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名人畅谈生物技术前景

各界名人畅谈生物技术前景

　　

生物通综合：

斯坦福副校长预言纳米和生物技术将成创业热点 

　　ChinaVenture消息，2006斯坦福亚洲科技创业(Stanford ATI)企业家年会于8月16日在上海浦东张江创新港科学会堂举行，来自中美两地100多位学者、创业者及风险投资家与会探讨了科技与创业领域的热门话题。 

　　会议集中讨论了替代性能源的技术瓶颈和商业前景、Web2.0商业价值，以及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共同面临的挑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斯坦福大学副校长John Bravman在会上回顾了IT技术发展史，并大胆预言，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将成为未来爆炸性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深刻变革。John Bravman同时还认为，创业者将会在这一技术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Focus Venture投资公司的James H. Boettcher认为，中国是一个一生难遇的机会，除了其它VC普遍看重的因素之外，还有中国现阶段的种种优势，包括廉价、勤奋、优质的劳动力，中国人的经商头脑等。Boettcher表示，拿中国和美国同等规模的创业公司做比较，中国公司往往只用花更少的钱来获得收支持平，以及最终获得成功。 

　　斯坦福亚洲科技创业(Stanford Asia Technology Initiative，简称ATI)成立于1999年，是由斯坦福大学发起建立，旨在加强斯坦福大学、硅谷与亚洲国家企业、学生之间科技信息、创业经验交流的重要组织，由斯坦福副校长John Bravman，工程学院院长James Plummer及硅谷和亚洲的知名企业家和学者担任顾问。 

　　ATI年会每年举办一次，由斯坦福大学和国内知名高校的学生志愿者共同筹办。在过去几届年会中，会议成功的吸引了以新浪、阿里巴巴、InfoSys为代表的中美著名科技公司高层，以及风险投资家、政府官员、中国顶尖大学代表和当地媒体等各界人士热情参与。

生物经济高峰论坛 50位亿万富翁将畅谈生物经济 

　 由科技部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与北京华商管理科学研究院联合主办、《中国民营经济周刊》承办的“生物经济高峰论坛”，将于9月23日~24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位身价过亿的民营企业家代表将与国内生物技术及生物经济领域的权威专家共聚一堂，畅谈生物经济的发展前景及财富机遇。 

　　被誉为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的生物经济是一个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相对应的新经济形态。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均把发展生物经济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生物技术产业的研发力度不断加大，产业化能力不断增强。我国也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要面向健康、农业、环保、能源和材料等领域的巨大需求，大力发展生物产业。有关专家认为，我国发展生物经济的时机已经日趋成熟。抓住机遇，抢占世界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将大大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中国经济的更快发展。 

　　据悉，本次论坛除政府官员出席以外，著名生命科学专家、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教授，著名生物技术及分子生物学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教授，著名生物医药专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著名生物能源专家、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侯云德院士，著名生物技术专家、科技部生物经济发展中心主任王宏广博士等国内生物技术领域的顶尖专家均将参加论坛活动，就生物经济发展趋势、农业生物技术、工业生物技术、医学生物技术、能源生物技术以及技术领域的风险投资等议题与民营企业界的50位亿万富翁展开深入广泛的探讨。论坛还将发布生物产业的权威信息，包括产业政策及生物制药、生物能源、生物材料、生物化工等投资与项目选择，指导国内生物经济的项目运作及产业发展方向。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生物技术专家与中国最有希望进入生物产业的民营企业家的首次高层次直接对话。这次论坛将对我国的生物经济及生物产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据论坛主办方透露，本次论坛将有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凤凰卫视等知名媒体全程跟踪报道，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将现场录制专题节目，新浪网将对论坛活动进行全程网上直播。

著名大学校长眼里的留学“海归”人才 

　 　　在上周结束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校长们纷纷表明要将学校建设成为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当笔者与校长们聊到高校的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问题时，校长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词——“海归”。那么，在高校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海归”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高校又是如何看待“海归”的呢？笔者就这些问题专程采访了几位著名大学的校长。　 

　　建设一流大学 “海归”举足轻重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集聚人才的战略高地，承担着培养人才、知识创新的历史重任，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海归”成为高校人才队伍中一支重要力量。　 

　　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曾在中美富布赖特项目25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超过60%的大学校长和科研单位领导都有过出国留学经历，在科研、教师队伍中，这个比例更大。　 

　　“在我们的师资队伍中，几乎90%以上都具有海外留学背景，这对学校建设十分有利。”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教授略显得意地告诉笔者，“在高校建设中，‘海归’发挥着独特优势。如：在加快新学科建设步伐，开展双语教学，提高学校实验室水平，推进学校管理的现代化，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等方面，‘海归’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海归”在高校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教授也感同身受。在他们的教师队伍中2/3具有留学经历，其中1/3担任着学校的高层职务。钟秉林教授说，“海归”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比较密切，对国际学术前沿把握更为准确，他们的到来，为学校带来了先进的教学方法和国际化的管理理念。　 

　　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教授还指出，高校积极引进“海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人事关系相对简单，办公处事顾虑较少。“我们学校的‘海归’占到整个学校高层次人才的20%，他们在学校都是一心一意地干事业。”　 

　　既要待遇引才　更要事业留人　 

　　为了引进人才，各大高校纷纷改善吸引留学人员的大环境和小环境，除了解决留学人员子女入学、配偶工作等生活问题外，还在工作上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重点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工作，如：采取“候鸟式”、“哑铃型”等短期回国服务的方式。　 

　　据周文斌教授介绍，他们学校一直遵循“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有很多海外高层次人才就是利用假期回国为南昌大学服务的。“我们学校的黄德欢教授就经常往返于中美高校之间。我们在学校科技园为其设立公司、配置助手、帮助购买仪器设备和资料，并承担前期注册资金的1/3。他每年来校十几次，共计大约4个月。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候鸟’们做事通常非常有计划性，他们一般会计算好一年的回国次数和时间，在年初就买好所有的往返机票。”　 

　　当然，周文斌教授同时指出，待遇吸引人才固然重要，但有可能只产生暂时效应，若要使其长期为学校服务，学校必须为他们搭建能充分发挥其才华的大舞台。他说，在南昌大学有一位名叫莫亚平的教授，他曾是1985年的TOEFL状元，已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计算机、MBA、语言等5个博士学位，现任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其年薪为1元人民币。“他不是来赚钱的，他看重的是学校为他提供能充分施展才华的这个平台。”　 

　　钟秉林教授也表示，待遇吸引人才只是学校机制留人的一部分，现如今，“事业留人”才是关键。“高层次‘海归’人才，一般在海外都能获得好工作、高待遇，他们之所以选择回国，就是看重国内为其提供的良好发展空间。他们要发展空间，我们就给他们能充分发展的空间，无论在管理方式还是课题研究方面，都尽量为他们营造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使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儿子”“女婿”一视同仁　 

　　学校通常将本土的教授比作“儿子”，而将“海归”教授比作“女婿”。对于“儿子”与“女婿”间是否存在矛盾，校长们表示，一直以来，这个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但高校在处理这个矛盾的方式上则逐渐发生变化。　 

　　“我们不会做‘女婿’的保姆！”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一语惊人。他认为，“海归”回国是来开创事业的，暂时的困难在所难免，不能让所有的问题由学校解决，所有的困难在学校克服，这样学校成了“保姆”。“如今，‘海归’两个字已不能代表什么更多的意义，‘海归’应及时认识到因时尚心理作祟而一味崇拜‘海归’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我们看重的是能力。当然，我们也制定了针对海外留学回国人员的相关优惠政策，但这些政策的落实是建立在你有能力为学校服务的基础之上。”钱伟长还指出，有能力的“海归”，如果需要，我们会创造一切条件为其建立团队，但这个团队必须具有开放性，其针对本土研究人员不能采取收容政策，它可以是特区，但不能是封闭式的特区，一定要向我们敞开大门。　 

　　钟秉林教授也指出，要以能力为标准、采取积极的方法来解决“儿子”与“女婿”间的矛盾。他说，目前我国高校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先进制造技术以及国际贸易、法律、金融等领域的建设和发展上，所以，我们应该在各领域都制定统一的评判标准，而这一标准一定是以能力为核心的，这样一来，在处理“儿子”与“女婿”的关系时，我们就有标准可依了。比如，我们在某个领域引进“海归”人才，而在这个学术领域已经有本土的教授作为学术带头人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标准，采取竞争上岗位的方法。钟秉林教授还补充道：“其实‘海归’回国以后，在一些方面表现出的不适应，很大程度上是和其心态密切相关的，只要调整好心态，找准自身定位，相信很多矛盾都能迎刃而解。”　 

　　结束语　 

　　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是国际化、开放性的大学 ，建设这样的大学离不开“海归”的参与。引进了“海龟”，还得给他们“蓄水”，以提供畅游事业的平台，使他们得以施展才华。在重视“海归”作用的同时，对本土人才也不应轻视，要以实际能力为准则，不论是“海龟”还是“土鳖”，有养分我们就得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