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定思痛：学术诚信如何保障

　　

 5月12日，获得国家上亿元科研经费支持的“汉芯”系列芯片涉嫌造假一事终于水落石出。由科技部、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成立的专家组调查显示，陈进在负责研制“汉芯”系列芯片过程中确实存在严重的造假和欺骗行为。

    之后，由方舟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承担的上千万元的“863”项目“方舟3号”中途夭折的消息再次传来，本应在2003年12月就完成的方舟芯片迟迟不能通过科技部的验收。

    与韩国学术界对黄禹锡事件的强烈反应相比，中国学术界对这两起自家的丑闻可谓近乎失语。不过，在痛定思痛之后，对于中国学术的诚信问题，在7月15日举行的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YOCSEF）上，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等在内的一批学者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对“方舟”与“汉芯”反思

    曾经为我国第一片自己设计的商业化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积极奔走过的倪光南到现在还想不通，为什么对于给他带来这么多荣誉和利益的方舟芯片，方舟科技的CEO李德磊居然说不做就不做了。

    据倪光南所知，在“方舟3号”项目中，科技部一共支持了1538万元，项目资金主要用在流片和EDA（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上面。其中，流片是600多万，工具是400多万。但根据实际情况看，“方舟3号”的EDA工具基本上没有花钱，因为Synopsys公司发现那些工具都是盗版的。而原定的流片计划也没有最终完成，最后也就用了100多万元。因此，在此项目中，至少有1000万元左右的经费方舟科技根本就没有用，换而言之，就是把这一项目的经费挪用在了其他方面。

    方舟芯片也许因此很快就会从市场上消失了，倪光南对此很表遗憾。其实对他来说，与方舟这20多年的纠葛至少让他明白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所谓的“人才”必须是德才兼备的，而且“人品好”是考核人才的第一条件。吸取方舟的教训，倪光南认为，对用人单位而言，即使不能对下属的品德详加考察，也要明确地提出这一标准加以引导。这样，培养人才的机构也才会相应地加以重视。

    与方舟挪用国家经费不同，“‘汉芯’的主要问题在于‘急功近利’”，倪光南认为。据他了解，“汉芯”的研发团队一直在朝他们的目标努力，但是在急功近利的心理驱动下，他们从美国买回了飞思卡尔的芯片，在用砂纸将芯片表面原有的字样全部打磨掉后，加上了汉芯的标志，以此骗得了国内集成电路行业知名专家的认可，一致鉴定其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高端大规模集成电路。实际上，真的使用“汉芯”的MP3播放器只能几年如一日地重复播放三首歌：《沧海一声笑》、《挪威的森林》和《天冷就回家》，连更新曲目也做不到。

    倪光南透露，按照汉芯项目负责人、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原院长陈进的想法，是想先用别的芯片“充数”一下，然后再最终把成果做出来。他没有料想到的是，技术的进步并非一蹴而就的，后来的“汉芯2号”、“汉芯3号”等等都比不上飞思卡尔芯片的水平，这才最终导致了骗局的败露。

    “生南为橘，生北为枳”

    实际上，违背学术诚信原则的事情在国外也屡有发生。据美国物理协会道德专项小组统计，2004年39%的年轻一代的物理学家反映，他们曾经发现过违背学术道德的事情。其中，编造数据的占绝大部分，紧随其后的是没有署合作者名字和剽窃。除此之外，实验报告不尽真实、自我抄袭等也在此类行为之列。

    不过，在国外，这类事情一经发现，后果就会十分严重。IBM华生研究中心的王敏研究员告诉大家，在IBM，如果某人在学术上犯了道德错误的话，那肯定是“滔天大罪”，一定会被驱逐出公司的。从今年开始，职业道德标准已经成为IBM所有研究人员必须遵守的条例，不论是经理级人物还是普通雇员。事实证明，在国外发生的所有有违学术道德的事件中，当事者一经发现，就会为所有同行所不耻，其职业生涯也随之终结。

    然而，在中国所发生的这两起造假丑闻中，当事人都是到美国或者加拿大求学、工作后，又回国创业的。按理说他们既然到了国外，就已经受到了当地文化的熏陶，那么为什么回国之后他们的胆子比始终在国内的人还大呢？

    中国信息协会副会长胡小明认为，这是一个关乎收益和成本的问题。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从成本效益比来看，剽窃获得的收益并不是很高，所以动力不足。然而，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剽窃收益升高了，可是成本却相对降低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的普及，另一方面是因为外行管内行的现象逐渐增多，剽窃更加难以识别。因此，学术圈内不讲诚信的人也就陡然多了起来。

    “在引进外来人才方面，国内给予了过多的优惠政策，这也是造成‘海归’铤而走险的原因之一。”王敏认为。与国外造假的高成本相比，国内的成本低了很多，这本身就已成了一种巨大的诱惑。而国家为了吸引留学人员回来，给予了他们过多的信任、金钱和权利，他们也就有了更多的可乘之机。

    “开放”遏制“造假”

    胡小明的一位朋友曾给他讲过自己在美国的一段经历。那位朋友要在美国某个地方办一个手续。他懒得办，就想拿在中国的办法混过去。他告诉办事人员，某某人跟他说不用办了。办事人员马上询问那个人的相貌特征，并当即打电话核对，一核对谎话立即就被揭穿了。那个朋友一看形势不妙，赶紧说对不起，才最终将局面挽回过来。

    “调整社会的信息结构，让信息充分地向社会开放，是遏制‘造假’的有效方式。”胡小明认为。他还举了鉴定会的例子。现在参加鉴定会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专家们到鉴定会现场讲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拿了钱就走，对自己在鉴定会上所讲的话也不用负任何责任，因为没有人会知道你到底讲了什么。反之，如果每次鉴定会上专家们的意见都被妥善保管，并对社会充分公开，而且在成果被发现“造假”后，作为被追究的对象的话，试问又有哪个专家敢敷衍塞责呢？

    “科技计划要加强全程监控和透明管理”，倪光南也认为。科技经费是很稀缺的资源，如何让科技计划在执行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目前我国还缺乏制度上的保障。不过，据科技部相关人士近日透露，我国正在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建立统一的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服务信息平台，以构建网上科技计划管理“一站式”服务。凡不涉及保密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今后其申报、立项、实施、评价等信息，都要通过电子政务网络系统等及时向社会公开，积极推行项目公告公示制度，以提高科技计划管理的透明度。届时，中国的学术道德环境能否更上层楼呢？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