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技术转移遭遇“死亡之谷”

　　“我国在基础研究到企业产品开发的过程中，有90％的科研成果死掉了。”最近，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在“2006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峰会”上说，大量的科研成果湮没在基础研究到商品化的“死亡之谷”中。

    “死亡之谷”的说法出自美国国立标准技术研究所（NIST）的一份报告，指的是很多科研成果还没走向市场，就被埋没在从基础研究到商品化的过程中。

    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主任梁桂对李国杰的观点深表赞同，他说，一方面我国每年有大量的科研成果产出，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又急需引入高新技术提升竞争力。梁桂建议国内投资应该更多地投向企业的早期创业，更多地帮助技术第一次商品化的过程。

    中国不缺乏科研成果

    “束之高阁”，是对我国科研成果状况最形象的说法。

    事实上，我国并不缺乏科研成果产出。据北京市经委经济技术发展中心主任历大汛介绍，北京地区有一定规模的研发机构有2000多家，其中由政府和大学设立的研究机构达700多家、民办科研机构200多家、外资研发机构在北京也有200多家。特别是中科院，在北京有40多个研究院所，覆盖了光学、能源、交通、化工、遥感、生物、电子等许多领域，长期以来积累了一大批科研成果。

    但据了解，国内绝大多数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仍然停留在实验室，不能实现市场化和产业化。目前我国每年有科研成果约3万多项，而2000年至2004年，北京企业购买专利技术总数仅为897项。

    另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有上百万件专利技术、科研成果处于闲置和浪费状态。“一些科研人员根本没有成果产业化的意识。宁可放着，也不愿意拿出来共享。”一位来自科技中介机构的人士对这样的现状深表遗憾。

    “科技资源的优势并没有转化成竞争的优势。”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林耕说，以北京为例，北京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每年得到政府经费将近40多亿元，技术合同的成交额不到6亿元；研究型企事业单位投入的科研经费将近30亿元，而技术合同成交额也仅区区数亿元。

    “产学研合作的机制不健全，或者未能充分展开。”林耕说，与应用脱节，是导致科研成果转化难、转化率低的重要原因。据介绍，2004年，在京科研单位一共有14314个项目，而跟企业合作的仅507项，占3.54％；转制的院所设立了3000多个项目，跟企业合作的也仅占到17％。总体平均起来，院所和企业合作研发的项目在10％左右。

    “死亡之谷”埋没90％以上成果

    为促进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近几年来，政府相关部门积极支持成立科技中介机构。科技中介机构的发展，推动了我国技术交易市场的成长。据了解，2003年，国内共签技术合同26.8万项，成交额1049亿元，平均每份合同41万元。2004年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334亿元，同年从国外引进技术合同7139项，金额达134.5亿美元。我国企业购买技术的支出已经超过了研发支出。

    北京市科委副主任郑吉春指出，当前世界经济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技术创新成果商品化深度、广度和速度的较量。技术转移在推动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环节。

    但是，“我国在基础研究到企业产品开发的过程中，有90％的科研成果死掉了。”李国杰说，虽然近年来我国技术交易已十分活跃，但技术转移仍是我国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最薄弱环节，我国大量的科研成果湮没在基础研究到商品化的“死亡之谷”中。

    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也曾指出，我国科研成果大约只有5%能够成功进入市场。据世界银行相关资料表明，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只有15%，与多数发达国家50%～70%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无法比肩，更与美国、日本80%的转化率相去甚远。

    这就意味着有95％科研成果仍被锁在科研单位的抽屉里，我国绝大多数科研成果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能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贡献。

    “贫血症”导致中小企业高死亡率

    梁桂说，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规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状况，反映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有效性。资料表明，目前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有12万余家，从业人员960多万人。虽然此类企业的数量仅占全国中小企业总量的3.3％，却创造了全国约65％的专利发明、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近几年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均以30％至60％的速度增长，显示了不容忽视的强劲实力。

    “技术转移的重点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梁桂说，国际上技术转移的惯用方式是先将技术转移到创新型科技中小企业，大企业往往是技术转移的最后归宿，对初始的技术转移兴趣不大。中小企业平均每个雇员的技术创新成果是大企业的2倍，平均每个雇员所承担的重大技术创新成果也为大企业的2倍。因其技术创业期的巨大生存压力，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远高于大企业。

    但在这些数据背后是中小企业不容忽视的高死亡率。北京时代集团总裁王小兰指出，目前中关村科技型中小企业达1.3万家，每年有上千家企业诞生，但也有上千家企业死亡。分析其原因，主要是许多企业在发育前端严重“贫血”，即缺少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风险资金，结果造成企业胎死腹中或难以长大。

    据了解，2004年，金融机构向中关村投入资金500多亿元，因怕担风险，上万家中小企业只获得风险资金40多亿元，其他大部分资金都投向地区的硬件和大企业。由于资金困窘，中关村一些创新水平高但风险大的科技新产品很难产生效益。王小兰说，中关村地区每年推出技术成果上千项而转化率不到10％，如此低的转化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的风险投资难以满足企业创新的需求。

    “我们面临着一个大的产业转移期，更多的政策在后端，所以很多政府的服务中心都在后端。”梁桂说，“我们更应该关注企业创业的早期。”

    “但是中国的资金投入企业早期的仅有5％，大量的资金堆积在后端上市，实际是在投机。”梁桂说，国内大约有150亿美元在随时流动，进入不了企业创业的早端，进入不了技术成果第一次商品化的过程，多数都在股市中圈钱。

    政府“推手”助企业成长

    事实上，“死亡之谷”的现象在发达国家也存在。

    但是，发达国家几乎都有面向中小企业的创新法律和力度很大的早期介入政策，使企业的研发成果快速、有效地跨越“死亡之谷”。而当前我国的科技法或经济法多数用于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很少涉及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早期创业活动。

    梁桂举例说，美国有小企业创新投资计划，即科技型企业早期投资１美元，政府就补贴２美元，而最终只拿红利的10％。美国政府支持企业前端创新的投资约为800亿美元，支持创业发展的投资为170亿至270亿美元，支持产业化及上市的杠杆资本为600亿美元，早期投资明显大于中后期。

    “事实上，美国的技术创新政策，90％以上都在集中解决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死亡之谷’。”梁桂说，“这块地方风险最高，政府有责任为企业分担创业的风险，给它们种子基金和创业基金。”

    过去，我们的技术研发、基础研发、产品开发都是政府投资。进入市场体制，政府退出后，对市场失效这一块认识不足，相关制度没有跟上，怎样弥补企业研发投入、怎样弥补企业早期创业的问题并没有好好研究。

    所幸的是，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并积极探寻相关解决办法。“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加强技术转移工作的目标。在北京，相关政府部门通过不断完善技术市场的体系，严格技术市场执法，落实技术市场措施，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北京市科委牵头，对技术转移机构予以资金支持。2005年起，北京市科委设立技术中介服务专项基金，使科技孵化器和大学科技园等四类机构得到了支持。

    梁桂也表示，今后政府的政策导向将更多地支持企业加强和跨国公司的合作研发。“不仅要造林，还要育苗，以此带动‘十一五’发展，发展我们的草根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