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俄国人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失望”的联想

　　

教育该不该产业化？中国目前的教育存在多少问题？我国的教育工作者要怎样面对全球产业化？这些令每位关心祖国教育事业的炎黄子孙慎之又慎、吵的沸沸扬扬的话题，如今又引来外国教育学者的目光。

一、外国教育专家眼中的中国产业化教育：

 

9月4日俄《专家》杂志一期发表一篇题为《“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的文章，评论道中国正在努力探索如何令教育体系适应市场化需要。然而，这一探索目前所产生的效果仅仅是抬高了教育的价格，并加大了不同社会阶层教育水平的分化。文章要点如下

 

若干天前，中国公开了对18所著名大学的审计结果。其实，审计工作于2003年便已展开，是教育部委托国家审计署进行的。其结果触目惊心，这些大学存在“众多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

 

专家认为，中国在教育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收费过高，尤其是高等教育收费，以及不同社会阶层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不均等。这将加大穷人及富人之间的教育水平鸿沟，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发端：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给中国的教育体系带来了本质性的改变。大多数中小学校及高等院校仍然从国家预算中获得大部分经费来源，但它们也不得不展开商业运作，以维持生计。据统计，2004年，学费收入占到了学校预算的20%，而在1991年只勉强达到4.5%。

 

现状：对当今中国，对国立院校而言，最简便易行而又收效最快的挣钱方法是创办分校，这些分校完全是按私人商业模式运作的。中小学最先开始这方面的尝试。尤其是那些声誉好、生源好、师资力量强、升学率高的所谓重点学校。尽管新的法规已经取消了重点学校和重点班，但这并未影响到它们多年来积累的声望，择校风依然劲刮。

 

效果：中小学吸引私人资金、开设分校的创收之举也被一些高校，尤其是知名高校所效仿。第一批知名高校的分校出现在1993年到1994年，十多年过去了，这类学校已有约250余家，就读学生人数达到70万。当然，地区分校的毕业证书上都赫然打着知名高校的招牌。

 

在中国现今的教育体系下，有钱人比普通人更有机会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与此同时，各种环节的不透明性也妨碍了各大收费高校之间进行诚实而公开的竞争。那些国家预算拨款的院校，尤其是重点院校，具备先天优势，在教育市场上遥遥领先，这也阻碍了民办学校的发展。

 

此外，近两年来，有些地方开始将私立学校和中专视为经营性企业，加大征税力度，这导致许多私立院校经费捉襟见肘，拆东墙补西墙，一些甚至不得不关门。专家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部分银行不愿意向私立院校提供贷款。

 

众多专家指出，中国教育高收费问题相当突出。目前，大学生的学费为每年六七千人民币，个别专业甚至更高。除去学费，学生们还面临伙食和购买教材的开支。目前国家只支付学校经费的53%，其余47%主要来自学费以及各种形式的“自愿”捐赠。一些学校没有从国家预算中获得足够拨款，只能向银行贷款，这也间接提高了学校的运营成本。

 

在中国，中等收入家庭要供养一名大学生，负担并不轻。而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让孩子上得起学更是相当艰难。一名普通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及生活费，相当于一个农民数年的收入。据中国社科院的统计，孩子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投入相当于中低收入家庭日常支出的1/3到2/3，而这样的家庭在中国占了近80%。

 

在中国，教育一向被视为改善物质条件及社会地位的最可靠途径。然而，一次针对低收入阶层的调查表明，近40%的人表示，他们由于无力支付教育费用，所以并不奢望通过教育来改变社会地位。据统计，在中国西部某大城市，约有140万非熟练工人及家属，95%的商贩及擦鞋匠的孩子不得不走父母的老路。而在另外一个大城市，出身贫寒家庭的公务员只占2.8%，而来自富裕家庭的则占了26%。

 

中国研究人员指出，教育商业化已经“令它在社会公众眼中的声望大跌”，教育部门也缺乏明确的战略规划。新出台的教育法规对以往若干政策进行了修改，有关条款被解读为禁止国家院校设立分校，但有媒体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它既不符合国家利益，也不符合私营教育企业的利益。

 

 二、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直言中国教育4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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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中小学被逼乱收费   张保庆认为，目前许多地方以收费代替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是造成农村义务教育乱收费问题的症结。 

 

张保庆反复强调：“我调查的结果是，中小学乱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乱收费。不是学校在乱收费，都是地方政府逼着学校乱收费。”他认为，农村义务教育乱收费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投入不到位，导致一些地方教育机构、学校，包括省级政府通过各种变相的名目收费来代替政府对教育正常投入。“政府该拿的钱一定要拿足，现在政府该拿的钱不拿，结果通过乱收费的办法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去了。”他说。

 

2 高校变相乱收费上瘾  与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乱收费的原因不同，张保庆认为，高校乱收费的主要责任在高校本身。

 

张保庆说，现在的高校收费上瘾了，相当多的高校校长在高校收费问题上的回答是不负责任的。张保庆透露，从1998年至今，高校在校生人数净增1000万。这个增加量不是靠政府投入才发展起来的，因为按照教育部的成本计算，每增加一个本科生，国家要拿出5万块钱来搞基建设。按照这个标准推算，国家在高等教育上投入要比1998年增加5000亿。   张保庆不无担忧地说，现在全国高校贷款已达1000亿，如果在“十一五”期间，政府还不想办法还一部分钱的话，高等教育就会难以维系。

 

3 银行助学贷款嫌贫爱富  部分银行在承办高校贫困生助学贷款时存在严重的嫌贫爱富现象，致使部分地方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难以解决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招标问题。

 

 张保庆透露，去年在搞政策设计时，本来想实行属地化政策，即把每个地方的高校都按属地一起招标，包括部属高校，但后来教育部发现各地都没有精心准备，都不愿搞得太快。于是，教育部就把部属高校抽出来全部面向一家银行招标。因为部属高校都是重点高校，毕业生就业比较好，因此银行愿意干。但是部分高校，特别是高职，有些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是省属的，有些是地市办的，招标就困难了。

 

4 高校未圈地地反被圈  针对有关高校大肆圈地的报道，张保庆表示，其实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再到目前，很多高校用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些用地还被瓜分了。  

 

张保庆说，最初北京八大学院的规划是一个大学1000亩地，但现在惟一不失地的是清华，其他大学都在失地。北京科技大学还有800亩地，有些高校现在只有300多亩地。即使现在有些高校在扩建，但也都需经过教育部和国家其他有关部门审批。如果说开发区用地情况不好，那都不是高校行为。

 

三、中国教育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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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郭笑文作客“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谈到:

（1）教育产业化是经济、教育发展的迫切要求　　从理论上说，根据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等人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投资是是人力资本投资，是生产性投资”，“教育是一种全局性、主导性的产业。”这一观点已获得了广泛的共识。然而在我国，教育产业化的重新提出，有着十分现实的考虑。

（2）解决“穷国办大教育”的矛盾　　我国以占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总数1.4%的财力，支撑着占世界学历教育人口22.9%的庞大教育体系。近年来我国明确提出“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但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仍不到3%，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4%的平均水平。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投入，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难以解决教育供求的矛盾。

（3）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受教育的愿望空前高涨。从目前城市居民消费支出比例看，教育消费的平均增长速度达20%左右，是增长最快的项目。但是，目前我国初中毕业生只有50%能升入高中阶段，而高中阶段教育中，职业教育占56%，普通高中不到50%。

（4）启动教育消费　　经济学家认为，教育不仅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基础的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教育也是一种服务，也是一种产业，能满足人的需要，能直接创造国民收入。发动社会各界力量投资教育，不仅能够缓解教育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实现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而且能够启动教育消费，增加国内总需求。假定每年大学增加招生100万人，首先可以缓解失业压力；同时，教育规模的扩大，需相应增加教职员工，这就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多渠道投资教育将扩大教育供给，改善办学条件，如增加教学设施、更新教学设备和教学手段等，从而又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5）产业化运作教育如何健康发展　　在教育需求的拉动下，产业化运作教育的模式已层出不穷，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措施，难免良莠不齐。某些社会投资者惟利是图，在以种种欺骗手段套来资金和学生之后，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教育到底如何产业化运作？如何避免“淮桔成枳”的命运？

 四、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郭笑文在"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谈中国教育产业化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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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一个认识：教育是特种产业，不能完全产业化　　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是不能完全等同于其也产业的。教育是公益性很强的事业，各国的教育主要是由政府来办。为了解决教育经费的不足，又需要吸引社会力量投资教育，而社会投资是要回报的，但又规定不能以赢利为目的。于是，就出现了教育公益性与资本寻利性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当务之急是要界定教育产业化的内容，制定有关教育产业化运作的政策、法律和必要的监管措施。

从国际经验看，教育已成为全球经济范围内扩大社会间差别和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所以义务教育和国家有特殊规定的教育必须由国家来办，不能产业化。

从教育的属性来看，教育作为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教育机制的运行也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因此，教育系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严格遵循教育自身规律，不能产业化运作；在教育系统的管理和运行机制方面，则可以建立起既符合教育规律又符合市场竞争规律的新体制，进行产业化运作。

按照教育发展规律，建立教学与经营适当分离的机制　　具体而言，基本的思路是国家以土地为投资，社会投资者以校舍、设备等硬件设施为投资，办学者以软件为投资。学校进行全面的成本核算，包括教师成本、教学管理成本、校舍、实验及教学设备等成本。社会投资者不直接参与教学管理，其投资回报主要从教学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而来。办学者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的宏观指导，根据教育自身的规律并考虑社会需求设置专业，以优质教学吸引生源。这样就能在体制上解决教学与经营相分离的问题，杜绝把教育当作“摇钱树”的现象。教育管理部门应尽快制定有关教育产业化运作的政策、法律和必要的监管措施。

尽快出台鼓励、引导和监督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体系　　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与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的矛盾，是世界性的共同问题，大多数国家都是采取发展私立高等教育的对策。如美国的4年制大学或学院，私立的占72.7%（1994年）；日本的大学，私立的占73.6%(1994年)；泰国的大学私立占61.5%（1995年）；印度尼西亚的高等学校，私立的占86.6%（1994年）；韩国的高等学校私立的占82.2%（1994年）；印度的高等学校，私立的约占73%。

解决我国教育总供求的矛盾必须挖掘社会上一切的办学潜力。近年来，我国社会力量办学得到较快发展，到1997年，全国由社会力量举办的各级教育机构5万余所，办学范围从成人教育、职业教育扩展到基础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的民办高等学校大多数是顺应广大高考落榜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而产生的，绝大多数只是专科水平，而且只有极少数取得国家承认其学历文凭的资格。在许多国家中，民办高等教育都经历了从政府不赞成、不承认到政府认可，但不鼓励，控制发展，再到政府赞成、扶持并制定法规管理的曲折历程。现在，我国的民办教育已得到政府认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中央教育管理部门应制定更加积极的鼓励措施，扶持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要专门立法以保障民办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积极引进外国资金和智力来我国办学　　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在1995年就颁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在遵守我国法律、维护中国教育方针的前提下，中外合作办学对于借鉴国外有益的教学管理经验、教育内容和教育思想，提高办学水平，探索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的新途径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改革传统的教育体制是教育产业化运作的核心　　所谓教育的产业化运作，是指教育的管理和运行机制应面向市场，教育也要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对教育成本进行严格的的核算。为此，就必须对国家统包统管的教育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使教育的投资主体多元化，使学校真正成为自主管理、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

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有些类似经济体制改革，即在公办学校的外围发展起大批的民办学校，要对国家统包统管的学校进行彻底的改革，把国家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引入教育体制改革，把部分公办学校转为公有民办或民办公助。通过一定的方式改为股份制学校。

政府对学校已有的投入中以学校资产的形式而存在的部分为国家股，由国家掌握控股权；其他热心发展教育的国内外企业、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的资金为社会股。成立董事会，学校成为独立法人，依法对学校实行自主管理。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的指导性计划，在招生、收费、师资聘任、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干部任免等方面独立决策。学校通过学费和其他渠道筹集资金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真正成为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

国家同样以“抓大放小”原则，政府教育主管部门重点抓好“211工程”为主的那些能代表国家水平和高校形象的大学，在政策、经费上给予倾斜和保证。“放小”是指让那些非重点的或与地方经济发展联系紧密的学校转向公有民办体制。国家在宏观上对这些学校起监督、调控作用。国家重点扶持和管理的大学，在办学体制上也需要改革，改变那种缺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内在动力和发展机制，最大限度地提高办学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