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耀霖：我是自然科学基金培养出来的院士

　　

 石耀霖 地球物理学家。1944年生，1966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86年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获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地球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计算地球动力学重点实验室主

□本报记者 徐雁龙

    “当选院士以前，我的所有科研项目基本上都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开展的。没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我就不可能在国内从事科研工作，更不可能取得现在的成绩，”石耀霖院士说，“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培养出来的院士。”

    石耀霖是改革开放后国家首批选派的出国人员。1988年3月，海外留学8年的石耀霖结束了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博士学习和博士后研究工作，举家回国，带领一些研究生开始地球动力学的数值模拟研究。当时，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不容易获得经费支持，加之难以与企业合作开展横向研究，石耀霖地球动力学的科学研究工作举步维艰。

    1989年，石耀霖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第一笔资助，获得资助的课题是“青藏高原动力学和热演化的三维数值模拟”。在这笔经费的资助下，石耀霖对青藏高原热演化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藏南热壳冷幔和藏北冷壳热幔的新见解。从这个项目开始，石耀霖在国内的科研工作顺利开展起来。回顾起这段经历时，石耀霖院士笑称，“当时回国的学者，有些人因为无法开展科研工作重新又出国去了。如果没有获得这笔资助，也许我也就……”

    石耀霖院士长期从事地球动力学基础研究，他在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将地质学、地震学及比较行星学有机联系起来，考虑变形、孔隙流体和热传递复杂耦合作用，从而在地球动力学定量化模拟中取得了突出成绩，开拓了地热构造学研究方向。在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相关研究中对区域地热特征形成机理，特别是印度板块俯冲剪切生热和藏北热松弛作用作了定量化解释。对大别—苏鲁古老超高压变质带和新西兰现今陆壳俯冲带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二维模型局限性，提出了俯冲洋壳携低密度陆壳窄条俯冲到超高压变质深度的三维动力学模型，并探讨了P－T－t轨迹形成的控制条件。

    2003年，SARS危机不期而至。“关于SARS传播模型最早的两篇学术论文分别是美国和英国做出来的，并在网络上公布。他们的成果出来，我心里就比较着急——对SARS传播模型的研究，本应该是我们中国研究得比较透彻。”石耀霖院士认为，他应该能够为此做一点工作。该想法促使“SARS流行病传播的系统动力学概率模型及应用”课题提出，并成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基金资助。他把地球动力学研究中的一种思想方法，即把流体力学中宏观偏微分方程和微观分子动力学方法相结合，应用于SARS的传染病学研究，成功建立了SARS传播概率模型，通过大量的计算，不是简单地对未来发病人数作一个预报，而是了解发展趋势的平均、最佳、最坏各种情况出现的概率，以及计算不同时段对疫情不同力度控制会如何影响疫情的发展。在国际刊物正式发表SARS传染病模型20天后，石耀霖也在中国的《科学通报》上发表了自己的文章。石耀霖称：“我们的模型还可以预测谣言的传播速度，但我们没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目前，他主要还是把该模型用于地球科学研究。

    据统计，迄今为止，石耀霖院士已经相继承担了10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在石耀霖的记忆中，他所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仅有一次由于申报格式问题没有获得资助——这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者中少有的高成功率。除课题本身的价值，石耀霖院士透露说，“在第一次申报成功后，评委就告诉我，有些申报者将所要做的课题描述得很了不起，但缺乏具体的计划和措施，关于可行性的阐述非常少；而我当时的申报书不但对课题的重要性作了平实的描述，对要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这么做是否能够做得出来等问题都分析得比较清楚。所以，得到了很好的评价。”他说，如果说成功申报有“秘诀”的话，那就是“实打实地写申请，实打实地做工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学术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科学发展的需求比较敏感，能够适时地对相关政策作出必要的调整。对此，石耀霖院士深有体会：虽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面上基金一直得到很好评价，但早年的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的立项存在一些问题，往往重点项目课题的提出者一旦被列入申请指南，就占有优势成为最后承担课题者，在无形中降低了自然科学基金的公平竞争性；现在的自然科学基金主要围绕重大科研方向进行，不指定重点项目的具体题目，而是围绕该方向公开答辩竞争，在这方面就有了很大的改进。另外，对于一些非共识的、有一定风险的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现在往往先提供小额资助，让研究人员做了看看，他认为这很有价值，“鼓励了一大批年轻人，创造了一个自由探讨的风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非常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在基金的资助下，一大批青年科学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其中有许多都成为了所在科研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中坚力量，还有一些已经成为院士。石耀霖院士说：“不只是受资助者成为了院士，当年基金委慧眼选择的那些为人公正、发展全面的基金评委，不少现在也成了院士。”

    “基金对我们开展基础研究作用很大，自然科学的发展有赖于自然科学基金，没有自然科学基金，我们很多的基础研究根本无法开展。”与自然科学基金已经有17年不解之缘的石耀霖院士，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之于我国基础研究的意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受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也当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委。尽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还有许多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但学术上最公正、最公平、最透明的就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