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调查报告

　　

　　中国科协《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或者应用于生产的项目数仅为人均0.78件，其中成果转换为产品或者应用于生产项目数为零的占74.5%。

　　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在创新成为经济、科技发展最强音的今天，这个曾经困扰中国科技界和产业界的难题已经成为最大掣肘之一。

　　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一直在努力着，特别是作为科研国家队——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近期，记者跟随中科院微生物所所长高福、所长助理马延和、刘文军等科学家下了一次“江南”——不是游山玩水，而是为了向企业推介项目，进一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现在国家的科技中介机构还不完善，我们这些人只能粉墨登场了！”

　　●“对于一个研究所来讲，科研和产业化一个都不能少，我现在的精力是各占一半。”

　　●“没办法啊，没办法……”

　　浙江天台是中科院微生物所一行人江南之行的第一站，厂址设在天台的浙江银象公司就是借着微生物所“乳链菌肽”技术发展起来的，这次他们要商谈下一步合作。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中科院微生物所和浙江银象公司签订了一份总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的《技术转让合同书》。

　　乳链菌肽是一种“天然防腐剂”，微生物所还连栋研究员介绍说，乳链菌肽对许多革兰氏阳性菌，尤其是对引起食品腐败的嗜热脂肪芽孢杆菌、肉毒梭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利斯特氏菌等，具有强烈的抑制作用。但被人食用后，却能被消化道中的ɑ-胰凝乳蛋白酶降解，不会改变人体肠道内的正常菌群，也不会引起常用抗生素出现的抗药性问题，更不会与其他抗生素出现交叉抗性。2006年初，“乳链菌肽的研究与开发”获得200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国际上市场份额也很大。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合作都这样愉快和顺利。

　　海正公司是微生物所一行人的第二站，可当他们赶到海正时，等待着他们的却是一张“苛刻”的合同书。在海正准备的合同书上，给微生物所列出了详尽的“时间表”：微生物所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达到预期效果，并由海正公司对研究进行阶段评估。

　　“我们理解时间对企业的重要性，可科学不是预言，不可能按照时间表行进。我们只能说，就目前的研究情况看，我们很有希望找到一种微生物降低乳酸的生产成本。”所长助理刘文军的表情变得非常严肃。

　　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谈判还在继续。

　　有人把市场比作风浪莫测的海洋，即使最优秀的舵手也摸不透它的脾气，何况这些长年扎在实验室的科学家。对这些习惯了和实验仪器打交道的科学家来说，商场显然并不适合他们。

　　“现在国家的科技中介机构还不完善，我们这些人只能粉墨登场了！”高福的笑声中透着几许落寞：“我做了很多年科研，总觉得还是呆在实验室最舒服。可既然当了所长，就必须把产业化的大旗扛起来。对于一个研究所来讲，科研和产业化一个都不能少，我现在的精力是各占一半。”“没办法啊，没办法……”向来言简意赅的高福此刻却变成了《大话西游》中的唐僧，连着说了几个“没办法”：“总不能让所有人都出来跑吧？只能我们多做点。不瞒你说，我们几个都才40出头，可都有高血压了。没办法，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是注定要牺牲的一代。”又是一个“没办法”！

　　中介机构不完善只是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的障碍之一，对于微生物所来说，他们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很多企业不讲诚信。

　　张玲是微生物所科技处副处长、产业化办公室主任，她介绍说，所里曾经把一项国际领先的技术转让给了某家企业，“后来这家企业在经营中遇到了问题，就擅自把技术转让给了另一家公司。结果，这两家公司陷入了长期的法律纠纷，微生物所夹在中间也是左右为难。”张玲无奈地摇了摇头：“像这样的事情，我们遇到的不是一件、两件。甚至还有些企业的技术人员打着请教问题的旗号得到了我们的专利技术，然后再改头换面自己申请专利。”

　　“其实对我们来说钱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更心疼的是很多好技术、好发明就此搁浅了。”张玲说。

　　其实，微生物所的遭遇并不是孤立现象，“有些企业得到技术之后就把合同视若无物，说白了，就是把研究所甩了。还有些企业拿着我们的成果申报国家奖项，申报成功后对我们的科研人员连提都不提。说起来真让人寒心！”在中科院开会时，记者曾经听过很多这样的抱怨。

　　高福说：“科学家哪是能在商场里打滚的人！实践证明，同企业合作是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大趋势，在产学研三者之间，企业才是创新的主体。”

　　中科院院长路甬祥说，中科院是国家的中科院，我们用的每一分钱都是纳税人的血汗，我们必须对社会有所回馈。但是社会分工不同，我们不善于、也不可能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和管理。作为国立科研机构，科学院应该起到支撑和引领作用，做好科学研究的源头，起到辐射作用。这就是我们在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的定位。

 

　　●“如果能重来一次，就算领导说出‘花’来，我也不会再接NISIN。”

　　●“对企业来说，不能靠一项科研成果一劳永逸。技术的发展都是有周期的。”

　　●“我们早就看出一些国际公司合资是假，想吃掉我们的技术是真，这本是一些国际大公司的惯用伎俩。”

　　邢雪荣是中科院工业生物技术与产业化处主持工作的副处长，他接触的企业多如过江之鲫。在他眼中，银象公司是科研成果产业化、院所合作最成功的案例之一。今天，银象公司生产的乳链菌肽已经占到了国际市场80%份额，公司正在走向壮大。

　　银象的老总就是沈颜新。尽管他成功了，可是，每次他回忆起创业10年的经历，都禁不住感慨万千：“接下NISIN（乳链菌肽）我并不后悔，我也一定要尽我的努力进一步壮大企业。可如果能重来一次，就算领导说出‘花’来，我也不会再接这个项目。”

　　沈颜新是天台的一个传奇，上世纪80年代他就靠贩蛇胆淘到了第一桶金，很快就在上海开了贸易公司，在杭州办了加油站，在厦门设立了办事处。“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是千万富翁了。”1994年，刚刚回到家乡天台的沈颜新在地方领导的劝说下成立了银象公司，接下了NISIN项目。

　　“高科技中小企业创业难啊！对于中小企业来说，首先就是资金链条不顺畅。要支撑起一个产业，光靠个人的财力是远远不够的。”的确，从中试成功到规模化生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市场也不会轻易为新产品打开大门。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四千万……这项目就像无底洞一样，这么多钱投进去却看不到成效。为此，沈颜新年收入百万的加油站卖了、贸易公司关了，“最后连劳力士手表都当了，真是差点家破人亡！”这位曾经的天台首富很快变成了“首负”，回忆起那段往事，沈颜新还有些唏嘘。

　　高科技民营中小企业是科研成果转化中最为活跃的群体之一，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他们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瓶颈：后继无力，发展能力不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刚刚发展时声势壮大，最后却销声匿迹、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

　　微生物所所长助理马延和提醒说：“对企业来说，不能靠一项科研成果一劳永逸。技术的发展都是有周期的，民营企业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好技术和项目储备，企业才有持续发展的能力。”

　　除了技术储备不足，在中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家们还要面临另一项诱惑：国际大企业以并吞先进技术为目的的高额合并或合作计划。

　　银象牌NISIN扬名全球后，要求合资的大公司纷至沓来，其中，尤以某国际巨头的请求最为迫切：“我们想和贵公司合资生产NISIN，我们两家合资后再开发其他项目。”沈颜新说：“合资没问题，可是我想我们还是先引进个好项目，见效后我们再谈NISIN的事情。”这已经是第11轮谈判了，双方始终在“先投资还是先引进项目”这个问题上胶着。因为沈颜新的坚持，谈判破裂了。

　　虽然失去了合作的机会，沈颜新却并不觉得失望。“我们早就看出一些国际公司合资是假，想吃掉我们的技术是真，这本是一些国际大公司的惯用伎俩。”说起这段经历，沈颜新还是难以控制地激动起来，声调不由地拔高了。

 

　　●我国科技成果平均转化率仅为10%~15%左右；

　　●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只有30%左右；

　　●实现观念上的革新和解决中试资金的缺位迫在眉睫。

　　在2005年的“南京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论坛”上，有学者透露,我国科技成果平均转化率仅为10%~15%左右,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只有3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贡献率。

　　如何提高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是一个庞大的话题，科技界、企业界、经济界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地探讨，并从体制、机制改革，法律保障，资金保障、人才培养上提出了很多改进的意见，党和政府也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中做出了相应了规定。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有一些问题等待解决。

　　首先，要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必须实现观念上的革新。朱高峰院士曾提出，对于科研单位或大学来说，不能闭门造车，而应该打开门来进行技术开发，认真倾听企业的声音，了解企业的需要。对于企业来说，必须认清自主创新才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根本，不能只等着“吃现成的”，应该加强同科研单位的合作，掌握能在市场上制胜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

　　另一个问题就是：中试资金的缺位。

　　所谓中试就是科研成果在工业化生产之前的中间放大试验阶段。由于工业化生产环境同实验室环境的差异，在科研成果工业化生产之前，必须经过放大试验，以验证科研成果是否适合工业化生产，并找出在生产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但中试对设备的要求比较高、占用面积大，大多数科研单位都不具备中试能力。对企业来说，中试的时间段可能延续几年甚至十几年，投入很大。因此很多企业，特别是实力相对薄弱的民营企业更不愿意为一个未知的结局耗费心力。

　　作为科技国家队，中国科学院特别在网站上开通了“产业化”的频道，也力促各个研究所尽快把科研成果和企业对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微生物所所长高福透露，微生物所正在和天津开发区共同筹建研发中心，在这个研发中心中，不仅有科研单位，还将吸引高新技术企业进入研发中心，同时也会考虑建立中试基地，形成产学研一条龙。

 

　　●“微生物，高科技，大产业。”

　　●“我们所里有这么多好技术、好项目，如果都能顺利转化为产业，何愁我们国家不能在以工业微生物技术为基础的第三次生物产业浪潮中再领风骚？”

　　●“聊城的灵芝多销往韩国、日本等东南亚国家，每公斤才17元左右。这些国家把灵芝进行深加工，做成昂贵的保健品再卖回给中国。”

　　“微生物，高科技，大产业”，这是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对微生物所的希望，也是世界生物产业的发展方向之一。

　　生物产业是继信息产业之后世界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微生物产业又被誉为生物产业的“火车头”。据了解，美国、日本、欧盟，甚至泰国、印度等近邻都已不同程度地制定了今后几十年内用生物过程取代化学过程的战略计划，以求在以工业微生物为基础的第三个生物技术发展浪潮中居于领先地位，抢占这个21世纪国际经济技术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中科院微生物所不仅在微生物资源、病原微生物等基础研究领域独占鳌头，在工业与应用微生物研究上也很有建树。“我们所里有这么多好技术、好项目，如果都能顺利转化为产业，何愁我们国家不能在以工业微生物技术为基础的第三次生物产业浪潮中再领风骚？”高福说。

　　近年来，我国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上不断取得重大突破，正在形成充满活力的生物技术产业群。而且我国生物技术前沿研究与国际差距较小，并且生物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很有优势。温家宝总理曾提出，生物技术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确定的5个战略重点之一，是未来高技术产业迎头赶上的重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也指出，大力发展工业微生物技术，提高我国工业微生物技术的创新能力，是国家的迫切需求，也是保证国民经济日益增长的需要。

　　高速公路在浙东的群山中蜿蜒，满眼所及都是深深浅浅的绿。“今天下午要到海正集团，前阶段我们和海正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准备在生物药物的研究与开发上进行联合攻关。明天中午我们要赶到宁波，把‘发酵法生产生物降解塑料PHBV中式技术’转让给天安公司，他们现在已经是国际上规模最大的PHBV材料供应商了。下午搭飞机到山东，我们将在那里举办‘中国·聊城2006生物产业高峰论坛’。”高福介绍说。

　　“其实是论坛搭台，产业唱戏。我们将同聊城市政府签订一个全面合作协议，开展项目对接。聊城是我国灵芝产量较大的地区。聊城的灵芝多销往韩国、日本等国家，每公斤才17元左右。这些国家把灵芝进行深加工，做成昂贵的保健品再卖回给中国。其实，灵芝是我们所研究的重点作物之一，无论是灵芝栽培还是深加工，都有雄厚的科研实力和技术力量。这次去我们要考察一下当地的情况，看看是否能建立一个我国最大的灵芝生产基地和产品深加工基地。”刘文军一语道破个中玄机：“聊城还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城市，我们也希望通过微生物产业化发展带动地方经济。我想这是帮助农民致富的好方法，也算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尽一份力。”

　　“人家都在往前赶，我们哪还能稳坐钓鱼台啊!”高福说。“这一趟走下来，我深觉受益匪浅。在同企业的交流中，我们带着问题谈学术，在思想的碰撞中产生了很多新想法、想出了不少新课题，这些可能就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

钱建强/光明日报

　　中科院微生物所的科学家们怀揣技术，辗转江南，劳顿之苦自不待言，而无奈之情亦表露无遗。他们拥有好技术，但实在“好酒也怕巷子深”，若束之高阁、灰尘裹身，不为外人识，一切耗费岂不付之东流？因而，为了突破科研成果转化之难，他们不惜粉墨登场，走出实验室，奔向大市场，这是“没办法”之后的办法。从结果看，科学家们虽有斩获，但一脚踏岸一脚下海的模式是否具有可行性和普适性，尚可存疑。

　　正如科学家自己所言，“做了那么多年科研，总觉得还是呆在实验室最舒服”，科学研究的性质决定了科学家的知识素养和能力结构是十分不同于企业家的。科学家是摆弄实验仪器的好手，但并不一定就是搏杀市场的高手。让他们从学术争鸣的论坛上走到商业谈判的桌子前，颇有一种“赶鸭子上架”的味道。而且，纵然他们勉为其难，真的上了架，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难有一番作为。所以，好技术、好项目到了科学家手里未必就能换得好效益，相反，赔钱之后不了了之的倒是时有所见。

　　既然科学家做不了市场的事，那就让企业家来做。可遗憾的是，很多时候一些企业搞的是“欺诈和背叛”——骗取技术，不守合约，逃避费用，等等。这多少令人有点心灰意冷。然而，即使企业之中存在不少投机取巧的败类，它在科技成果转化之中的核心作用也依然不受动摇。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这已是见诸党和国家权威文件的全社会的共识。政府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过程中，首先予以明确的一点也是“要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显而易见，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自然也就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

　　企业愿意将技术成果转变成实用商品，这不是因为企业心疼好技术无人问津，而是由于它们看到了技术可能带来的巨大利润。在企业的逻辑里，创新本身并不能成为创新的理由，科技成果转化也不是为了验证技术的实用性，因而，企业决不会平白无故地支持每一次技术变化，而将自身置于可能亏损乃至破产的危险境地。企业是否有意促成科技成果的转化，取决于企业在利润和风险之间所作的权衡。作为投资者，企业在比较和判断时都会小心翼翼，谨慎从事。尤其对于潜在风险的分析——比如，技术变革是否可行，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是否具有连续性，知识产权保护是否健全，等等——企业极为敏感。如果企业的分析认为风险过大，投资得不偿失，而且这种状况在短时间内无法改观，企业就会对科技成果转化无动于衷，即使有意利用技术，也往往倾向于从事短期行为。长此以往，一个技术转化和企业投资之间的恶性循环就形成了：科技成果因为得不到资本的支持而难以转化成经济效益，而企业又因为看不到科技成果转化的长远利益而不愿投资。在此情形下，科学家们直入市场，试图消除技术和市场之间的隔阂，其心可感，但只要企业对市场风险的判断未有整体变化，此种努力的效果恐怕不甚明显。

　　事实上，在一项技术从研发到成果转化的整个过程中，企业都应该起到决策作用，而不是只在最后实现产业化的阶段才被拖进来。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过低，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企业失位时，技术进步就失去了市场方向，就失去了赢得效益的目的。所以，在技术创新之中，更多的工作应由企业来完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全部的创新都要移到企业中来，非企业性质的科研机构应该消失。其实，两者之间是存在分工的，比如受国家税收支持的科研机构更多地应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多加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