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美国的留学之所见

编者按：香港高校今年在内地火起来了。随着“招生３００报名１万”、“高考状元弃清华改奔港大”、“北大、清华将被挤入二流高校”这样的话题频出，人们也把视线急投南方：香港高校的吸引力究竟在哪里？是可能获得的高额奖学金？是全英文教学的诱惑与培养目标？是走向欧美发达国家职场的一个跳板？

　　  港校生活，就似浓缩的香港商业社会（海外飞鸿）

     编者按：香港高校今年在内地火起来了。随着“招生300报名1万”、“高考状元弃清华改奔港大”、“北大、清华将被挤入二流高校”这样的话题频出，人们也把视线急投南方：香港高校的吸引力究竟在哪里？是可能获得的高额奖学金？是全英文教学的诱惑与培养目标？是走向欧美发达国家职场的一个跳板？

    本文作者沈菲，1998年至2002年在上海念完本科，2003年至2005年在香港高校读硕士，目前在美国读博士学位。以这样的经历回望、观察香港的游学生活，其视角与感受，更为敏感而细腻。感谢他发自美国的飞鸿，为我们了解港校，乃至内地、美国的高校教育特色的异同，提供了另一种解读。

    上海—香港—美国，我的游学经历竟然在不经意间大致步随了张爱玲，只不过她住静安寺、半山、洛杉矶，而我住五角场、九龙塘、哥伦布。斯人、斯物、斯景相去甚远，三地给我的教育感受自然大不相同。

    商业与学术，在香港大学里是如此迅速诡异地切换着

    与香港的亲密接触始于2003年。

    在这之前，说起香港，我的反应大致是港剧中的黑帮仇杀，商战奇谋和男女风月；港片中的重庆宾馆，旺角黑夜；或是“下一站天后”在百德新街拥抱的爱侣。总之，暧昧且模糊，充斥着风情万种的想象。这些跨境想象，之后被所见所闻点滴填充，竟也有了另一番景象。第一次入境坐的是火车，很有《甜蜜蜜》里黎明南下大包小包找不到北的感觉。初到香港，社会关系完全置空，9月的香港热得厉害，在那时的我看来，却有几丝寒意。窝打老道、联福道、九龙塘，多别扭的名字；“食饭”（吃饭），“上堂”（上课），“返工”（上班），多奇怪的措辞。不能和我的生存环境对话，我便成了一个观察者，出乎其外，细细考量这个空间里的一切：粤地，粤语，粤人。

    香港的大学大都依山，但不一定傍水。我所在的学校，香港浸会大学，位于狮子山下九龙塘的一个小山坡上，更有戏名曰：五台山。五台山得名于山坡上的五个电台和电视台，近水楼台，也许这也是浸会大学新闻传播专业有名气的另一个写照。相比之下，香港中文大学则豪气许多，完全占据了沙田的一群“山脉”。往来于中文大学的不同地点，还不得不搭乘校车，惊慌地看着技术娴熟的大巴司机穿梭于“山间小径”。而香港大学位于海的另一边——港岛。研究生宿舍更是背山面海，维多利亚湾的婀娜尽收眼底。科技大学我不曾去过，但据友人说，也有世外桃源之感，山水如画。

    与这些大学成鲜明对比的倒是香港城市大学了——少有的闹中取静型。城大处于九龙塘的中心位置九龙塘地铁站，和地铁站的核心消费区域“又一城”（Festival Walk ）相粘连。一边是消费和物质的天堂，ArmaniMa ｘ ＆ Co．  Vivienne Wwstwood ，正对着你恹恹而笑，转个身，别有洞天，扶手电梯却带你进入了知识的殿堂。最值得一提的是，城大用多种颜色划分教室区域，迷幻得让我迷路多次，与另一端徘徊于不同品牌之间的优柔寡断貌似而神离。这种商业与学术之间迅速切换的诡异或许可以用来定义我对香港大学的整体印象：喧嚣都市下的静谧之地。

    “Publishorperish”（发表论文，否则灭亡），港校的“国际化”与“市场化”其实也靠“学术”来支撑。

    求学香港，你需要在纸醉金迷和绫卷书香之间找到一个“阿基米德的支点”。每月１５日，是“校定”奖学金日，心情指数大大飘红，荷包不免要失之于“流行”。说到奖学金，香港的硕士因沿袭英式制度大致可分为两种：授课型以及研究型。两种学位，教学内容不同，事业发展目标也有异：前者着重实践，以理论为辅，培养各行各业的实践者；后者旨在培养学者，可供职于大学或研究机构。

    研究型硕士最吸引人之处无非就是“钱”了，奖学金来源于香港政府，每月约为1.2万港币。钱不是白给的，学生需要做TA（助教）或PA（研究助理）。顺理成章，研究型硕士的申请要求更高，一般需要高GPA（本科成绩）、研究经验和更好的英语能力；而授课型硕士则稍显商品化，要求相对较低。

    打个戏谑的比方，授课型硕士可以把教育看作是商品，学生购入教育，自我增值，以期职场竞争更胜一筹；对研究型硕士而言，学生就成了商品，智力体力卖给了学校，“献身”学术。当没有奖学金的朋友向我辈投来羡慕的眼光时，他们孰知治学的艰辛，熬过一年，他们便摇身变高级白领，而我们却还在象牙塔中匍匐。

    我身边的朋友也有从授课型硕士申请博士走学术道路的，当然，更多的例子是研究型硕士经不起“市场”的诱惑投身业界，仅在凤凰卫视工作的就不少。

    有人说，香港的教育更“国际化”和“市场化”，内地不少大学也把“国际化”和“市场化”奉为圭臬。在我看来，这有点急功近利。“国际化”、“市场化”不在一日之功。港人被殖民100年，想不“国际”也难；而在“一国两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想不“市场”更难。对于文科和社会科学来说，没有静心、反思和批判的学术思想，市场和国际便成了无稽之谈，大学也将沦为商业的附庸。

    入乡随俗，我的出世入世的支点，说来还是在香港人身上找到的——东方式的实用主义：全心敬业并全心娱乐。于是乎，发钱了就购物，“落魄”了就读书。读书时忘却一切灯红酒绿，与知识对话，与研究做伴。

    香港教授们大都有英美名校的学历，近来在国内走红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就是一例。相对内地教授而言，香港教授们的收入颇丰，较能安心学术。

    美国的学术法则在香港也适用，即“Pubishorperish”（发表论文，否则灭亡）。教授们的研究和论文也大都定位在国际一流学刊，研究生们也只好硬着头皮亦步亦趋，用英文写作。我没有脱离原来的轨道继续走学术道路，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位“藤野先生”的影响——郭中实博士的鼓励和他的身体力行。细细想来，他教授我的，不是知识，而是获得知识的方法。我们之间也亦师亦友到了连他家猫咪也依赖于我的程度，这是我香港经历的一个亮点。诚然，香港及美国的研究生培养的师生比例较低，一般不可能出现内地一个导师带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研究生的现象，老师和学生间的关系也相对密切。

    开放与接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香港的教育

    香港的本科生大都很活泼，个个造型“酷”得可以。张爱玲在“到底是上海人”中形容上海人肥白如瓠、广东人黝黑瘦小早已不合时宜。

    
    近来，香港大学内地招生竟然成了热闻，甚至网络上开始流传清华北大成了二流大学的说法。

    其实，在香港的大学大举进入内地“掐尖”之前，香港就有不少内地本科生。他们大都受香港赛马会奖学金资助，先被清华、南大或复旦录取，内地学习一年，再来香港。在课堂上，我自认分辨不出他们，流利的粤语，酷毙的打扮，彻底港化了他们。不过从成绩单上还是能略知一二的，内地学生终究比香港学生更勤奋些。来港读书的本科生很容易融入香港，就业也相对容易，语言、年龄都是他们优势。而来港的研究生则更需几分毅力和坚持，才能在职场上找到位置。

    香港能给你不少惊喜，宿舍楼下管理秩序的“阿婆”能说一口颇流利的英语；系里的秘书对你的问题有问必答；体育馆里的门卫每次都和你热情招呼……当然，学校到底还是净土。我也有在商业区、旅游点因“粤语走音”而被人当做“阿灿”（港人对大陆新移民的称呼，含贬义——编者注）的经历。在香港读书，好比于闹市做学问，它要求你有更多的自我反思，不仅读书，且读人，读社会。

    求学三地，不免有所感悟。内地的名校总给我白衣飘飘的清纯之感，大学成了人生中最放松、最值得留恋的一段日子，一直要到大三、大四，出国、考研、求职的大山才慢慢逼近；香港的大学生活节奏很快，活似一个浓缩了的香港商业社会，时不时的“高桌晚宴”也成了考验学生社会交际沟通的试场；美国则更多元化，有人可以夜夜“爬地”（Party），有人可以悬梁刺股，实在难以找“典型”。

    辗转于上海、香港、美国，三个地方，多种文化，惟感只有置身于一种异质文化中被他者边缘化之时，才会对自己的生存有所领悟，由观察者转变为参与者，再由参与者变回观察者，延绵反复。

    这，就是我的“游学”所得。(沈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