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为什么迷恋大都市

　　据媒体报道，日前在杭州举行的2006年浙江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招聘大会，吸引了1500余家企事业单位参加，提供工作岗位2.2万余个。当天招聘会现场接待应聘者6万余人次。然而，招聘会的结果却并不乐观，最后达成初步意向的仅有7590人，现场录用192人。这就表明，提供的岗位中，至少有1.4万多个岗位被“空置”。在参展的1500家单位中，外地和地方企业有近1000家，占到参展单位总数的66％，更占到所提供岗位的82％。在这些企业中，除了一些知名企业，大多数是各地的民营企业。也正是因为如此，让许多把就业首选目标锁定在省会杭州等大城市的毕业生失去了兴趣。有关人士也认为，大学生们不愿意离开大城市是此次招聘会众多岗位“空置”的主要原因。无独有偶，南方某媒体也有消息称，今年有30万大学生“蜂拥珠三角，号称吃野菜也要留下来”。

    在就业的寒流中，大学生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放弃中小城镇“唾手可得”的工作机会，宁愿吃野菜也要留在大都市，固然有小城镇“生活不习惯”、“基层太艰苦”等主观原因，但客观上这却是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大城市机会多、就业环境相对公平、工作环境内耗小、再选择的成本比中小城镇低得多，这是目前中国的现实。

    中国社会的关系和权力往往交织在一起，越是在内地的城市，越讲究关系，个人成长和再选择的空间往往也越小。当代大学生以及他们的师哥师姐中，有不少人怀着一腔抱负到了西部或者偏远乡镇，但到了一定时候还是纷纷选择了离开，重新投入大城市的怀抱，这时候，他们除了一点点社会经验，基本上一切只能从零开始。

    因此，通过改造“权力本位”的社会结构来促进就业公平，在笔者看来固然是一个根本的办法，然远水救不了近火。人生苦短，没有人等得起。事实上，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就业机会的萎缩和劳动力被挤出，是任何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中不能违背的规律。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为前车之鉴。现在的大学生支边和下乡，虽然有了更多自愿的成分，但如果他们回城的道路过于艰难、成本过高，仍然是个人、家庭和社会的重大损失。

    其次，为了促进大学生就业，有关部门近日联合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2006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鼓励毕业生合理流动的政策，对用人单位跨地区聘用的高校毕业生，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应取消落户限制，简化有关手续。这个通知由中组部、中宣部、中编办、教育部、发改委、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保障部、人民银行、工商总局、国务院扶贫办、团中央等十四部门联合下发，声势虽然浩大，但仍然属于临时性的救急政策，难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所以，其缺陷也很明显：一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直辖市，也是特大型城市，就业容量原本是最大的，却仍然把持着落户限制的特权；二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社会经验、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并不处于最佳创业年龄，因此要确保他们就业，首先应该有足够多的中小企业来容纳他们。这就要求给中小企业创造更多、更好的创业环境，取消中小企业主及其用人的落户限制，才是根本之策，如今却仅仅“优惠”应届大学毕业生，显然是挂一漏万。

    很多地方针对大学生自主创业出台的各种优惠政策，与这个临时性的大学生户籍管制政策，效用大体是一样的。类似的临时抱佛脚，会陷入一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陷阱。没有生机勃勃的中小企业创业环境这张皮，大学生就业“毛将焉附”？所以，政府机关要精兵简政、国有企业在减员增效，外企的特殊待遇要逐渐取消、享受“国民待遇”，这样才能给中小企业公平的创业环境。

    临时救急总不堪，风物长宜放眼量。如果政府有关部门不是从整体性的户籍公平、创业公平等多方面努力去创造一个全国统一、公平的就业市场，再多的优惠政策给应届毕业生，都无法落到实处。一旦人才不能合理公平地流动，那么，大学毕业生对于大都市的迷恋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