一位同事回家修理。田静得知此事，说两个副研究员回家修长城。一方面是指我们的待遇低，还不够请人来修；一方面，更深的意思是科研人员应当惜时如金。大概就是这种类似的事，促成他当领导之后一直注重我们声学所的工作条件以及着力解决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虽说‘京城居，大不易’，但在声学所，房子早已不再是影响科研人员、制约整体环境改善和所发展的问题了。无论科研和管理，他都是国外常说的那种Cheerfuk Leader，他是那种鼓励加交流型领导，每次和他的交谈，都让人如沐春风。”

上海微系统所李昕欣、王跃林则体现了“****”的“滚雪球效应”。1997年，在大连召开的一个国际传感器学术会议上，刚成为“****”入选者的王跃林在会上认识了李昕欣，交谈甚欢，对彼此所作的学术报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一有“****”名额，即将参加“****”结题考核的王跃林立即和李昕欣取得了联系，希望他也能回国工作。王跃林说自己就是被“****”吸引回国的，最知道科研人员心里想的是什么，李昕欣的心里想的是什么；研究所想干的事情，必须和他想干的事情一致才行。李昕欣因为签证问题及在日本的工作一时脱不开身，不能马上回国参加入选答辩。熟知李昕欣科研工作的王跃林代替他参加了答辩，使李昕欣得以顺利入选。现在作所长助理的王跃林是实验室主任，而李昕欣则是实验室常务副主任，他们已经成为了工作上的最佳搭档。

“回国不需要理由，但回哪里需要理由”

“我记得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先生在面对别人的疑问时掷地有声——‘不回国才需要理由’。我也认为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但是回哪里还是需要理由!毕竟国内的科研条件还是有差异的。我回声学研究所就是冲着我们所的小环境，我们所的人力资源、多年合作的基础，我们所富有创新和管理能力的领导班子。”杨军博士觉得自己回声学研究所就像又回到了家。

武汉水生所从事藻类遗传学研究的徐旭东也坦陈，如果不是“****”，自己可能回国就去了别的地方，如原来做过博士后的山东省医学科学院。“1999年初我在国外遇到了水生研究所的党委副书记陈平平，一位很有亲和力的女性党务工作者，她动员我回来，并说可以争取到‘****’名额。后来我将申请材料传真给研究所，作为特批，我的申请很快就获准了。要不是她的说服与鼓励，我即便回国，或许也就到了别的地方。”

上海有机所的丁奎岭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作访问学者时，同他一起下榻的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欧阳中灿虽然和他素昧平生，和他也不是工作在同一个学科领域，但却热情地鼓励他回国，为他传递了“****”的信息。当丁奎岭和有机所取得联系后，原来对丁奎岭并不太了解的有机所通过和他电子邮件联络，查看他的个人简历和学术背景，不出一个星期就给了他回音，让丁奎岭感到了研究所办事的高效率。当丁奎岭从国外乘飞机来上海时，老所长林国强院士亲自到机场迎接了他。“有管理上的高效率，势必能带来科研上的高产出。”想到这一点，丁奎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上海有机所。“在国外，我充其量只能作听人吆喝的Bench Worker(打工仔)，而在国内，我却是说话能算数的Group Leader(团队领导)。”

的确，从某种角度而言，海外科研人员回来是要看条件看环境，比如科研条件、职位职称、工资待遇。但更大程度上，他们也要看看领头人是否“对味”，因为这个领头人是国家人才政策和制度的具体执行者，甚至直接决定着自己科研的命运。显而易见，中科院声学所所长田静、中科院上海有机所老所长林国强院士很“对味”，具备号召能力和凝聚能力。

10年来，也正是有着一个个颇具伯乐眼光的所长书记们，1069位优秀人才得以顺利申请“****”，顺利走进中科院研究所，开展自己感兴趣的科学研究。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党委书记杨星科介绍说，这两年来生物物理研究所从美国、英国、德国等引进了15位“****”，改变了研究所以前老化的人才结构，2004年生物物理所的影响因子综合为424，增量主要靠这些新引进的人才。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4年来从国外引进青年学术带头人90余名，其中“****”入选者59名，已达到该院研究组长人数的2/3。

地处祖国西部贵阳的贵阳地化所，先后已有9人入选“****”，不但结束了过去“孔雀东南飞”的被动局面，而且这些高层次人才的引进，还为研究所的知识创新提供了人才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