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靠基础 三世同堂话基金

　　

　　编者按：1986年2月1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通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诞生，科学基金制在我国开始全面实施。对我国的科技基础研究，尤其是投身国家科研事业的科技工作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年来，科学基金不仅自身实现了从单一项目管理向与国家创新体系相适应的综合功能管理的转变，而且为我国基础研究管理和地方、行业科学基金组织发展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在各方面的支持下，科学基金经费从1986年的8000万元发展到2006年的34亿元，增长了41.5倍，已经成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和主要资助渠道。

　　20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运用国家投入的180亿元资金，择优资助了10万余个科研项目。截至2005年，“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3420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491人，“海外及港、澳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资助521人，“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了118个优秀创新团队。一批处于创新高峰年龄段的中青年学者成为推动基础研究发展的主力军。在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培养和凝聚科技人才、推动科技自主创新等方面取得显著的成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06年度项目申请受理工作汇总数据显示，今年共收到网上提交的电子版申请书63000余项，连续第三年申请量增加超过1万项。目前，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之中。当此之时，本报记者走访了一位从申请、评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到最后借鉴其设立自己的科学基金的长者,一位持续申请科学基金10年最后才在评审制度改革后得到重点资助的学者，以及刚刚开始向基金项目发起冲击的青年学人。分享他们申请科学基金的历程、接触科学基金的故事、亲近科学基金的情缘，我们定能受益良多。

　　吴文俊：基础科学是创新的希望

　　吴文俊，1919年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2001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我既申请过基金，得到过科学基金的很多资助，也做过基金评审专家。”吴文俊院士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还挂靠在中国科学院时，吴文俊就得到过基金资助，他说：“除了承担过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金委甚至还资助过我一台先进的电脑。”

　　吴文俊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多是在“八五”、“九五”期间，后来由于他主要参与到“973”计划等重大项目中，就没有再申请过基金了。然而回忆起自然科学基金对当时中国数学研究的帮助，吴文俊对其给予高度评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数学界来说是不可少的，早些年如果没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他们很多工作就做不下去了。”

　　1988年，吴文俊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数学若干基本问题的研究”，他从拓扑学研究转向机器证明和自动推理的研究，把中国传统数学思想总结概括为机械化思想，提出了用计算机证明几何定理的方法，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方法”。首次实现了高效的几何定理自动证明，被认为是自动推理领域的先驱性工作。他建立的“吴消元法”，成为求解代数方程组最完整的方法之一。此后他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在控制论、曲面并接问题、机构设计、化学平衡、平面天体运行的中心构形等方面都有建树，他的开拓性研究引导了大量后续工作的突破。他开展的数学机械化研究成为由中国数学家开创的研究领域，引起国际数学界的高度重视。

　　吴文俊认为，现在数学研究的环境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数学研究和产业化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在软件工程、自动控制等领域应用越来越多，这都得益于前些年基础科学的研究。长期以来，数学领域的研究不容易获得经费支持。基金委成立后，数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从此有了一个长期稳定的支持渠道。可以说，当时科学基金对数学界来说是“救命的基金”。

　　实现科技创新，人才是根本、是希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非常重视对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吴文俊说：“我就通过科学基金的资助，培养了很多博士生和硕士生。”

　　吴文俊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学术界联系密切，对科学发展的需求比较敏感，能够与时俱进地改进自己的管理模式，这是很难得的。基金委先后设立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创新研究群体等资助模式，这些资助形式都非常及时。说明基金委在不断地探索和改进资助模式，并且颇有成效。

　　基金委设立的多种人才类项目，实际上就是针对不同的群体采取了不同的资助和管理方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越来越注重营造宽松的环境、鼓励潜心研究，“这一点很受科技界好评”。

　　2001年，吴文俊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得到奖金500万元，其中50万是奖励个人，另外450万可以由他支配，用于资助他认为必要的研究。他很快拿出100万元，建立“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资助年轻的学者研究古代中国与世界数学交流的历史，揭示部分东方数学成果如何通过中国“丝绸之路”传往欧洲的。

　　在“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的管理上，吴文俊借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方式，邀请几位在数学史方面有代表性的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讨论谁应该得到资助，基金怎么分配等问题，包括我们给申请人提供相对宽松的研究环境，鼓励自由探索等。这项基金由一位他非常信任的学者进行管理，并规定这些经费必须用于科研，但不具体限制他们怎么做。“这和基金委的创新研究群体的管理理念很相似。”

　　我们既要重视学科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科学问题，也要支持社会需求提出的问题。研究新的问题，适应新的学科发展环境，探索新的资助模式和管理方法，也是科学基金工作面临的问题。

　　“我觉得基金委搞的联合基金就是一个很好的资助模式，应该坚持和完善。同时我觉得，基金委应不断探索和加强对交叉学科和交叉领域研究的支持，”吴文俊说，“基础研究要允许自由探索，宽容失败，这一点科学基金近年来已有很大改进。”

　　孙立广：赶上评审改革的头班车

　　孙立广，1945年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技大学极地环境研究室主任。

　　四次申请失败感到很沮丧

　　“尽管我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四次申请科学基金均告失败，但是我要承认，科学基金的项目评审是我国诸多科研计划评审中最干净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孙立广说。

　　1991年，孙立广开始第一次申请科学基金项目。当时他正好有位学长在基金委工作，对他所申报的课题很感兴趣，加之孙立广对自己申报的项目“感觉良好”，他认为自己的申请是“万无一失”。但因为基金评审坚持“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原则，他的项目在通讯评议中就因有专家反对而未能通过，也就失去了会议评审的机会。此后的10年里，孙立广先后四次申请科学基金，都因为自己从事的研究属于交叉科学领域，有评审专家反对而未能获得基金资助。

　　从1987年起，孙立广就和其他研究者一起参与过科学基金的项目。但“多次申请都没能通过，我真的感到很沮丧，也一点办法都没有。”孙立广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是最公正的，也是科学界比较认同的。但在评审制度改革之前，科学基金实行的是‘一票否决’制，五位函审专家中有一人否定就得不到资助。”

　　孙立广说，当时他真希望对有争议的项目可以拿出来讨论，科学基金能给自己一个机会、给小人物一个机会、给青年人一个机会。可以试探性地先进行小额资助，看有苗头怎样，如果做得不错的话再得到后续资助。

　　受惠于评审改革

　　2000年，基金委进行评审制度改革，推出“专家署名推荐制度”，由具有学术声望的学者承担举荐重任，有选择地支持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的“非共识项目”。

　　1999年，孙立广刚刚从南极考察回来，当时他手中只有2万元国家科技攻关资助和3万元科大预借的经费。“我是掰着手指头安排实验经费的，2000年得知自己申报的基金项目通过时深感是为我雪中送炭。”在获得基金资助后，孙立广、谢周清等在Nature上发表了企鹅生态考古的第一篇论文——《过去3000年企鹅数量记录》。在其后的三年中，围绕这个专题他和他的研究生们一起又在J. Geophys. Res等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上连续发表了10多篇文章。

　　“所有人都说好的项目不排除可能是一个平庸的项目，特别有争议的项目有可能是特别优秀的项目。”孙立广说，“一个创新的想法一开始可能会有人难以理解甚至反对，这是正常的。评审专家的判断大多是准确的，但对于基础研究来说，专家也很难保证没有走眼的时候。包括2000年我最后通过评审的项目，还是有很大争议。”

　　“如果还像以前那样评审我还是通不过”。孙立广知道，持否定意见的专家并不是对他个人有成见，也不是水平不行，“只是对项目的可行性表示怀疑。这个项目最后验收时，被评为优秀项目并纳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汇编”。

　　2002年，基金委提出一个重点研究方向——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当时孙立广想研究南极，通过鸟粪层来研究企鹅和海豹的生态历史。他希望能把南极研究放在这一重点研究方向中来。当时项目专家组负责人苏纪南院士建议他先不要搞南极，试着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生态环境变化。“他老人家说在中国南海西沙群岛，有很多岛屿，有很多鸟类，建议我通过鸟粪层来研究中国的情况。”于是，孙立广就开始申请一个重点项目——“西沙群岛类数量变化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当时他认为自己还没有资格去申请一个重点项目，申请时很有些犹豫，但没想到评审专家都给了很高评价。

　　“2002年9月项目答辩时，在场的有20多位评审专家我绝大多数都不认识。像汪品先、秦蕴珊、丁仲礼等权威学者此前没见过面，主审专家安芷生院士也只有一面之交。但后来是一致通过，而且得到很好的评价。”孙立广说，“当时真是喜出望外，今年年底这个项目就要结题了，相信不会辜负专家们的希望，能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从鸟粪研究中开辟一个新方向

　　“科学基金的资助为我们研究小组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孙立广说，“化石要几十万、几百万年才能形成，因此它反映的是几十万到几百万年的尺度。如果研究南极几百年、几千年气候变化，就缺乏好的研究载体。对全新世生态地质学研究来说一般用树木年轮、珊瑚研究几百年气候变化，但南极没有树木、珊瑚。如果研究含有鸟粪土层中所含标形元素的含量的变化，就能反映这一区域在某一历史时期生物量的变化。我们用多学科交叉的生态地质学方法研究几千年生态变化、气候的变化和冰盖进退的关系，鸟粪土层确实是个很好的载体。”

　　2004年，孙立广又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他们正在将研究目标从南极、西沙扩展到北极，从企鹅粪到海豹毛，开始针对当前生态地质学的国际前沿研究，围绕生态环境的全球变化区域响应这一核心问题，以含有企鹅粪、海豹排泄物和海豹毛等生物遗迹的沉积序列为过去环境信息记录载体，应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重建中晚全新世海鸟、海兽生态演变及其与全球变化的关系。

　　通过研究，孙立广、谢周清等提出了在沉积层中识别企鹅粪的标型元素组合的方法，开始探讨3000年来企鹅数量变化和重要的环境事件，创新地提出了用生物地球化学方法来研究历史时期企鹅数量变化的方法。应用数理统计方法提取出企鹅粪在沉积物中含量的相对变化，将企鹅粪的相对含量变化作为企鹅数量变化的替代性指标，结合定年数据，恢复了阿德雷岛地区历史时期企鹅数量的变化趋势。

　　孙立广和刘晓东等综合对比多个替代性生态环境指标，恢复了距今大约1500年来出现在法尔兹半岛的海豹数量变化历史，揭示出在人类未曾干预的情况下，海豹数量的变化是剧烈的，它受到气候变化、海冰条件和取食行为的控制。

　　孙立广与尹雪斌等又进而探讨了人类文明在粪土层中的历史记录，为寻找失落的文明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这一研究成果现已综合形成了一部专著：《南极无冰区生态地质学》，由国家自然基金委资助出版。基金项目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平台，通过三项基金，孙立广已经培养四位优秀的博士，其中谢周清、刘晓东博士分获了2001年度全国优秀百篇博士论文和2006年中科院50篇优秀博士论文，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生态地质学研究团队正在成长起来。回顾过去的八年，孙立广深有感慨地说，“我们幸运地赶上了基金评审改革的头班车。”

　　孙红芳：希望多给年轻人一些机会

　　孙红芳，1971年生，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副教授。

　　2006年3月15日，孙红芳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再次递交了申请。尽管她曾参加导师刘元方院士主持的面上项目、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的子课题，但2005年她第一次独立申请的项目仍未能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交叉学科在申请时难以“归口”

　　“找不到合适的学科归口去申报，也是去年未能通过评审的一个重要原因，”孙红芳说，“像我们这样一些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申报时往往觉得不知道应申请哪个对应学部的项目合适。”1998年，孙红芳获得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放射化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就留在北大工作，主要从事有关加速器质谱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研究。她曾作为主要成员先后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子课题各1项。2000年，她获得教育部骨干青年教师基金1项。2003年4月，孙红芳完成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放射医学系博士后的研究回国以后，就开始从事C60富勒烯的化学修饰及其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研究。迄今为止，她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已发表论文28篇，其中SCI收录21篇。

　　去年3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开始受理时，孙红芳觉得“自己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有了一定的积累”，就尝试独立申请项目，但遗憾的是申请最后没有通过。因为孙红芳以前一直从事核技术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这一交叉领域的研究，比较对口的应当是数理学部物理二处，去年为了避免与其他同事在同一个口申请撞车，所以她就选择了一个无机化学方向的项目。孙红芳觉得没有通过评审一方面是自己还要努力把工作做得更扎实，另一方面自己去年选择的无机化学方向也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今年作了更充分的准备

　　今年孙红芳申请的是“纳米科技基础重大研究计划”之下的子项目——“水溶性富勒烯衍生物对肿瘤生长的抑制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因为纳米研究计划本身就是一个旨在促进学科交叉的研究计划。而且近几年，纳米材料与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其中纳米药物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今年申请的项目我们作了更充分的准备，也有不错的研究基础。”孙红芳2001年至2003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放射医学系进修期间，就开展了近红外荧光标记Annexin V对荷瘤鼠辐射治疗后肿瘤细胞凋亡的实时荧光成像研究工作。积累了有关荧光标记、细胞培养、荷瘤小鼠操作、组织病理切片制备以及使用流式细胞仪和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的实践经验。而且，他们的课题组从2003年就开始从事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工作。曾建立了合成C60(OH)x的方法；制备了125I标记的C60(OH)x；研究了其在五种荷瘤鼠模型中的生物分布。还与解放军总医院激光科合作，初步研究了C60(OH)x对人卵巢癌细胞SKOV3的杀伤作用。由于前期的研究结果显示，富勒醇对肿瘤生长的抑制并不是通过直接作用于肿瘤细胞，而可能是通过增强非特异性免疫来起作用的，因此今年开始申请科学基金去做更深入的研究。

　　各种癌症是人类健康的第二大杀手，而且近年来，全世界范围内癌症的发病率都在不断上升。因此进行有关抗肿瘤纳米药物的研究开发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应用上都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纳米药物具有许多优点：较好的稳定性和生物相容性，毒副作用小，药物利用度高，可靶向给药，具有缓释作用等等。因此孙红芳与从事肿瘤细胞趋化运动和转移机制研究的免疫学博士孙荣华合作，选择了这一课题。为了增强研究力量，他们还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展开合作。

　　因为今年申请的项目和纳米基础科学研究重大研究计划中的第4个目标：研究纳米生物体系的特性，探索用于重大疾病——肿瘤治疗的纳米药物相符合，而且还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也有不错的合作伙伴，因此她觉得今年把握大些。“但面上项目没有答辩过程，今年的申请实际上又是在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所以究竟结果如何，只有到九、十月份结果出来时才能知道。” 孙红芳说，我们所选取的化合物为低毒性，易制备的碳纳米材料，从增强免疫的角度对其抗肿瘤效应进行系统研究（包括整体、细胞和分子水平），区别于其他研究侧重于氧化应激效应的思路。如果确实证明其作用显著，将可能为碳纳米材料的生物医学应用找到新的方向。

　　青年人更需要机会

　　基金申请有个特点是“先难后易”。对一个研究者来说，如果获得科学基金的资助，又做得还不错的话，以后的申请就会相对容易一些，而且是做得越好，越容易得到资助，有了资金也就更有条件出成果。再申请项目时评审专家对他比较信任，把钱交给他也很放心。如果是第一次基金，通常会困难一些。去年申请没能通过，让孙红芳觉得对于初次申请科学基金的人来说，评审“还是比较严格的”。“青年人对一些科学问题的看法不一定很成熟，但青年人需要在研究中成熟，需要更多的机会，”孙红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