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教育：在国内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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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生物学家饶毅：让中国出现更多的世界一流研究生  

学生“和”老师工作

    核心启示四：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应该是：学生“和”老师工作，而不是“为”老师工作。科学前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老师和学生能经常互相的刺激，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气氛，在精神上是一个很高兴的过程。

    记者：国内很多研究生对自己的导师，不叫老师，而叫“老板”。您对此怎么看？

    饶毅：他们这样一叫，我就经常更正他们：我不做你们的“老板”，我不是“老板”。我觉得，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应该是：学生“和”老师工作，而不是“为”老师工作。一般学生在前期需要多从老师那里得到一些辅导，但我不认为这是雇用。学生是为自己工作。我对每一个学生，和实验室每一个做实验的人，不管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每次都和他们说：你是做实验的人，最后做什么由你来决定。你跟我讨论，但是决定权在你不在我。有一些人很不习惯我这样做，最后问我应该做什么实验。我说应该是你来决定而不是我来决定，你想做什么我们都能讨论，但最后决定权在你。这样的话，在科学上就是一个平等的合作的关系，而且决定权在做实验的人，不管他是学生还是实验员。比如，有一个大学生叫吴伟，他到我实验室，他开始是做技术性工作，但他不是做辅助性工作，99年他以第一作者在《自然》发表过论文。

    有些老师觉得我这样很奇怪，觉得让学生、甚至技术员决定课题，怎么可能？怎么不是学生听老师的话？这可能我们是对学生的预期不同。学生最后做得比我更行、更好，我高兴还来不及。我和学生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我可以得到提高。所以我不觉得这样很愚蠢，相反我喜欢这样。科学前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老师和学生能经常互相的刺激，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气氛，在精神上是一个很高兴的过程。

　　师生：精神上实现匹配

    核心启示五：要允许学生和老师之间的选择与转换，而这一过程遵循的原则，我觉得就是大家在精神上实现匹配，不觉得我不跟你了或是我不要你了就是互相的惩罚。

    记者：您曾说，各个培养研究生机构应该在研究生录取以后，要有规则使他们可以继续选择和转换老师。目前，中科院酝酿研究生进校一年后再确定老师。那么，您认为，继续选择和转换老师应该遵循什么原则？

    饶毅：选择老师的问题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学生不要觉得哪个老师强就一定对你合适。因为如果老师和你的性格匹配不一样，这个老师再好，实验室成果再多，对你也不合适。另一方面，对老师而言，这个学生跟你不匹配，不要觉得他样样都不行，要允许他去别的地方，也许他跟另外一个老师就做得很好。比如说一个学生要去另外一个实验室，那个实验室老师性格上和他适合，并愿意教他，那对这个学生就很好。

    所以，我认为师生关系完全是一个匹配过程，这在一定程度和婚姻有点相似。这个人和那个人结婚不好并不是和谁都不能结婚。老师和学生也是这样，要把心态放开了，老师不要打击学生的信心，认为学生要求转换老师就是老师没面子。在实际的教育中，要允许学生和老师之间的选择与转换，而这一过程遵循的原则，我觉得就是大家在精神上实现匹配，不觉得我不跟你了或是我不要你了就是互相的惩罚。

    记者：您目前在中科院上海生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指导着多名研究生，您是怎样指导国内的研究生的？

    饶毅：我在中国虽然有多个头衔，其实，每次都有重心。比如，现在，上海的学生都到北京了，并不是分散各地。我提倡每个人在力所能及的方面都尽量为中国做一点实际的事情。我觉得关键是要有这种精神，然后大家就会去找事情做。能做大事就做大事，能做小事就做小事。一个学者，比如说，很少回中国去，他也可以和某一个教授、某一个学生通过E-mail、skype经常讨论。我也是这样，比如蒋辉发文章，为了那篇文章，我们间的E-mail有一千多次。我们忙起来每天都有好几个E-mail。像现在我用skype，每周和学生谈话，有时连续几天早上、晚上都跟人谈话。

    科研不是完成简单任务

    核心启示六：要把做科研作为一个探索才有意思，因为最有趣的科学是一个探索性的过程，而不是完成一个简单任务。如果一个人很喜欢完成任务，也许他不适合做科学研究。

    记者：谈谈您对研究生们的建议。

    饶毅：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生如果选择科研，要想好你这一辈子要做什么？这个事情是经常要想的。长远做什么和现在做什么要联系起来，从现在开始。同时，不能依赖其他人。其他人都是辅助和劝告，而生活和事业中的关键，都在自己手上。

    我觉得每个人要在做研究的时候动脑筋，然后不断认识自己到底合适做什么，认清自己的强项、弱项。不要跟着别人，因为人的特长不一样。不要把科学看成最崇高的事情，科学只是一个选择，如果对前沿真正有兴趣、愿意探索的话，选择科学研究比较合适。如果你觉得探索起来很烦躁，也许做科研并不特别适合你。科学前沿的探索是一个很不踏实的事，你要对不踏实的事情喜欢才行。要发掘有趣的东西，要把做科研作为一个探索才有意思，因为最有趣的科学是一个探索性的过程，而不是完成一个简单任务。如果一个人很喜欢完成任务，也许他不适合做科学研究。

    另外，要多动脑筋，要注重思维的训练。你看，同一级的研究生过了几年以后会有很大的差别，原因就是，这几年表面上看大家都一样，其实每个人做不同的事情。毕业的时候，大家应该想到，不光看发了多少文章，还要看你以后能做多久。因为有些人文章做得好，是他自己动了脑筋。有些人他动脑筋是有限的。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有些人研究生时期出的文章多，是因为那个实验室文章很多，他一去的时候就能上手，做很多东西，但是他到博士后、到自己有实验室以后，他自己就做不出来。为什么？我觉得常常有这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当年当研究生的时候，自己动脑筋并不多，所以到后来就显出了弱点，当时以为自己做了文章就不去动脑筋，跟着学长做就行了。第二，这个实验室成果多的时候，学生常常缺少一个在黑暗中、在灰色环境下探索的过程。因为实验室走得很快，一大堆东西马上要做，他就缺少独自探索的经历，没有练就探索的精神，没有承受过挫折。这样他在做博士后、有自己的实验室之后，可能就承受不了一些挫折。

    所以，学生不仅要争取做出结果，更要培养勇于探索、承受挫折的精神和能力，没有这个的话，后面就很难办。听说美国有个研究生三年级时，发了两篇《细胞》，然后说我研究生时要发十篇《细胞》。这怎么可能？后来在博士后的时候，很少有文章，最后他就不做研究了。他是因为原来所在的实验室东西很多，他也有能力，但没有经过探索课题这一步，后来环境有所变化，他适应不了变化。发的文章太多有时反而对长远来是个负作用。要有耐心，要接受真正好的科研训练，要真正有自己的想法。

　　记者：学术造假的事情近年来屡屡见诸报端，其中很多和研究生有关。您对此有何见解？

    饶毅：这是很重要的事，做科学的千万不能造假。科学研究要求所有的人诚实，造假有两个坏处，第一，是对科学、对你自身的损害，如果你的成果是假的，那我和你讨论、看你的文章都是浪费时间，这样不利于科学的进步。造假也是对造假者本人的伤害，只要有一次造假，别人再也不会相信你，没有改正的机会。第二，使自己有可能遗漏对科学的新发现。有些人造假，是因为实验结果不好，影响他发文章，他就把部分实验结果藏起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千万不要藏起来，有些意想不到的结果没什么意义，但有些结果却可能是科学上最重要的突破。你为了发文章把这些结果藏起来，实际上是发了小文章把大事情耽误了。

    不必牵强地拿博士学位

    核心启示七：对科研兴趣不大的学生，自己很想要博士学位，但这个学位可能会害他。要让不适合作科研的学生拿到硕士学位后就去择业，不要牵强地拿这个博士学位。

    记者：对于博士生教育，您是否赞成大范围推行硕博连读？

    饶毅：我觉得中国科学院现在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慢慢取消博士入学考试，大面积推行硕博连读。硕士和博士不要分开来考，否则，硕士做不好，博士时间也太短，会成为两个短平快。前面谈了，硕士学位就给那些读不下博士的人。学科之间可能有差别，生命科学我觉得应该这样。上海生科院现在大部分都是这样，其他培养单位我觉得也能做到。
    
记者：但连读５年甚至更长时间，研究生可能会觉得乏味，兴趣会减弱。

    饶毅：如果他觉得不行了，他可以不再读。如果他兴趣改变但他能把课程坚持下来，他可以获得硕士学位就毕业。

　　记者：推行硕博连读的过程中，您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保证博士生培养质量？

    饶毅：我认为，关键是要开展制度方面的创新。对于研究生，不要强调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应该让各个所的研究生委员会去决定某个研究生能不能毕业。研究生入学后，这个委员会要跟踪学生，最后委员会进行投票，决定这个学生直接拿硕士学位毕业、还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样可以使有潜力的学生慢慢去探索更好、更重要的的东西，最后他自然会做出创新性的成果；而对科研兴趣不大的学生，自己很可能想要这个博士学位，但这个学位可能会害他，因为如果他没有博士学位，他可以选择更多的行业、领域。对他来说，拿到博士学位其实缩小了他职业选择的范围。我建议，要让不适合作科研的学生拿到硕士学位后就去择业，不要牵强地拿这个博士学位。

    在国内读研究生

    核心启示八：中国部分学科、地域和机构的研究生，他本身的素质和他现在做的研究工作，要比美国好的大学还好。这个优秀学生的比例，在中国不高，但是存在，我相信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批学生里面更加杰出的人才。

　　记者：近日教育部公布，2005年来华外国留学生人数达到14万多人，首次超过当年我国出国留学生人数。来华攻读学历学位的学生增长了41%，专业从文科、医科向经济、法律、工科、教育拓展。与此同时，国家也在大力倡导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开放式培养。您对此怎么看？

    饶毅： 95年我开始回国，99年以后和国内研究生接触更多。我切身体会到，现在中国有一部分研究生的质量，要比美国好的大学研究生都要好。现在千万不要认为好的学生都在美国，而中国学生不行。这不是事实。中国部分学科、地域和机构的研究生，他本身的素质和他现在做的研究工作，要比美国好的大学还好。这个优秀学生的比例也许不高，但是存在，我相信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批学生里面产生杰出的科学家。这批中国的研究生，将做出世界一流水平的成果，有些比同期他们去美国读学位的同学作出要大的成绩。
 

    目前国内有很多学生在准备出国，继续攻读博士。但我希望大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能认识到上述变化。出不出国，学生要仔细选择，而不是简单地认为出国就比留在国内读研究生好。今后中国国内研究机构将培养出更多的世界一流的优秀研究生。

  饶毅教授简介

    在三位美国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的A. Goldstein教授、圣迭哥加州大学T. Bullock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冯德培教授) 推荐后, 饶毅于1985至1991年在旧金山加州大学读研究生,1986年起随美国科学院士Y. N. Jan和L. Y. Jan教授做博士论文研究,用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手段,研究果蝇神经发育的分子机理。1991至1994年在哈佛大学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系作博士后, 随美国科学院士D. A. Melton教授,研究脊椎动物神经诱导的分子机理。1994至2004年任教于华盛顿大学解剖和神经生物学系。2004年起任西北大学医学院神经科教授、西北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实验室研究方向是高等动物发育的分子信号。目前主要工作是细胞迁移的分子机理。

    任国际刊物的编委: 美国的Journal of Neuroscience《神经科学杂志》、日本的Neuroscience Research 《神经科学研究》、瑞士出版香港科技大学主编的NeuroSignals《神经信号》、荷兰出版美国主编的Developmental Brain Research 《发育脑研究》、中国的《科学通报》(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英国的生命科学网络评论刊物Faculty of 1000 《千位教授》。主持过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支持的Gordon国际会议。

    1996年起,在周光召教授和许智宏教授支持下,兼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中心研究员,并发起中国香山会议与美国戈登会议的联合会议。1997年在中国科学院主持过“分子发育神经生物学”暑期讲习班。1998年在北京大学参与讲授“发育遗传学”暑期班。1999年在路甬祥教授支持下,和浦慕明、吴建屏、鲁白、梅林等一道推动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建立、任理事会成员。2000年起主持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研究生课程、参与神经生物学课程。2001年起在路甬祥教授支持下,主持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论坛、有规律地促进国际专家权威与中国生命科学界的交流和合作。2002年起在香港科技大学讲授“分子和细胞神经生物学” 研究生课程。200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副主任。SIAS被英国的《自然》和美国的《科学》称为中国推进学科交叉的新措施。

    1996年起,发表过有关科学史的文章,1999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二十一世纪》杂志编委、2003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的《科学文化评论》杂志编委、和《科技中国》杂志编委。2002年起兼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饶毅对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生教育有过精辟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