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对话

　　编者的话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致信本报，呼吁全社会关心我国的农业科技创新，以农业科技创新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表达了农业科技战线勇挑新农村建设重担的强烈愿望。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现状和前景如何？农业科技创新能否满足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如何进一步加快步伐？为解答这些问题，本报推出“以农业科技创新推动新农村建设·系列对话”，陆续刊出本报记者与有关省部领导和专家的对话，今日刊出的是第一篇。您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致电或致信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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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院士在给本报的来信中，把农业科技创新形象地比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助推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农业科技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前列，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有效保障国家食物安全。”人们关心的是，我国农业科技水平的现状如何，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哪些差距？农业科技能否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记者为此走访了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



        记者：一提到农业科技，人们自然会想到杂交水稻、彩棉、反季节蔬菜等等。能否先介绍一下我国农业科技最有代表性的成就，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



        陈章良：能以不到世界耕地总量7%左右的耕地，养活占世界人口总数21%的人口，这是中国无法回避的一个世界性难题。我国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农民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成功解决了这个难题。这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也让我们国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打开这把“锁”的“钥匙”，就是农业科技创新。杂交水稻育种技术等我国农业科技最有代表性的成就及其贡献，都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农业科技创新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历来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以及农业科技和教育。国家建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大学，全国主要农业省都建立了农科院和农业大学，培养了一大批农业科研人才，造就了农业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同时建立起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使县、乡级农技站覆盖了全国，为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即使在“文革”期间，仍有一大批农业科技工作者在基层为农业和农民服务。



        农业科技创新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巨大。单就粮食生产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6095亿斤增长到2005年的9680亿斤。粮食的增长，既是中央支农惠农政策支持农业、刺激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也是农业科技创新对农业生产发挥巨大推动作用的结果。粮食总产量的增长主要依靠的不是增加耕地和播种面积，而是单产也就是亩产的不断提高。育种、良种、栽培、土壤改良、耕作、植物保护和农业防灾减灾等农业新技术的推广，直接促进和保证了粮食单产不断增长。



        依靠品种改良、饲料改进等农业技术创新，我国肉类从1978年的856万吨增长到2005年的7700万吨。全国的肉类、禽蛋和水产品总量跃居世界首位。



        记者：如何来看我国的农业科技水平的先进程度呢？



        陈章良：让我们自豪的是，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科技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些方面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或者达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一是我国的植物育种科技力量强大，几乎国际上能够做到的育种技术我们都有，其中超级杂交水稻研究与组合应用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由袁隆平院士领衔取得的中国杂交稻研究科技成果，不仅惠及中国人民，而且被其他国家推广应用，造福于当今世界。



        二是我国的一些生物新技术走在了世界前列。在克隆技术方面，我国已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体细胞克隆技术的国家。



        三是农业的耕作、轮作、精耕细作技术居于世界先进水平。



        四是我国农业资源丰富，野生资源利用走在了世界前列。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物种丰富，为农业科技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物种资源，包括野生水稻、大豆等。



        记者：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科技水平还存在什么样的差距？



        陈章良：尽管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农业科技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同发达国家相比，在多数领域仍有10年—15年的差距。



        据有关专家评估，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只有48%左右，而发达国家超过78%。我国在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和应用方面，如农业生物技术，我国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进程与发达国家都有较大差距；抗真菌、抗细菌、除草剂延熟研究等，我国才刚刚起步，与发达国家水平至少相差10年—15年；在微生物农药、兽用疫苗、单克隆抗体诊断试剂、家禽胚胎移植、人工种子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至少也相差10年—15年；而在电子计算机农业应用方面，我国农业领域仅有10多年历史，与发达国家农业数据处理、农业专家系统、农业计算机网络、农业信息实时处理等的广泛使用相比，至少相差20年时间。    



        水稻、小麦和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的单产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差距，按修正面积后计算的三大粮食作物单产水平，分别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70%(水稻)、40%(小麦)和66%(玉米)。其中原因除气候条件、栽培和肥力等因素外，品种的高产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大豆目前的单产仅为119千克/亩，远远低于美国的186千克/亩和阿根廷的179千克/亩。



        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近年来，中国在超级稻、矮败小麦育种技术、三系杂交转基因抗虫棉花、新型禽流感疫苗等方面获得了一批重大自主创新科技成果。但是，要清醒认识到农业科技自主创新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药品种少，顽固的爆发性动、植物病虫害迄今未能根治。蝗虫、锈病等传统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每年造成的损失仍然很大。



        我国农产品的加工技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相对落后。农产品多用途开发以及贮存、保鲜、加工、增值方面的科技创新滞后，直接影响农民增收。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只占世界五十分之一，对农产品的加工只是做初级产品，农业缺少高附加值的加工工业，大多数产品仍以鲜食、鲜销为主。



        记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我国农业科技能否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陈章良：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的多功能性日趋突出，为农业科技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发展，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手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基于目前的农业科技基础和实力，我认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农业科技只要加速创新就能够发挥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为加快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步伐，目前急需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大力改善农科教的条块分割状况，加强农业科研院所与农业高校的合作，充分发挥农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在农业科技创新方面的引领作用。



        二是尽快建立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立农业科研基金，支持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科技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



        三是尽快健全政府主导的农业推广体系。政府有责任将农业科学技术传入千家万户。农技推广必须以乡镇为基础，只有每万人农民中的推广人员数量相对提高，才能保证新的科学技术及时教给农民。



        四是大力发展农业科技教育，鼓励农业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去。在近几年热火朝天的高校扩招中，总体上农、林、水等专业院校招生仍相对困难，高校与农业相关的专业仍缺乏生源。就农大来讲，生物技术是热门，而传统农业和机械农业是冷中之冷。政府可以采取减免学费的方式吸引学生报考农业院校，并采取一定的政策鼓励农业大学的学生到农村去锻炼、成长，只有这样农业科技教育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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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章良，1961年出生于福建省。1978年考入华南热带作物学院，1983年考取了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1985年陈章良在欧洲的分子生物学报上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在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上也取得重大突破。他35岁就任北大副校长，2002年4月，被任命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曾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是我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科学家。他荣获“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