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中国文化价值观实用化倾向妨碍创新

　　

　中国的文化当中有一种缺乏以认识自然界基本规律为目标的研究传统，价值观偏于实用化。过于强调“学以致用”，而“学以致知”讲得很少。这种局限性也表现在科学成果的评价体制上，就是过于强调研究的短期产出。

　　基础研究是自主创新的基础，中国基础研究的状况如何呢？笔者用“进步虽快而差距还不小”来概括。

　　中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增长很快，从1991年的7.43亿元到2003年的87.7亿元，13年增长了10.8倍。另外，中国已拥有一支总数约7.9万人的研究队伍，总体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涌现出一批与国际科学界对话的人才。现在，中国的基础研究在当今国际科学前沿的若干学科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整体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正处在从跟踪向原始性创新、由量的扩展向质的跨越的转变之中。

　　但是，我们的弱点也很明显。总体创新能力和水平还落后于国际平均水平，大多数高新技术的核心知识我们还未掌握。瑞士洛桑研究所把国家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全面领先国家——美国；第二类是科学技术强国，包括日本、德国、英国；第三类是科学大国，包括意大利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第四类被称为边缘国家，中国、印度、巴西都被归于这一类；第五类是科技不发达国家。中国科学论文发表总数虽然已跃居世界第五位，但大多数学科论文的篇均引用率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呢？除了投入不足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化传统因素的制约。我们这个民族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离不开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化，但这并不表示文化传统没有缺失。我们的文化当中有一种缺乏以认识自然界基本规律为目标的研究传统，我们的价值观偏于实用化。过分强调学以致用，而“学以致知”讲得很少。

　　中国古代天文观测是发达的。中国最早用甲骨文记录了超新星的爆发，但我们没有进一步研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爆发；《墨经》对所有的几何光学现象都有记载，如针孔成像、放大镜等等，但没有人问“光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往往强调“用”，能管用就好了，止步于应用，没有进一步进行哲学的思考、理论的思维，往往停留在感性的阶段。

　　这种局限性也表现在科学成果的评价体制上，就是过于强调研究的短期产出。现在很多研究都是文章驱动，而不是科学目标驱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提级、奖励、待遇都是和文章挂钩的。我和很多年轻的学术带头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也很苦恼。这个问题很好，很重要，但为什么不继续研究？他说，如果继续研究，短期内发不了文章，我们如何“交账”？于是，重要的研究就这样放弃了。

　　基础研究往往需要10年、甚至20年才可以出成果，文章驱动的评价体系是出不来大成就的。

　　(作者陈佳洱为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