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大学研究综合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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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通综合：

中国农大首创“化学杂交剂” 
带动小麦杂交制种产业 

中国农业大学首创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麦化学杂交剂“BAU—9403”。既可用于杂交小麦制种，又可用于育种研究。与国外正在推广的同类产品相比，具有诱导小麦雄性不育效果好，化学结构简单，合成简便，生产使用成本低，单位面积用量低等优势。
　　8月26日，以李正名院士为主任、于振文教授为副主任的专家组鉴定认为，这项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成果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大学化学杂交剂研究组，由陈万义、黄铁诚教授提出研究课题，并组建跨学科（化学与育种）研究小组，从事化学杂交剂的仿制和应用研究。

　　90年代初，在陈万义、王道全、张爱民等教授的支持下，在国家“八五”科技攻关专题基金的资助下，开展了“新化合物的合成和诱导小麦雄性不育活性的筛选研究”，并于1994年发现了具有优良诱导小麦雄性不育的化合物。

　　经安全环境评价表明，“BAU—9403”化学杂交剂属低毒农药品种，田间残留试验表明，在植物中无残留。科学家说，对蜂、鸟、鱼、蚕等环境生物安全；其原药和10％乳油已分别获农业部农药临时登记。

　　药效试验表明，对于大多数小麦基因型，在雌雄蕊分化期至药隔期喷施约0.75kg/hm2剂量的“BAU—9403”，去雄率大于95％，对雌蕊的可育性无影响。

　　2000年至2003年他们与河北新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分别在国家“九五”和“十五”科技攻关专题基金的资助下，先后完成了BAU-9403中试生产研究及其70吨/年规模的产业化开发。其中，“BAU—9403”及其中间体吡喃酮的合成方法，分别获得中国发明专利授权。

　　利用这种技术，中国农大先后筛选了约250余个杂交小麦组合，在北京、山东、江苏等地获得一批性状优良的优势组合。由协作单位山东农业大学与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共同利用“BAU—9403”选育成功的小麦杂交品种“山农杂1号”，还进入制种试验、生产示范和区域试验。2002—2003年获山东省高肥甲组预试第一，2003—2004年获山东省高肥甲组区试第一，平均亩产达546.97公斤。

研究表明，“BAU—9403”用于部分小麦基因型的制种技术已趋成熟。

　　目前，在山东等地用此化学杂交剂，已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杂交小麦制种，所得杂交种生产示范后，增产效果明显，表明“BAU—9403”作为杂交小麦的育种工具已完成全部研究工作。并在全国数个省市开展了应用技术研究。为利用“BAU—9403”进行小麦杂交制种的产业化打下了基础。

　　据王道全教授估算，全国十分之一小麦播种面积（约4千万亩），如果推广杂交小麦，需100万亩小麦制种面积及70吨“BAU—9403”原药。药剂的经济效益约为2000万元/年，制种业的经济效益约为1亿元/年。同时，可增产小麦200万吨，带动一个百万亩的小麦杂交制种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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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50年代首次提出的“化学杂交剂”概念，是采用化学杂交剂育种，它具有亲本来源丰富，程序简单的优点。在化学杂交育种技术中，化学杂交剂既是核心也是难点。性能优良的化学杂交剂应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和去雄活性，其对作物的雄性不育率应大于95%，而对雌性器官的可育性没有或基本无影响。这种苛刻的要求，使化学杂交剂在作物制种领域发展十分缓慢。目前，国际上出现的性能符合上述要求的化合物，只有“Genesis”、“SC—2053”以及中国农业大学研发的“BAU—9403”获准推广。它的原药通用名为“苯哒嗪丙酯”，制剂10％乳油商品名为“哒优麦”，均于2002年7月经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审查批准，获得临时登记。

武汉大学研究发现γ-氨基丁酸在植物中的作用  
 
在7月的国际权威杂志《化学和生物学》（Chemistry  &  Biology）杂志上，武汉大学生科院植物发育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孙蒙祥和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的何治柯教授等人公布了有关植物生殖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已经知道，γ-氨基丁酸（GABA）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中的一种抑制性递质。近期的研究表明，这种物质还在调节花粉管生长和植物的生长方向。为了确定出GABA受体是否也存在于花粉原生质体上，研究人员构建并使用了一种量子点（QDs）荧光探针。

研究人员首先合成了一种水溶性的CdSe-ZnS(core-shell)量子点，并且证实这种量子点具有很好的光学特征。然后，在EDC(1-ethyl-3-(3)-dimethylaminopropyl  carbodiimide)和NHS（N-hydroxysuccinimide）存在的情况下，他们将GABA与这种量子点进行生物耦合，从而制造出这种荧光探针。

利用这种探针，研究人员在花粉和体细胞的原生质膜上都检测到了GABA结合位点。质膜表面的荧光信号和利用Ca2+探针Fluo-3/AM进行的Ca2+振荡分析结果证实，潜在的GABA受体存在于植物的质膜上。这项研究不但揭开了这个生物发育的一个基础性谜团，而且也证实了多学科方法联合使用的强大力量。

哈尔滨医科大学80华诞：80载培养5万人才

金秋九月，哈尔滨医科大学迎来了自己的８０华诞，也收获了医学人才培养的累累硕果。８０年，哈尔滨医科大学为国家培养了５万名医学人才，成为活跃在医学教育、科学研究、临床服务与医学管理战线的生力军。
    校长杨宝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２００５年，在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中，全国惟一一所获得全优的医科大学就是我们哈医大”。校长的语气中透露出“哈医大人”的骄傲与自豪。

    翻开哈尔滨医科大学的８０年历史，回顾往昔岁月，一篇篇光辉的历史记载在册，一颗颗耀眼的星星星罗棋布……

    忆往昔峥嵘岁月　

    提起哈尔滨医科大学，就不能不提到我国现代医学与卫生防疫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之一的伍连德。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教学楼里，学校创始人伍连德的大幅照片十分醒目，而他的“赤诚爱国，自强创业”的精神也被“哈医大人”一代又一代地传承。

    说起伍连德，哈尔滨人最难忘的就是１９１０年冬天的那场鼠疫。鼠疫流行期间东三省死亡达６０４６８人，哈尔滨及当时所处的吉林省共疫死２７４７６人，仅傅家甸即发病５２７２人，无一幸存。值此危难时刻，伍连德来到哈尔滨，深入疫区调查，采取断绝交通、隔离疫区、收容染疫者、火化疫尸等行之有效的措施，在傅家甸建了一批有隔离病房和医护人员办公室的平房。在不到４个月的时间内，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授予其“鼠疫斗士”荣誉称号。

    让哈尔滨医科大学名扬海内外的还有今年８３岁的于维汉。他不仅是黑龙江省医学界第一个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攻克了地方病——克山病。１９５３年，年仅３１岁的哈尔滨医科大学副教授于维汉受组织重托，带队投身到克山病病区。这一去，致使他摸爬滚打同克山病病魔缠斗了５０多个春秋。５０多年来，于维汉同助手们跑遍了我省的各病区，主持了５００多例尸体解剖，做了５０００多次动物实验。为了探索克山病与膳食的关系，１９６４年他在富裕县繁荣乡建起了克山病防治观测点，对１．６万人进行了长达２２年的综合性研究。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９日，哈尔滨医科大学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著名外科专家赵士杰教授成功实施了“狗头移植”实验的研究，并获得移植后存活５天零４小时的国内最好记录。“狗头移植”从此开辟了我国器官移植领域的先河。

    一位位医学界大师为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校史增添了无数光彩，为它的进步与发展培养了成百上千、德才兼备的人才。

 
 最新发现与创新：我国超级稻再次刷新世界高产纪录 
新品种“协优107”亩产获1287公斤 

   本报丽江9月7日电 我国超级稻再次刷新世界高产新纪录。今天记者随专家来到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涛源乡红星村现场测产验收，新品种“协优107”亩产获1287公斤。
　　在验收组长谢华安教授的一声令下，7位农妇齐刷刷的开镰收割，紧接着，农民们将收割好的水稻迅速脱粒装袋，送到谷场晾晒分拣，接着是过磅称重。

　　科技部组织中国农科院、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福建省农科院、云南省农科院的知名水稻专家和当地农业主管部门，经过严格丈量土地面积，实打实收了超高产水稻试验田1.1635亩，抽取5公斤鲜谷，送交涛源粮站测定水分和杂质，按国家标准折算,实际亩产达到1287公斤。这是迄今为止水稻单产最新世界纪录。

　　试验田农户、71岁的老农刘会高兴地说：“活了一辈子，从没见过这么高产的稻，科技太神了。”

　　“协优107”是“****”万建民教授为首的课题组，在科技部“863”分子育种专项的资助下选育而成，并通过国家审定的超级杂交水稻新品种。在我国著名水稻栽培专家凌启鸿教授的指导下，南京农业大学教授丁艳锋、王绍华等，运用我国首创的水稻精确定量栽培的原理，结合当地实际，通过精确设计，保证了超高产潜力的实现。

　　验收专家认为超高产品种与精确定量栽培技术的结合是创造水稻产量新纪录的关键，试验实施过程中初步形成的水稻目标产量设计栽培技术具有较好的普适性和可操作性。

　　中国农科院院长翟虎渠表示：这一成绩的取得，说明我国的水稻育种和栽培技术水平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再次证明，良种良法结合对水稻生产和粮食安全将会发挥巨大作用。

补充阅读：

大学培养的不是“优秀高中生”  
 
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广告设计系试点实施“打卡上课”，每名学生每天何时到课、何时离开都分秒不差地被记录下来。
 
 
（9月7日《中国青年报》）看到这个消息，我想起此前曾见识过一所师范院校实施“讲座敲卡”的状况。由于该校学生对学术讲座普遍冷漠，为了避免冷场，学院印制了讲座考勤卡，规定每个学期学生必须敲满若干场次。于是，学生很早便赶去占座。

　　但是，当辅导员敲卡完毕，学生顿时散去大半，剩下的学生也是靠看报、聊天、睡觉打发时间。与那些冷清却充满问学气氛的讲座相比，“讲座敲卡”虽然制造出一种热闹景象，却类似于一些政府的“政绩工程”，它所生产的只是一些泡沫。

　　从报道来看，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广告设计系已经杜绝了学生中途退场的可能，考勤卡将对学生离开时间作出记录。

　　但是，学生上课是否看报、聊天、睡觉，却不属于考勤的范围。今年上半年，上海一所高校成立学生教学质量联络小组，不仅监督老师还要监督学生，甚至包括哪个同学上课不认真听讲都要记录下来。这种“全能管理”的方式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那就是中小学的管教方式渗透入大学，出现大学教育中小学化的症候。

　　大学教育中小学化，跟生源质量有关。那些逃课的学生去了什么地方？

　　正如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广告设计系系主任所说：“如果是去图书馆、资料室，可以接受；但我们调查到，逃课的学生大都是晚上上网玩游戏早上起不了床，或者出去打工。”很多大学教授感慨现在的博士生像过去的硕士生、现在的硕士生像过去的本科生，现在的本科生像过去的中学生。这是一个既有现实，但是否因此就意味着我们“将错就错”，以管理中学生的方式管理大学生呢？

　　那位系主任还说：“过去用棍棒管教，现在与时俱进用高科技，没什么稀奇。”在他看来，打卡的机器似乎是棍棒的高科技替代品。这种表述让人不安，作为一所大学的系主任，对“棍棒管教”没有任何批判，反而考虑如何将它现代化，这要比学生逃课更值得反思。由此也可以看出，大学教育中小学化，还跟师资力量有关。

　　一边是学校三令五申，采取种种手段监督学生上课；一边是“百家讲坛”之类的节目获得追捧。

　　显而易见，电视台从来没有对观众推行过“讲座敲卡”，可是并没有妨碍它的收视率。

　　上课与讲座不同，是否参加讲座应该由学生自主选择，是否上课却并非由学生决定，所以我并不完全反对上课点名。一些学生称打卡上课“侮辱学生人格”，对此我不敢苟同。但是，是否点名完全可以由任课教师掌握，而不是统一规定；学生不能决定是否上课，却应该有选择上哪种课的权利。

　　一些高校对必修课程也采取多名教师同时授课、学生自主选择的措施，这种双向选择的设置要比单纯地推行打卡上课更能取得成效，也更符合大学的精神。一所大学需要培养合格的大学生，而不是合格甚至优秀的高中生，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