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森科的沉浮与苏联遗传学

　　把遗传学斥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把在遗传学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的科学家斥为“顽固的反苏维埃分子”，甚至作为“外国帝国主义间谍”加以残酷迫害，这种以行政权力干预学术研究事业，从而阻碍某些科学事业发展的现象，在20世纪的苏联堪称典型。近年来解密的苏联国家档案进一步表明，诸如李森科事件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出现，还牵涉到苏联党和国家的高层政治斗争，实在发人深省。  



　　瓦维洛夫慧眼发现米丘林  



　　现代选种生物原理学说和栽培植物发源中心学说的奠基人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创建人和第一任院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瓦维洛夫还是一位科研工作的优秀组织者，是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9年4月，他作为非党科学家出席联共（布）第16次代表会议，并在会上发言。  



　　瓦维洛夫又是一位心胸宽阔、热心助人的仁厚长者。米丘林、李森科都是经瓦维洛夫尽力帮助，推荐给苏联学术界和苏联社会的。  



　　瓦维洛夫初识米丘林是在1920年9月。此时，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米丘林已经65岁，家徒四壁。为了维持生活，米丘林还不得不干点焊破桶、修理打字机等零活，以养家糊口。瓦维洛夫走进沃龙涅什省科兹洛夫小城米丘林的果园，立即惊叹这位园艺家的天才创造，同时也为他的艰难而感到心酸。  



　　瓦维洛夫以科学家的慧眼，竭尽所能向苏联学术界和各级党政机关介绍、推荐米丘林。由于瓦维洛夫的努力，1922年10月，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决定：发给米丘林多年来培植珍贵果树品种对国家所作贡献的特别证书，果园归米丘林终身所有；拨给米丘林50万卢布专款，无需报销；由瓦维洛夫任总编，出版米丘林的著作。从此，米丘林摆脱了艰难潦倒的困境，并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园艺学家。也是由于瓦维洛夫的推荐，1935年6月1日，米丘林被选为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同年6月7日，米丘林病逝。  



　　瓦维洛夫对米丘林的肯定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瓦维洛夫曾坦诚地揭示米丘林在理论上的薄弱和不科学，指出：在米丘林的著作中，生物学理论所起的作用很小；他是依靠自己的直觉和丰富的经验获得了很多东西。  



　　作为一名正直的科学工作者，米丘林也从未把自己的观点当作金科玉律，“我丝毫也不曾想到要去作什么新发现，或者去推翻科学权威们已经确立的某些定律。我只是阐述了我的结论和理由。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很可能我陷入了没有正确理解的各种现象和生命中。”  



　　李森科政治投机发迹  



　　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1898年生于乌克兰的卡尔洛夫卡村，上过园艺学校和农学院，1925年到阿塞拜疆的小城甘扎（今基洛瓦巴德）的棉花研究所管理豆科作物。他提出：所有通常认为需要冬眠以使来年开花结果实的秋播作物，实际上并不需要休眠，而是需要稍为降低的温度。他说：“这种低温，即使作物尚不是作物，还是刚刚萌动的种子时，也能起作用。因而，比如将秋播小麦的种子稍加浸润，在低温中搁置一段时间，到春天播种，就会像真正的春播作物那样正常发育成长，并在夏天长成好庄稼。想想吧，亲爱的朋友们，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缩短植物的营养期……”这就是李森科大吹大擂的“春化法”农艺学。  



　　李森科不懂外语，没有读过世界生物学文献，而且偏执地断言“遗传学是有害的胡说八道”。尽管如此，瓦维洛夫还是邀请他出席1929年在列宁格勒召开的全苏遗传学家和育种家代表大会，并向大会作学术报告。李森科向大会报告的春化法，反响冷淡。一些知名的专家纷纷指出：春化法不过是早已有的“冷冻催芽”，19世纪中期美国人克利帕特已经提出此种建议，由于各种作物对低温的需求各不相同，因此在实践中没有获得成功。  



　　1931年，李森科调到敖德萨遗传育种研究所工作。为了继续支持春化法的试验，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主席团决定，从农业科学院经费中拨出3万卢布，在40个试验站进行小麦春化试验。1932年，瓦维洛夫亲往敖德萨，和李森科一起巡视研究所的试验站。瓦维洛夫发现春化法有许多错误，但绝不曾想到李森科会弄虚作假和故意歪曲事实。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农村掀起剥夺农民的“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阶级”高潮；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计划一再加码。李森科也从一名沽名钓誉的弄虚作假者，变成不惜以政治陷害手段来实现个人野心的投机分子。  



　　李森科看准了这一形势，领会到斯大林急需粮食，而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又给全国的粮食生产造成难以恢复的灾难性后果。李森科开始大肆炒作米丘林的“无性杂交”，以及“外部环境在遗传特征形成中起决定作用”等错误理论。这些错误的理论被李森科捧为“纠正和完善了达尔文学说”。于是，在米丘林死后，出现了“米丘林学派”。李森科又乘全国镇压知识分子之际，凭自己是“农民”出身，当上敖德萨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这样，苏联似乎除了米丘林和李森科，就没有任何遗传学和遗传学家了；李森科俨然成了米丘林的直接继承人，“米丘林学派”大师，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并且被任命为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总农艺师。1935年，他终于取代瓦维洛夫，当上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  



　　瓦维洛夫批评伪科学遭迫害  



　　1935年2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二次代表大会，李森科被邀出席。李森科在发言中说：“当在学者中间人们不是去帮助集体农庄庄员，而是搞破坏活动时，也出现了这样的事，这样的搬弄是非，这样的富农式的胡说八道。阶级敌人永远是敌人，不管他是不是个学者。”斯大林听到这里就高喊起来：“好极了，李森科同志。好极了！”并鼓起掌来。于是，大厅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李森科还大肆吹嘘：“春化法是今天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小麦收成的可靠手段。”他计算：播种前浸泡过的种子至少可以使每公顷增加100公斤收成；要是在全国1亿公顷耕地上播种浸泡过的种子，将使小麦增加100亿公斤的收成。  



　　不久，李森科又宣布：在同一品种间给小麦异花授粉能极大地提高产量。于是，苏联政府又组织两千多个集体农庄的一万多名庄员，进行小麦异花授粉。但是，无论是春化法或者是异花授粉，都无济于事。于是，又反过来加紧深挖“暗藏的富农暗害分子”。  



　　瓦维洛夫不能容忍李森科的轻狂和胡闹。他认为春化法是正在试验的事，需要经过检验。李森科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挑衅性地回答：只有在千百万集体农庄庄员从事试验工作的我们的国家中，才可能有这样的新事物。1936年12月，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召开第六次会议，从事遗传学研究的科学家们与李森科展开激烈争论，他们批驳春化法对农业来说简直是自杀。  



　　随着大清洗的猛烈开展，知识分子中也有愈来愈多的人被逮捕。从1934年12月至1940年春，仅苏联科学院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就有18位院士和专家被捕。凡是对春化法持有异议的专家，都被清除出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1940年8月6日，瓦维洛夫在科学考察途中被逮捕，罪名是“反苏破坏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外国情报机构的间谍”。  



　　1941年7月9日，瓦维洛夫以“间谍”罪，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此时卫国战争已经开始，一些资深的科学院院士不顾个人安危，联名写信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瓦维洛夫的清白申辩。苏联科学院院长还直接写信给斯大林：“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植物学家瓦维洛夫被关在狱中……如果不能释放这位学者，院长请求给被捕者提供在作物栽培领域内从事研究的可能性。”苏联科学院院士、农业化学家普里亚尼什尼科夫写信给苏联内务部长贝利亚，说明瓦维洛夫是无辜的。1942年底，贝利亚接见了普里亚尼什尼科夫。贝利亚把瓦维洛夫的卷宗推到他面前，十分客气地说：“您瞧，这是他亲笔所写的。他卖身投靠了英国情报机构。”77岁的普里亚尼什尼科夫气得抖动着白须，把厚厚的卷宗推到一旁说：“只要他能对我讲述所有这一切，我就相信。”  



　　1943年1月26日，瓦维洛夫被折磨得死于萨拉托夫监狱。苏联的遗传学也奄奄一息！  



　　热勃拉克据理力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斗争中，苏联和美、英之间在学术领域也有了谨慎的交流，遗传学研究工作也有所复苏。白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米里亚捷夫农业科学院教授、遗传学家热勃拉克，于1944年底1945年初，给联共（布）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写了一封长信，对李森科提出言词极为尖刻的批评，要求支持开展遗传学研究。  



　　一个多月后，热勃拉克给马林科夫写去第二封信，要求接见。  



　　马林科夫只是把信转给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去处理。1945年4月16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接见了热勃拉克。莫洛托夫没有当面表态，但谈话的气氛很融洽。1945年9月1日，热勃拉克在保留季米里亚捷夫农业科学院教研室主任的同时，被任命为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处长，这表明斯大林对遗传学的态度已有所松动了。  



　　1942年，李森科以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地位，增选为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可是他始终为苏联科学院人士所不屑。1945年12月，苏联科学院院长谢•伊•瓦维洛夫院士和学术秘书布鲁耶维奇院士，向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提出更动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的建议，理由是“有效任期已满”。他们提议需要更换的成员名单，有李森科、米京，“因为他们不参加主席团的工作；未能作为科学家在院士中享有威望”。  



　　由于有斯大林的“专门指示”，有联共（布）中央最高领导“做认真的工作”，李森科又成为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但是，李森科的伪科学越来越被苏联科学界所认识。1947年4月，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扎瓦尔多夫斯基向苏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反映：李森科粗暴地压制他的持不同观点的学术论文，请求日丹诺夫给予帮助。  



　　扎瓦尔多夫斯基40年代初曾支持过李森科的理论。1944年，他写了《论遗传性、遗传变异及李森科的错误》一文，批评李森科在遗传学和进化问题上的错误。论文两度被压制。另一篇专门分析李森科后期著作的论文《达尔文主义和种内竞争》又无法发表。1947年4月15曰，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兼科学处处长苏沃洛夫为此向日丹诺夫报告说：“扎瓦尔多夫斯基教授的观点博得苏联生物学家的广泛支持。”苏沃洛夫在报告的最后加了一句：“我的看法是，对生物学中有争议的问题在专门刊物上讨论，对科学的发展是有益的。”  



　　斯大林再次重创苏联遗传学  



　　日丹诺夫的介入，使遗传学的争论具有了苏联高层领导政治斗争的性质。  



　　日丹诺夫生于1896年，1915年加入共产党，1934年12月基洛夫惨遭不幸后，他接任列宁格勒州委、市委书记的重任，被选为联共（布）中央书记，1939年又当选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二战后，日丹诺夫是斯大林的主要助手，长期担任联共（布）中央第二书记，是被斯大林看好的继承者。日丹诺夫是大清洗的重要执行者，在意识形态领域又开展对讽刺小说作家左琴科、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哲学家亚历山德罗夫（被撤销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职务）以及对电影、戏剧等各方面的极左批判运动。在国际共运中，1947年9月在欧洲九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对东欧各国党，尤其是对波兰工人党中央总书记哥穆尔卡的“右倾错误”、“民族主义”政策，进行猛烈攻击，导致哥穆尔卡被撤职、逮捕。  



　　但是，日丹诺夫又有独立思想。二战后，他主张“以发展重工业的同样速度发展轻工业”，大力提高人民日用必需品的供应。他不赞成对南斯拉夫采取极端的做法。他希望对斯大林模式有适度的调整，以推动苏联的发展。在对待遗传学问题上，他明显地持宽容态度。  



　　1947年秋，李森科又一次从政治上开始反击了。他指使拉普捷夫，于1947年9月2日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名为“学术批评”实为反爱国主义》的文章，居然说：“攻击李森科也就是攻击苏维埃国家的基础。”李森科故伎重演，更激起全国遗传学家们的反对。  



　　1948年2月24日，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科学处处长、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日丹诺夫，就培植四倍体橡胶草（人造橡胶的主要原料）问题呈送斯大林报告，批评“李森科院士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不正确的观点，使这一工作困难重重”。1948年4月10日，尤里•日丹诺夫为苏联各州的党委演讲人进修班作题为《现代达尔文主义的几个争论问题》的报告，把李森科的“理论”批驳得体无完肤。  



　　1948年4月17日，李森科写信向斯大林求救。5月20日前后，斯大林召见了李森科，指定他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上作报告，并指定日丹诺夫主持这次会议。在斯大林的主持下，联共（布）中央对这场争论发表正式《声明》：“联共（布）中央认为，在生物科学上形成了完全对立的两个流派：一个是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流派，它以米丘林的名字命名、由李森科院士领导的米丘林学派；另一个是反动思想流派，即孟德尔—摩尔根流派。他们在苏联生物学界的追随者有施马尔豪森院士、热勃拉克教授、杜比宁教授、科利佐夫教授、谢列布罗夫斯基教授、纳瓦申教授等。”7月23日，李森科将《关于苏联生物科学的状况》一文送斯大林审阅。斯大林将报告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为“唯心主义世界观”；将“资产阶级遗传学”改为“反动的遗传学”。7月31日，李森科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上作了这一报告，算是对争论的最后裁决。遗传学研究事业遭到毁灭性的扫荡。  



　　日丹诺夫原来就有心脏病，怎经得起如此惊吓，于1948年8月31日猝死。一年以后，一批有改革倾向的干部，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兹涅辛斯基为首，被作为“帝国主义间谍”处死。  



　　斯大林死后，1956年，李森科被解除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1961年李森科又出任此职，仅仅一年又被解除职务，从此沉沦了。苏联的现代遗传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才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